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雙林：回顧和反思我的學術人生
這是一份反思性很強的歷史學者回顧錄。郭雙林教授治史，已逾30多年，取得不少引人注目的學術成果，他從不滿足已達到的學術境界，總是想方設法不斷尋求自我突破，特別是在過了不惑之年後，更投入大量精力研修理論經典，尋求新的學術研究路徑。他的思考、探索、解悟，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新世紀的歷史學學術前進的某些趨向。新世紀的中國歷史學，應該有更新的面貌和更深刻的思想意蘊，但達致這樣的境界，也需要有更新的路徑。郭雙林先生的學術反思，是一種不容忽視的借鑒。
郭雙林
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供職於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中華賭博史》《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甲寅派」與中國現代文化思潮》，策划出版《大學歷史學論文讀本系列》，在權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數十篇。
採訪者：李衛民
受訪專家：郭雙林
採訪時間：2017年2月28日
採訪地點：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郭雙林教授辦公室
胡思庸先生、龔書鐸先生、陳平原先生與我的晚清地理學研究
李：我讀《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感覺這本書質量已經很高了，您也曾回憶，這部書的研究、寫作、修改，持續了很長時間。
郭：大約有15年吧。
李：十年磨一劍，15年，磨的時間也夠長了。
郭：情況是這樣。我1984年從河南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後當年考取本系碩士研究生，導師有三個：毛健予先生、胡思庸先生和榮鐵生先生。具體指導我撰寫碩士學位論文的，是胡先生。那時候，「文化熱」興起，受這股時代思潮的影響，我在確定碩士學位論文題目時，自然想到近代文化演變和西學東漸問題。研究近代西學東漸，《海國圖志》這部書是繞不過去的。一次和胡先生彙報論文選題時，提到《海國圖志》，先生突然說：「你能不能從地理學的角度研究一下這部書。」當時我就楞了一下。因為我的專業方向是中國近現代史，從來沒有想過從地理學的角度對《海國圖志》做一番研究。不過，既然先生提出了這個問題，我表示看看再說。
尋著這個思路，我把河南大學圖書館的所有圖書卡片通查一遍，結果發現，鴉片戰爭時期的世界地理研究不是孤立的，早在嘉道之際西北地理學就已經蔚然成風，鴉片戰爭時期的世界地理研究，不過是戰前西北地理學在新的形勢下的一種變異而已。具體說來，戰前祁韻士、徐松、張穆、沈垚、俞正燮、魏源、姚瑩等人均曾研究過西北史地。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後，除了去世的幾位外，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把研究的重心轉向了東南海疆，並由此走向了世界。這股學術思潮並沒有隨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束而終止，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後，隨著中國北部邊疆出現危機，中俄邊疆史地開始興起，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何秋濤。所以，鴉片戰爭前後的地理學研究，不只是一部《海國圖志》或《瀛寰志略》，而是一股學術思潮。從戰前的西北地理研究，到鴉片戰爭時期和稍後的東南海疆地理、世界地理研究，再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後的中俄邊疆地理研究，是一個整體。我的碩士學位論文名字叫《論鴉片戰爭前後的輿地學》，就是研究這股學術思潮，上起1820年前後，下迄1860年前後，大約40年時間，當時寫了近8萬字。
