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起醫療糾紛案終於洗脫嗎啡污名，還醫生清白

02

九月

星期六

安寧療護的目的是使病篤難愈無可救治的患者，在現代醫學理念的指導下得到儘可能周到的綜合醫療護理，死亡時「身無痛苦，人有尊嚴；心無牽掛，靈有歸宿」，即所謂「優逝」。

去年，陸軍總醫院腫瘤科因「嗎啡使用糾紛」被患方告上法院，此案自發生以來一直受到業界的強烈關注。前不久，該案件出現了轉機，最終以醫方勝訴獲得解決。那麼，該案件為何最終柳暗花明？觸碰了醫務界的哪些痛點？判決對於醫務界乃至整個社會有哪些現實意義？希望陸軍總醫院腫瘤科專家劉端祺教授等人所做的詳盡分析能帶給讀者更多深入理性的思考。

新聞事件回放

2015年5月，章女士因胃癌切除術後胸悶、喘憋入住陸軍總醫院腫瘤科，影像檢查顯示腫瘤複發、胸腔積液、腹腔種植轉移、淋巴結轉移，伴間質性肺炎。在進行抗炎、平喘、胸穿抽液、營養支持等治療後，患者病情仍逐漸加重。在患者家屬準備「自動出院」的當天上午，患者突然出現心前區不適，心電圖顯示急性心梗，伴快速房顫（心率200次/分鐘），呼吸困難呈端坐狀並進行性加重。

按多學科會診意見進行治療後，患者心跳轉為竇性，但呼吸仍十分困難，痛苦不堪。針對上述病情，醫生與患者親屬進行了交流。在患者家屬表示認同後，給予靜脈壺入嗎啡10mg，患者呼吸狀況明顯好轉，可平卧入睡。次日凌晨，患者再次出現呼吸困難，予皮下注射嗎啡10mg，呼吸狀況再次好轉。下午患者呼吸困難逐漸加重，皮下注射嗎啡10mg無效，患者終因呼吸循環衰竭死亡。在場親屬平靜料理後事。

時隔半年，到2016年，章女士的兒子以醫院「過量使用嗎啡，導致患者死亡，使其過早地承受了喪母之痛」為由到法院起訴，向醫院索賠10萬餘元。訴訟過程中，某司法鑒定所認為「醫方使用嗎啡不夠慎重，對病人死亡負有較輕微責任」，隨後，司法鑒定醫方「應用嗎啡不夠慎重」，存在過錯。

2017年5月17日，法院公布一審判決：某司法鑒定所的法醫臨床鑒定意見不予採信，駁回原告要求陸軍總醫院承擔相應賠償責任的全部訴訟請求。判決書明確指出，「嗎啡的使用與患者的死亡無關」。

案件體現了司法系統對我國安寧療護事業的支持，有利於「優逝」理念的推廣

這一判決罕見地推翻了醫療鑒定的結論，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一個追尋晚期癌症患者死因責任的「普通案件」，但對醫務界而言，其判決結果直接影響到我國安寧療護事業未來的發展方向，其意義並不「普通」。

我國長期重視優生優育，但對「優逝」鮮有提及。然而，每一個理想的生命過程，都應該是「優生、優育、優逝」的過程。安寧療護是「為患有不可治癒的疾病患者在臨終前提供減輕痛苦的醫療護理服務」，目的是使病篤難愈無可救治的患者，在現代醫學理念的指導下得到儘可能周到的綜合醫療護理，死亡時「身無痛苦，人有尊嚴；心無牽掛，靈有歸宿」，即所謂「優逝」。

去年4月，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以安寧療護為題，對不可治癒患者臨終前的醫療護理服務展開討論，強調「安寧療護關乎患者的生命質量，關乎醫學的價值取向和社會的文明進步，是一個重要的民生問題」，極好地詮釋了「優逝」的社會意義。多少年來，中國老百姓對死亡的期許就是希望在生命的盡頭有一個「好死」，將「不得好死」視為惡毒的詛咒，而安寧療護恰恰反映了老百姓的這一訴求。

與大家熟知的姑息緩和治療或舒緩治療的概念相比，安寧療護涵蓋的範圍要窄一些，只限於生命最後階段（一般為3~6個月）臨終前的醫療護理服務，目的是幫助病篤患者實現對優逝的期許。顯然，安寧療護既不同於以戰勝疾病為目的的治癒性治療；也不是停止治療，讓患者無可奈何地消極等待死亡；更不允許對患者主動實施所謂的「安樂死」。

這一判決的一個重要意義在於，體現了國家在司法層面對我國姑息緩和治療及安寧療護事業的支持，對優逝理念的推廣和普及發揮了不可小覷的作用。

判決洗脫了嗎啡的污名，也使從事安寧療護的醫護人員感受到了司法的公平

今年以來，安寧療護已頻頻見諸官方文件和各大媒體，安寧療護工作的開展有了國家部委規章的支持，一線醫護人員也因此有了開展安寧療護的行為和技術規範。正是在這一大環境下，去年發生在陸軍總醫院腫瘤科的「嗎啡糾紛案」開始出現轉機，以醫方勝訴而告終。一審判決出來後，懸在業內同行們「心裡的石頭落了地」，也使從事安寧療護的醫護人員乃至整個醫學界都從中感受到了司法公平的力量。

在這起醫療糾紛中，原告認為醫方對呼吸困難的患者「超說明書」使用了可能引起呼吸抑制的藥物——嗎啡，使其「過早地經歷了喪母之痛」，屬於「嚴重違規」。司法鑒定的結論也認為，醫方「使用嗎啡不夠慎重」，要「對患者的死亡負輕微責任」。

