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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的學問與功業

王陽明這幾年一直都很火。

王陽明也確實是一個很值得火的人,早在他死後不久,就被認為是一個「完人」。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人能在「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中做到一個,就可實現名垂後世,死而不朽了,而王陽明竟然三個都做到了。科舉出身的官員,一般都飽讀詩書,平時夸夸其談沒有問題,一旦真的遇到兵荒馬亂之類的事,常常是束手無策,「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平時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說得都是這幫人,而王陽明竟不僅有學問,還有事功,以一個文人的身份通過軍功得了爵位,學問與事功相得益彰,也確實史上少有。

在現代很多人看來,他既是名滿天下的學者,又是位高權重的官員,是官員中的學者,學者中的官員,這既讓官員羨慕,又讓學者眼紅。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王陽明其實早就很紅。影響了中國現代歷史發展進程的兩個大人物——毛澤東和蔣介石,都認真學習研究過王陽明。1917年,24歲的毛澤東寫出了《心之力》,湖南一師老師楊昌濟驚嘆其文之氣概,在滿分100之上另加了5分。該文章從題目到內容,都一眼可以看出深受王陽明的影響。蔣介石更是一生服膺陽明心學,他把自己的字改為「中正」,就來自於陽明心學之「大中至正」,他於1949年敗退台灣,1950年就將台北附近的草山改名為陽明山,以紀念王陽明。

王陽明的影響力也早就超出了國界,在日本近代史上被稱為海軍「軍神」的東鄉平八郞,據說有一個印章,上面刻著7個字:一生俯首拜陽明,這成為很多中國人驕傲的理由------雖然東鄉是甲午海戰中的重要將領,就是他違反國際法的基本原則,擊沉了清軍的運兵船「高升」號,讓1100多名中國士兵葬身海底。

按照現代人的思路,王陽有既然那麼有成就,他的背後應該有一套指導他成功的理論體系或者說指導思想,這是現代人真正想找到的東西——去研究他為什麼成功,然後用得出的理論來指導自己。

作為「立言」的代表,王陽明創造了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即「陽明心學」,很多人自然而然地認為這套理論肯定就是指導他做事的根本原則和方法論,說穿了,就是他的「成功學」。這個世界想成功的人太多了,陽明心學自然也就成了當今的一門顯學。

未能免俗,我也認真讀了王陽明的一些文章,看了幾本王陽明的傳記,卻一直不得要領,看不出來他如何用心學的理論原則去指導治國理政和用兵打仗,找不出來他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與途徑,一度十分沮喪,覺得自己成不了成功人士確有原因。直到有一天,經高人指點,突然恍然大悟:王陽明的心學理論和他當官做事及用兵打仗是兩回事,二者之間沒有關係,心學並不是他事業的「成功學」。

陽明心學是一套很有意思的思想體系,在思想被禁錮的明代,它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的作用,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但無論如何,心學是從程朱理學發展而來的,脫胎於儒家學說,只是儒學的一個分枝,而儒家的思想理論從來都不是成功學。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做人,即自我的修養和提高,」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以修身為本「,並不是做事,尤其是不追求事情的成功。這一點,古人早就看的很清楚,戰國時期著名縱橫家蘇秦的弟弟蘇代就說,「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也就是說,儒家所推崇的仁義之類的理論,只能用來自我完善和提高,卻不是用來指導做事的方法。儒家思想是以倫理為中心的原則導向型理論,以仁義為第一原則,只講仁義不計成敗,認準了符合仁義的東西,就要堅持去做,至於窮與達、貧與富,都是仁義的副產品,不值一顧。如果能夠成功,那固然很好,倘若失敗,也無非求仁得仁,捨生取義,即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它自己根本都不追求成功,你怎麼用它來指導成功?