等到做博士學位論文的時候，我曾想繞開這個題目，因為當時感覺自己很難突破自己。在考博之前我寫過一篇文章叫《論戊戌時期的「排荀」運動》，龔書鐸先生知道此事，所以在一次談及博士學位論文選題時他曾建議我，能不能研究一下近代諸子學。考慮到有關諸子學的文獻太多，三年之內很難把論文寫完，所以放棄了。當時還曾考慮過研究近代科學思潮。上海的熊月之先生曾經寫過一部《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但一直未見誰寫中國近代科學思想史，於是我就想把近代科學思潮作為研究對象。為此很是下過一番工夫，並曾到清華大學請胡偉希先生幫我修改論文提綱。後來發現內容太多，三年之內根本沒辦法寫完，於是決定縮小範圍，專門研究《科學》雜誌。最後還是放棄了，因為《科學》雜誌涉及許多具體學科的知識，一個人在三年內很難把各門自然科學的知識都弄明白，泛泛而談，也寫不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此外，也曾考慮過研究張君勱的思想，因為提不起興趣，最終沒有下手研究。
轉了一大圈，最後又回到了原點，重新考慮地理學。當時我對地理學研究陷入一個思維誤區，總是以人物及其著作為中心來思考問題。如果按照人物為中心來寫近代地理學史的話，很多內容將無法容納進去。在龔先生的教導下，我才明白學術史、思想史也可以圍繞問題來寫。思路打開後，下面的工作就簡單多了。原來準備寫到1934年中國地學會成立，但是，戰線太長，只能縮小範圍，只寫晚清時期，名字叫《晚清地理學研究》。《晚清地理學研究》共5章，內容大致可以分為外來影響、地理學本身的演變及其社會功能三大塊，從邏輯上看，是從形下向形上推。博士學位論文的撰寫，對我的影響可以說是根本性的，此後，面對任何研究對象，我都會直接圍繞問題來思考。後來我曾用「胡思庸先生教我讀書，龔書鐸先生教我思考」來概括我的成長曆程，後半句說的就是這件事。
《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的出版過程比較曲折。博士研究生畢業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我也沒有動它。我是覺得，這個問題在當時比較邊緣化，關注的人不多，一般學術著作出版都很困難，估計這部書稿更沒人出，即使出版了，怕也沒多少人願意去讀，我是有點意興闌珊。當然，也曾經申請過一家出版基金資助，沒成功。一家出版社的編輯曾表示願意出版，條件是不給稿費，我拒絕了。後來，偶然聽說北大有人辦了個《學人》雜誌，發的文章篇幅比較長。找來雜誌一看，三位主編：陳平原、汪暉、王守常，一個也不認識。當時正好有朋友在北大哲學系讀書，於是就複印了一部分投到了王守常先生的信箱里。沒過多久，陳平原先生約我談話，說文章比較對他們的路子，略作修改後可以採用。文章發表在《學人》第七輯上，有三萬多字。之後不久，陳先生讓我給他送一本論文列印稿，說是想看看。又過了些日子，陳先生又打來電話說讓我過去一下，見面後才知道他把我的博士學位論文推薦給北京大學出版社了。因有人問出版後能否得獎，他說自己只能肯定論文不錯，但無法保證將來出版之後能夠獲獎。他建議我把論文送到人民大學出版社試試，並且很肯定地說：人大出版社應該願意出，如果不出再去找他。不料論文送到人大出版社後，如石沉大海，連回饋的信息也沒給。當然，我也沒有再去找陳先生，非親非故，我怎麼好意思一再麻煩人家呢！後來因為其他事與陳先生聯繫，在得知論文仍未出版後，他讓我把改寫的書稿送過去，很快就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所以我很慶幸自己遇到了陳平原先生這樣一位非常純粹的學者，否則，這部書稿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面世。
書出版後，反響之好出乎意料，不僅研究學術史、思想文化史的人看，甚至一些教社會史的老師也向學生推薦。同時，海峽對岸學術界也做出了反映。一位叫洪健榮的先生專門就此書寫了一篇長文，將其置於民國以來地理學研究的發展脈絡中來考察。洪先生甚至認為，此書的問世，不啻貢獻給世紀末的海內外學術界一部意義非凡的近代地理學史專著。這個評價要遠遠超出我的預料。說來奇怪，我的幾本書出版後比較有分量的書評大多是台灣學者寫的。《中華賭博史》出版後，中研院史語所的柳立言先生就曾經寫過一篇書評，對該書作了比較充分的肯定。雖然知道二位先生的肯定帶有某種鼓勵成份，但仍讓我感到十分欣慰，因為我與二位先生並不認識，既不曾謀面，也不曾通信，特別是洪健榮先生，至今連其供職的單位都不清楚。
從河南大學到北師大：回述求學經歷
