讀《春秋》如斷案：春秋決獄 重誅首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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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讀《春秋》如斷案。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從《春秋》「誅首惡」這一義旨中獲取足夠的教益：不做「首惡」之人，克服自身缺陷，客觀判斷外在形勢，順勢而為，順時而動。

」

《春秋》以數萬字囊括了從魯隱公元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正如董仲舒所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

如上所述，《春秋》具有法律般的完備性、體系性和邏輯性。

在一定意義上，讀《春秋》如斷案。

在著作《春秋》時，孔子將義理寄托在具體的歷史中，而後來人則藉助於玩味《春秋》來條分縷析地對歷史進行斷案，分析其利弊得失，找出邦國和家族盛衰的內在原因和演變路徑，以便後人能夠以史為鑒，更好地順時而動。

《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失去尊位四處奔波流浪者更是不計其數。

《春秋》一書注重對亂臣賊子懼的貶斥，也同樣指出：君主的被殺，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國破家亡等一幕幕觸目驚心的慘劇的出現也有其內在的原因，而且很多時候內在因素往往起著更關鍵的作用，《春秋》將之歸納為「首惡」。

董仲舒在概括「春秋聽獄」的內容時也提到「首惡者罪特重」（類似於今天在刑法上對主犯懲處更加嚴厲）。

我們不妨以歷史上著名的假途滅虢為例來看。

虞國、虢國是晉國周邊的兩個唇齒相依的邦國。

晉國想攻打虞國擔心虢國救援，反之亦然。

為此晉獻公寢不安寐，這時晉國大臣荀息定下了各個擊破之計：用晉國國寶美玉垂棘之璧和良馬屈產之乘賄賂虞公，以便借道伐虢，在滅虢後在伺機滅虞。

虞國賢臣宮之奇識破了晉國此計，以「唇亡則齒寒」的古語力勸虞公與虢國聯合抗晉。但是虞公貪戀晉獻公的賄賂，中了晉國離間之計，不僅借道，還出兵配合晉國滅虢。

虢國滅亡後不久，虞國也被晉國滅掉，不僅寶玉、良馬被收回，淪為階下囚的虞公還被作為晉獻公女兒的嫁妝帶到秦國做奴隸。

《春秋》對發生在魯僖公二年的這一事件的記載是：「虞師、晉師滅夏陽。」在滅夏陽這個行動中，虞師（軍隊）被置於晉師之前。

顯然，在孔子看來，相對於晉國，害人害己的虞國才是「首惡」、「始作俑者」，應該負主要責任。

類似的事情還有楚文王入蔡滅息。

蔡哀侯和息侯都是娶得陳國女子。

有次息侯夫人經過蔡國，蔡哀侯在禮節上招待有所不周。

息侯聽說後很生氣。就跟楚文王合謀，讓楚國假裝攻打息國，而息國向蔡國求救，楚國趁機擊敗蔡國。

最終，蔡國軍隊被擊潰，蔡哀侯也被楚文王俘虜。

感到窩火的蔡哀侯也給息侯上了個眼藥，他告訴楚文王息侯夫人是世間罕見的美女，見獵心喜的楚文王便假裝去息國做客，趁機也滅了息國，將息侯夫人據為己有。

蔡侯、息侯因一點小事鷸蚌相爭，最終落得一個國君被俘虜、一個國家被滅亡的結局。

所以熟悉《春秋》的司馬遷在講述春秋大義時，才著重提出：「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或許是有鑒於此，漢武帝時的廷尉張湯在斷獄時，常常比附《春秋》經義，並諮詢董仲舒等大儒和經學博士們的意見。

這種將先王經義與當朝制度、道德與法律綜合權衡考慮的做法，為有些僵化的法律條文注入人情味和道德價值，這就是所謂的「春秋決獄」（董仲舒《春秋繁露》中也有「春秋聽獄」的說法）。

古人有言：「不知來，視諸往。」

但在日常生活工作生活中，我們也可以從《春秋》誅首惡這一義旨中獲取足夠的教益：不做「首惡」之人，克服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客觀判斷外在形勢，以便做出合理的判斷，順勢而為，順時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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