陽明心學做為儒學的一個分枝,只是改變了傳統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方法,而沒有改變其本質。王陽明從小熟讀儒家經典,完全接受儒家以自我修養為核心的一套原則,從小就定下了要「做聖賢」的目標。傳統儒家自我修養的辦法主要是「向外求」,即通過研究外部事物,從中發現和掌握「理」或「道」,從而提高自己,即所謂「格物致知」。王陽明一開始也接受了這種方法,並努力去做。但他「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不僅沒有「格」出「理」,反倒「格」出一場病來,從而對這種方法產生了懷疑。後來,他受到佛家思想的影響和啟發,經過龍場悟道,確立了自己「向內求」的方法,即認為一切「理」或者」道「,他又稱之為」良知「,都是在個人的心裡,只不過是讓世俗的東西蒙蔽住了,只要努力除去這些世俗的東西,向自己內心深處發掘,就可以發現一切的「理」,就能「得道 」,向外界事物中求道則屬於南轅北轍,即所謂「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他的這種方法和佛家的「明心見性」有相似之處,所以王陽明的這套理論又被稱為心學。

王陽明自己從小學習的目的就是做符合儒家標準的聖賢,心學是他自己研究出來的如何做聖賢的理論和方法,其根本目的還是要落實儒家自我修養這一根本原則。他自己也說:「聖賢只是為己只學,重功夫不重效驗「,即只是按原則下功夫去做就行了,至於「效驗」、也就是結果如何,並不重要。根本不重視結果的一套理論,不可能指導做事成功。

既然心學不是成功學,那王陽明為什麼又在當官做事、用兵打仗等各方面取得了如此的成就呢?這其實要歸因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豐富包容。

在中國歷史上,雖然儒家思想總體上佔據著主體地位,但其他各種思想也一直存在並發展著,甚至有的思想在某一階段還成為了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歷代統治者在實際統治中都是明儒暗法、儒表法里,佛家、道家的思想也一直長盛不衰,以孫、吳為代表的兵家思想也不斷被發揚光大。到了王陽明時期,各種思想在理論上都已基本成熟,在實踐上也都取得了很大成績。王陽明的成就來自於對這些理論的綜合學習運用。

王陽明博覽群書,他的心學來自於儒家和佛家的思想結合,他當官治民的方法如十家牌法之類明顯取自於法家,而帶兵打仗時的虛虛實實,真真假假,「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自然是得益於他從小喜歡讀兵書。

據說法國社會心理學家托利得曾經有一條定律:測驗一個人的智力是否屬於上乘,只看腦子裡能否同時容納兩種相反的思想,而無礙於其處世行事。判斷文化也應該如此,中國文化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多種相互衝突的思想體系能夠共存共發展。如儒家和法家,儒家只講究手段(仁義道德)而不問結果,而法家則只管結果,不擇手段。儒家的思想固然產生仁愛與君子,但也造成虛偽與無能,法家思想冷酷功利,但也形成秩序與事功。又如「誠」是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中庸》中用了很長篇幅來論證「誠」的意義,認為「君子誠之為貴」,程朱理學更被認為是「其學本於誠」,但這並不妨礙自《孫子兵法》以來兵學理論十分發達,兵學的核心是「兵不厭詐」,「誠」與「詐」,完全對立,卻並行不悖。正是儒、法、道、佛等各種思想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才形成了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保持了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穩定。

在這樣一個思想多元的文化中,只有不完全拘泥於一種思想理念,才會有大的成就。王陽明正是在打下堅實儒家教育的基礎上,又學習和接受了其他各方面的思想,並將它們有機結合,靈活運用,才實現了立德、立言與立功的「三不朽」,他的「德」、「言」、「功」分別是在不同思想理念指導下的產物,它們三者之間,倒沒有太多的直接關係。王陽明如此,後世的曾國藩也是如此。

學習王陽明,不能只學習他的心學,必須把他放在中國文化的大背景下來學習。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也不能只盯著儒家一家,必須真正做到「經綸三大教,出入百家言」,才有可能發現點兒規律與本質。王陽明說:「白璧屢投終自信,朱弦一絕好誰聽?」中國傳統文化是一部交響樂,任何一件單一的樂器都不可演奏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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