李：關於河南大學的學風，您能再做一些回憶么？
郭：河南大學是個老學校，1912年建校，與民國同齡。其前身叫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當時與清華學校齊名。20世紀30年代改為河南大學，以後又改為國立河南大學，是一所學科齊全、實力雄厚的綜合大學。後因院系調整，對學校發展影響很大。我們入學的時候還叫河南師範大學，畢業前已改回河南大學這個老校名。學校雖然前後變化較大，學風還是被一代代傳下來了。開封這個地方，由於交通的影響，是有一些封閉，但這也有好處，就是大家能夠靜下來潛心讀書。我在開封求學工作前後十年時間，當時沒有其他的事情，主要精力都用在讀書上，平時和朋友聊天也是談學術，比如最近有什麼新書出版，有什麼新文章發表，某位學者正在研究什麼新問題，等等。
河南大學的學風可能和北京大學的學風有一定的關係。記得陳平原先生曾經提到過，我的文章比較對他們的路子。當時我只知道曾經在河南大學工作過的許多老輩學者，如范文瀾先生、嵇文甫先生、馮友蘭先生、任訪秋先生等都曾經在北大學習過。後來一想，嵇文甫先生應該算是我的師祖，我的碩士生導師胡思庸先生曾給嵇先生做過助手，不知道這中間是否有某種聯繫。我的碩士學位論文從確定題目到搜集資料，再到寫作、修改，都離不開胡思庸先生的指導。他當時在鄭州河南省社科院上班，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到鄭州去當面彙報論文進展情況。寫出初稿後先生在百忙之中曾為我逐字修改過，這份手稿我至今保存著。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先生對我的影響是如此之大。後來才發現，自己無論是寫文章還是講課，都明顯帶有先生的印記。
李：關於您的文章寫作，能否多說幾句呢。
郭：我的文章寫得不好。當然，這主要是自己沒有學好。胡思庸先生的文章寫得很漂亮。早年以《偉大的愛國者林則徐》《林文忠公家書考偽》《太平天國的知識分子問題》《太平天國與儒家思想》等文章享譽學界。中年以後，所撰《汪士鐸思想剖析》《清朝的閉關政策與蒙昧主義》《西方傳教士與晚清格致學》等，亦曾傳頌一時。據他自己講，《偉大的愛國者林則徐》一文是看完資料後一氣寫成，沒抄卡片。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發現先生寫文章不打草稿，腹稿打好後一揮而就。我看過手稿，只是偶爾改了幾個字。我在《中國近代史讀本》上冊中為先生的《太平天國與儒家思想》一文所撰的導語中曾經寫道：「義理、考據兼得方算真學問，情到、意到、筆到才是好文章。」這話不是隨口說的，是我跟先生多年學習所得的體會。可惜因天資愚鈍，在撰寫學術論文方面，我始終未能學到先生的精髓。
另外，我的文字可能受研究對象的影響也比較大。鴉片戰爭前後研究西北地理和世界地理的學者們，同時也都是文章家。如祁韻士的文字就很不錯，徐松的文字就更好，當時就名滿京城。其他如張穆、龔自珍、魏源、姚瑩、李兆洛等人的文字也都不錯。民國初年甲寅派的幾個代表人物，如章士釗、李大釗、高一涵、李劍農等，也都是文章高手。長期研讀這些人的著作，不可避免地會受其影響。
李：現在，把胡思庸先生集中介紹一下吧。特別請談一下1980年代的胡先生，胡先生在這個新舊轉換時期的一些思考、工作。
郭：胡先生是河南信陽人，早年讀的是教會學校，所以，英語基礎很好。大學入學時學的是園藝專業，後來才改學歷史。畢業後留校任教，同時任《新史學通訊》編輯和嵇文甫先生的助手。胡先生天賦很高，能詩善文。一次課間毛健予先生對我們說：胡先生非常聰明，嵇老做學術報告，胡先生做記錄，報告結束後記錄稿不用看，直接交刊物發表。欣慰之情溢於言表。剛工作，胡先生曾經講授先秦諸子，他舊學底子非常深厚。1987年我的碩士論文列印後曾遵囑給劉大年先生寄過一本，大年先生在回信中稱讚先生「為人治學，純正嚴謹」。先生治學嚴謹是出了名的，從不輕易動筆。此一風格，應該是受嵇文甫先生的影響，而嵇老又明顯受李敏修先生影響。據說李敏修先生教人，由船山上溯洛閩，而歸宗於洙泗。但根據我的感覺，在舊學方面，嵇文甫先生似受陸王一派影響更大一些。