此案發生於2015年，當時，對晚期呼吸困難患者允許使用阿片類藥物的《安寧療護實踐指南（試行）》（2017年2月9日發布並開始實行）還沒有出台，因此不能作為證據對醫方做出有效支持。原告得知司法鑒定結果後，將索賠金額從10萬元提高到24萬元。按以往醫療案件審判的慣例，如果判決主要依照司法鑒定，醫方將「負輕微責任」，需要作出一定的賠償。可以想見，一旦出現這個結局，我國剛剛興起的安寧療護事業將遭受重大挫折，損失絕非金錢所能衡量。

幸運的是，處理這起案件的法官們非常敬業，對控辯雙方以及醫療司法鑒定的意見反覆斟酌，慎之又慎。法官們認真學習並接受了姑息緩和治療和安寧療護的理念，專門召開了專家論證會，進一步徵詢意見，力求「深刻把握、主動順應科技發展新趨勢」，「促進政法工作與現代科技深度融合」。判決書中針對「嗎啡致死」的指控，以現代醫學對嗎啡廣泛使用的實踐成果為依據，對醫方使用嗎啡的理由和用藥過程進行了專業且嚴謹的分析，指出：「病人具有使用嗎啡的指征」，「不存在使用嗎啡的禁忌」，「用法、用量亦無不妥」，強調嗎啡的使用與患者的死亡無關。

這一判決不僅洗脫了嗎啡的污名、還醫生以清白，也有利於原告打開心結消除疑慮，給逝者以理性的交代。

安寧療護在倫理、法理等方面還有諸多「坎兒」，需要深刻的觀念轉變和細緻的醫患溝通

嗎啡案的判決也使醫務界堅定了對我國司法工作的信心。至少，讓大家看到一種希望：以前那種醫院「一上法庭就賠錢，一死人就輸理」的不正常局面有望得到扭轉了。

事後，也有醫療界的同行認為，本案雖然突顯了司法的力量，但「此案難以複製」，「是在北京司法環境中的偶然」。還有的網友寫道「在我們這個小地方可打不起這種官司。我絕不敢給快死的患者用嗎啡，我祈禱那些在痛苦中逝去的患者理解醫生的苦衷」。是的，在我國還不能就姑息緩和治療及安寧療護工作迅速立法的當今，本案對如何充分利用現有的法律、法規、規定，形成有利於安寧療護工作的良好的司法環境，只是提供了一個值得探討的樣本。安寧療護要想獲得法律的「保駕護航」，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任何新生事物的推廣都需要一個過程。安寧療護涉及生命和多重複雜癥狀評估後的醫學干預，在倫理、醫理、藥理、法理諸多方面都會觸碰許多以往很少遇到的「坎兒」，需要深刻的觀念轉變和細緻的醫患溝通，以及彌補諸多法律上的困惑和空白，才能獲得司法的長期穩定支持。要堅持「優逝」理念，摒棄對臨終患者勞民傷財「不惜一切代價」的搶救，以及對晚期腫瘤患者「生命不息，抗癌不止」乃至「死馬當活馬醫」的過度治療。對篤信「好死不如賴活著」的普羅大眾，應該著力宣傳這一移風易俗的理念，建立新的「優逝」觀，為安寧療護的立法工作打下深厚的群眾基礎，從而實現世界衛生組織所提倡的「肯定生命的價值，將死亡視為一個自然的過程；不刻意加速也不延緩死亡的到來」。

在安寧療護的臨床實踐中，醫生所面對的是一個個長期身患痼疾、在生死線上痛苦掙扎的特殊個體。此時，拯救或延長生命已經不是一個可取的醫療原則，及時轉換到「最大限度地減輕痛苦，最大化地維護人格尊嚴」才是明智的選擇。正如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德國醫師史懷哲所說：「使患者在死前享有片刻的安寧將是醫生神聖而嶄新的使命」。這是醫生的天職，也是醫生應該具有的人文情懷。

國內外的實踐證明，對出現疼痛、呼吸困難等癥狀的終末期腫瘤患者合理使用嗎啡等阿片類藥物，以及其他措施幫助患者解除痛苦，往往十分有效。在本案中，患者有使用嗎啡的強烈指征，是使用嗎啡治療的實際受益者。否則，患者將會在萬般痛苦掙扎後加速死亡。

至於患方所起訴的對於嗎啡的「超說明書用藥」情況，事實是，幾乎所有權威性的國際醫學組織都倡導和認同對晚期癌患者應用嗎啡，以發揮其鎮痛、鎮靜與改善呼吸困難的作用。合理適當地應用嗎啡既不會導致呼吸抑制，也不會縮短患者的生存期，更不會加速患者的死亡。對以嗎啡為代表的阿片類藥物安全性的過分擔心是不必要的，將嗎啡妖魔化更是不應該的。

中國藥學會於2015年4月公布了《中國藥學會超說明書用藥專家共識》，提出「超說明書用藥必須有充分的文獻報道、循證醫學研究結果等證據支持」，並將具體證據分為5個不同的推薦強度。這個專家共識實際上為我國醫生「超說明書用藥」開了綠燈。從根本上講，醫生「超說明書用藥」還是為了患者的最大利益——使患者能夠及時得到最適宜的治療。而這也是對藥物說明書一出台就存在滯後性的一種彌補。重症患者出現呼吸困難可使用嗎啡，這已有國內外大量的實踐證據。我國目前需要的是儘快修改說明書，而不是讓正確的有利於患者的臨床實踐倒退，讓患者受罪。不分青紅皂白地反對醫生超說明書用藥，是對醫生權力的閹割，弱化了醫生對患者負責的職業精神。

文/陸軍總醫院腫瘤科 劉端祺 張建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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