胡先生在國內近代史學界是領軍人物。五十年代後國內長期未評職稱，後來恢復職稱評定後，先生由講師直接升教授，未經副教授一級。以後又由普通大學教授直接出任河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這在今天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在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討論過程中，先生不僅擔任「中國近代文化史叢書」編委，還於1984年11月與龔書鐸先生共同在鄭州主辦了國內第一次「中國近代文化史學術討論會」，對推動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西方傳教士與晚清格致學》一文就是先生提交此次會議的論文。我那時我剛剛考上碩士研究生，曾從開封跑到鄭州去聽會。
大學三年級時先生曾給我們年級講授過半學期「中國近代思想史」選修課，讀研究生時又給我們講授過「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課的一部分。當時研究生上課不必非到課堂上去，而是到導師家裡聽課。當時先生已經出任河南省社科院院長，所以幾次課都是晚上講的。先生講課與別人不同，第一次介紹基本概況、基本史料和研究著作，以及學術界爭論的問題。第二次講課前首先由學生彙報讀書情況，並提出問題。這種方法讓我們感到壓力非常大，因為不讀書你就根本提不出問題來。中國近代史的一些基本史料，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點讀的，最初發表的幾篇文章，也是這樣從史料中讀出來的。後來我在介紹自己的成長曆程時說「胡思庸先生教我讀書」，指的就是這件事。
先生對河南大學的熱愛，現在的年輕人很難理解。碩士研究生畢業時，我曾準備到鄭州工作，並一度在究竟是去省社科院還是去鄭州大學之間猶豫，因了一個偶然的因素，後來留在了開封。沒想到事後先生對此不僅沒有生氣，反而微笑著對我說：「你的選擇是對的，河大是個做學問題的好地方。」後來考博士研究生時，先生多少有點不大願意我離開河南大學，甚至在寫完推薦信後說過：「這是最後一次」。我知道這句話的份量，但我認為無論對母校還是對老師，報恩的方式不止一種，做出成績來或許是最好的報答方式之一。我現在就是這樣勉勵我的學生的。
李：1990年代，您到北師大讀博了，能回憶一下當時北師大的文化氛圍么。
郭：北師大是一所老學校，學風非常紮實。但1990年代初期是當代中國人文學科發展最困難的幾年，這種情況對北師大的文化氛圍不能說沒有一點影響。我那時在研究生會當學術部長，對於此類事情非常反感。為了推動研究生的學術研究，曾經創辦過《研究生論壇》，好像還舉辦過研究生學術論文評獎活動。但因經費特別緊張，搞任何學術活動都很艱難。
學習方面，博士生與碩士生不同，學習主要靠自己。龔先生給我們上過一學期中國近代文化史課，可能是因為我們年齡普遍比較大，平時管的不多，只是到關鍵時候才點撥你幾句。1990年冬天在廣州參加紀念鴉片戰爭15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後，回北京時我順道回了趟開封，在家住了一周。回京後去見先生，先生不經意地說：既然來讀書了，就要充分利用時間。此後兩年多時間，除了寒暑假，我再沒有中間回去過。平時仍像讀碩士研究生一樣，主要是泡圖書館，不僅要通查館藏圖書卡片，而且想盡一切辦法進庫，熟悉圖書館藏書情況。前年因為研究文明等級論到北師大借書，發現我當年用過的一本書在卡片櫃里找不到。我說不對，這書我用過，我的卡片不僅抄了登錄號，也抄了全書的章節目錄，不可能沒有。後來在特藏庫找到了。博士論文的事，前面已經說過。先生不僅教我們治學，也教我們怎麼做人。記得畢業前夕，先生曾專門和我們師兄弟三個談過一次話，重點是在以後的工作中應該注意那些問題。
讀博期間，除了龔書鐸先生外，我和張守常先生也有接觸。早在1983年春天，河南大學歷史系曾請張先生到開封，給八一級同學講過一學期中國近代史料學課。我那時已經決定報考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研究生，就跟著八一級旁聽了一個學期課。到北師大讀博後，因為我們原教研室個別老師和張先生比較熟，於是我就成了他們之間的信使，幾乎每學期返校後都要到張先生家裡坐坐。畢業後我專門請張先生到人大來給學生做過學術報告。我後來講授過多年中國近代史料學課程，其中吸收了不少張先生的教學經驗。
關於《大學歷史學論文讀本系列》
李：2000年，文章也發了好幾篇，書也出來了，評價也不錯，您當時是否有了鬆一口氣的感覺。
郭：沒有，也從來沒有鬆口氣的感覺。《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出來之前，《「甲寅派」保守主義思想研究》就已經啟動，同時著手的還有《八十年代以來的文化論爭》、《中華民國史》、《晚清駐外使領研究》等課題。所以，說某某書寫了十幾年或二十年，並不是說這十幾年或二十年什麼事也不幹，就寫這一本書，往往是同時進行著幾項研究。有時頭緒太多，忙不過來，就要看誰催得急，誰催得急就先給誰交稿。《「甲寅派」保守主義思想研究》是自己的課題，沒人催，所以拖到了最後。《晚清駐外使領研究》也是自己的，最後竟拖黃了。其實，我只想一個人在角落裡待著，做我自己的研究。我甚至說過，餓死不編書。但一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不可能只考慮自己，不考慮別人，所以有時實在推辭不掉的活還得接。我很少參加學術討論會，我提交會議的論文，大多是我正研究的課題的一部分，我很少為了一個會議而去專門寫一篇論文。我知道這是自己的一個缺點，沒有融入主流。這幾年朋友們也經常邀請我參加會議，我大多謝卻，實在推不開，也大多是提交個發言提綱。近兩年特別想靜下心來讀點書，讀點理論書，思考些問題。當然，我對朋友們和同行是很尊重的，他們的著作和論文我差不多都看，我努力向他們學習，但是我不會跟風，我想沿著自己的路子往前走。
2006年我曾策划出版了一套《大學歷史學論文讀本系列》。這件事看起來似乎很突然，其實這件事在我心中已經思考了很長時間。早在讀碩士研究生的時候，就注意到學術界一些老先生的文章非常漂亮，堪作典範。當時就想，如果能把這些論文結集出版，會省去很多查找工夫，對青年學生非常有用。可惜當時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此事就一直拖了下來。李文海先生曾經是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歷史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秘書處設在人大歷史系。我當時在系裡主管本科教學工作，從1998年起，先後擔任教指委秘書和委員達八年時間。在此期間，我除了要處理秘書處日常工作外，還參與籌備一年一度的教指委年會和全國歷史系主任聯席會議。每次會議討論的主題都離不開教學改革，加之本職工作的性質，教學改革成為我除科研之外思考最多的問題之一。2002年經李文海先生同意，我曾聯合系裡部分教師開列過一個《普通高等學校歷史學專業大學本科生基本閱讀書目》，經當年教指委年會討論、補充、完善後向全國高校歷史系主任聯席會議正式推薦。馬克·布洛赫的《歷史學家的技藝》就是由中山大學陳春聲教授建議補入的，四川大學王挺之教授曾建議把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加進來，可惜討論時未能獲得通過。2004年初，北京大學出版社曾經想通過我來組織一套大學歷史學專業教材，讓我謝絕了。其實人民大學出版社在此之前已經組織我們專門討論過一次，結果有始無終。在我看來，至少就中國近代史而言，如果沒有理論創新，不可能在體例上創新；體例上不創新，可以不編。即使編出來，也很難超過中華書局版《中國近代史》教材。謝絕北大出版社的邀請後，我提出能否編一個學術論文選本，供大學生閱讀。這一建議得到了北大出版社的認可。所以，策划出版這套書《大學歷史學論文讀本系列》，醞釀了很長時間。
另外，策划出版這套《大學歷史學論文讀本系列》，也與我當時對歷史學內涵的思考有關。雖說早年沒有跟風去搞理論，但畢業受過系統的歷史學專業訓練。大學本科時除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政治課外，還比較系統地聽過歷史學概論以及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法蘭西內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德國農民戰爭》等課程。後來為了撰寫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也曾經對地理學理論下過一番工夫。畢業後指導研究生寫論文，發現一些同學面對豐富的史料理不清頭緒，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對所研究的對象的內涵不清楚。歷史學的內涵是什麼？應該包含哪些內容？每部分在整個學科中占怎樣的地位？彼此之間的邏輯關係如何？這些問題很自然擺到了面前。換句話說，《大學歷史學論文讀本系列》是我對歷史編纂學的內容思考的結果之一。
近年來的學術反思和理論探索
李：博士論文修改完成，是在1990年代末，當時，您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
郭：博士學位論文原計劃寫5章，答辯時只列印了前4章.一方面是因為字數已經夠了，另一方面，最後一章在撰寫時遇到了困難。當時，碰到了一些重大問題，比如，關於近代中國人天地觀念、夷夏觀念變異的資料很多，但是要證明人們觀念的轉變是在接受近代地理學知識之後才發生的，這種直接的資料並不太多，當時自己的閱讀量也確實有限，論文又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因此這部分內容雖然寫出了初稿，但是，感覺到把握不大，就沒有列印。這部分內容直到出版前才補充完善，並且分成了兩章。還有些內容，像門羅主義與清末地理學研究的關係，書中也提到了，但因為受資料的限制，當時並沒有展開。只到十年之後，才在此基礎上撰寫了《門羅主義與清末國家認同》一文。這部書最大的優點是史料紮實，所有的結論都是在研讀史料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感悟、體會得出的，但理論準備明顯不夠，缺乏一種批判意識。如果現在來寫，情況可能會好一些。這幾年因為研究文明等級論在近代中國的傳播，這方面的感受非常深。
李：那您現在對在歷史研究過程中，理論滲透、理論借鑒，有沒有什麼心得和大家分享呢？
郭：讀碩士研究生的時候，系統論、資訊理論、控制度等理論風行一時。不過我對此始終沒多大興趣，當時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閱讀史料上。在我看來，歷史學是一門經驗性學科，不讀史料，僅僅拿一套西方現成的理論來解釋某種歷史現象，很膚淺也很可笑。一次閱讀陳寅恪先生的《寒柳堂集》，發現《朱延豐突厥通考序》中一段話直叫人拍案叫絕，這段話我至今仍能背出來：「考自古世局之轉移，往往起於前人一時學術趨向之細微。迨至後來，遂若驚雷破柱，怒濤振海之不可御遏。」我認為，這段話，也包括陳寅恪先生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中的幾段話，其學術價值遠非一些學術專著可比。讀博士研究生時這種心態仍然沒有多大改變。第一篇文章在《學人》發表後，陳平原先生曾經提醒我，說文章理論提升不夠，建議我和汪暉先生聯繫一下，聽聽他的意見。我給汪暉先生打過電話，因平時對理論關注不夠，所以對他所講的內容並未完全聽懂。
當然，我也已經感覺到學術研究範式轉換時代的來臨，如果還滿足於過於那樣一套研究方法，有可能被時代拋棄。我也曾讓自己的碩士研究生到哲學系聽西方古典哲學課，到社會學系聽相關理論課，但自己始終未能抽出時間來系統閱讀一下西方的理論著作。直到2008年，因為要開設一門博士生的研究指導課，情況才開始發生變化。研究指導課屬前沿課，一方面要為幫助學生打開視野，另一方面也要為將來做學位論文做些準備，於是開了一個書單，理論著作和優秀博士論文各佔一半。不料，在閱讀過程中我們完全被那些理論著作吸引住了。從那時開始，每年一次，領著學生系統研讀西方理論著作，重點是英國劍橋學派的政治思想史和美國的新文化史，具體說來即斯金納的幾部代表作和美國學者研究新文化史時所依託的幾部理論著作，而且要通讀原著，不讀節本，也不讀簡介。因為通讀原著不僅有利於全面理解作者的思想，說老實活，在閱讀過程中，經常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教學相長。之所以這麼做，我也是想逼著自己把手頭的其他事放一放，集中時間提升一下自己。學生每每有畏難情緒，我就鼓勵大家，這些著作當然不可能一讀就懂，多讀幾遍，慢慢就會懂；而且每讀一遍，都會有新的收穫，時間久了，接觸多了，學術研究的視野和境界都會發生變化。情況也的確是如此。
一些朋友對我這樣做有不同看法，認為遠水不解近渴，兜的圈子太大了。我倒不這麼看，研讀理論著作，並不是要去發現什麼現成的理論框架，將其簡單地套到學術研究中來，而是通過研讀這些理論著作，去開闊我們的視野，訓練我們的思維，改善我們的研究方法，豐富我們看問題的視角。我認為在這方面收效比較明顯，只可惜悟道太晚。
李：這應該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了，也不能心急。
郭：是的，提倡讀書，也得講究方法，不是去亂讀，而是找那些真正具有原創性的著作來讀；也不是說要立竿見影，而是要反覆讀，讀多了，效果自然也就顯現出來了。
李：再回到《地理學》這部書，這部書的開頭，涉及到不少傳統地理學的東西，這部分的研究，也有一定難度，說准了，也不容易。
郭：導論部分最初寫了近10萬字仍未寫完，一看不行，如此寫下去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進入正題，於是廢掉重寫，現有的導論是重寫的。初稿能寫那麼多說明準備是比較充分的，當然與原來的基礎也有關。我本科和碩士研究生讀的河南大學是個老學校，歷史地理課學課程和一些相關文獻如《尚書·禹貢篇》等在本科階段都學習過。在碩士研究生階段，為了撰寫畢業論文，曾閱讀過不少清人的地理學著作，當然也比較廣泛地吸收了學術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如侯仁之先生的《中國古代地理學簡史》和《步芳集》，王成祖先生的《中國地理學史》，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編的《中國古代地理學史》，李約瑟的《中國科學史》「地學卷」等。另外，博士學位論文原準備寫到1934年，所以，1934年以前中國人撰寫的地理學著作、翻譯的外國地理學著作、編寫的地理學教科書，以及刊登在報刊上的相關文章，凡是能找到的基本上都翻過，這些工作可能對從整體上把握傳統地理學的發展及特點都有所幫助。
李：《地理學》出版後，還是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您剛才也說了，原來沒想到能夠出版，出版之後，趕上了學風變化，這書還重印過。您對這種現象有什麼深入思考。
郭：這個問題沒怎麼考慮過。現在看起來我好像總是逆著學風變化做自己的研究。讀碩士研究生時，理論學習很熱，什麼「新三論」、「老三論」、存在主義，層出不窮，我沒有跟風，主要時間都泡在圖書館裡。可以說，開封十年，我基本上是在圖書館裡度過的。我進圖書館，不僅僅是根據藏書卡片借書閱讀，而是直接進庫翻書。我對河南大學圖書館原來藏書的熟悉程度，可能要超過一些圖書管理員。中國近現代史方面的圖書資料，圖書館有什麼書，沒什麼書，那些書有書沒號，那些書有號沒書，那些書擺錯了位置，那些書插反了方向，我基本上都知道，所以使用起來特別方便。後來到北師大讀書，我也是儘可能進庫，爭取早日熟悉書庫藏書情況。我經常對學生講，如果你在哪個大學讀過書，卻不知道學校圖書館有哪些藏書，那是個極大的損失。因為不跟風，所以一直比較邊緣化。我很少有意和別人就某一熱點問題展開討論，也很難長期堅守在某些既有研究領域。如近代地理學研究，有學生就認為我放棄該領域太可惜，北大唐曉峰老師也曾希望我把民國部分寫一寫。坦率地講，接著晚清地理學做，輕車熟路，比較省力，但我這個人比較喜歡想，新問題總是不斷湧現，放著新問題不做，守著老問題，我自己感覺很不好。許多同學老是為找不到選題而犯愁，我則總是因為選題太多做不完而犯愁。當然，我也可以集中一下時間，用兩三年時間寫一部專著，不停地寫下去，出版社約稿時也都是這麼要求的。但我總覺得，那不是智力創造，而是體力勞動，我自己不願在同一個水平上重複勞動。《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是我30歲時寫的，20多年過去了，研究水平應該上一個層次，總不能幾十年總是停留在一個水平上。這幾年想比較系統地閱讀一些理論著作，思考一些理論問題，就是想提升一下自己。這工作有一定難度，慢慢做吧。
李：我個人感覺，《甲寅派》這部書，在整體水準上，比較《地理學》，是上了一個檔次。
郭：《「甲寅派」與現代中國社會文化思潮》這本書，也拖了20多年。早在1992年我就開始關注章士釗，關注現代保守主義思潮。當時，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在策劃一套國學大師叢書，我曾經想寫一本《章士釗評傳》，後來這個選題被出版社否決了。隨後山東人民出版社曾約我寫一本《章士釗傳》，我答應過人家，並開始著手撰寫，可惜在社裡規定的時間內未能完稿。因為章士釗活了90多歲，一生經歷非常豐富，要把他經歷的主要事情都弄明白，把其所撰寫的所有著作都讀完，並予以恰當的評價，需要花費相當的精力和時間。不過，有了這個基礎，後來申請到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甲寅派保守主義思想研究」。《「甲寅派」與現代中國社會文化思潮》就是這個項目的最終成果。這部書稿很早就寫完了，但一直未交付出版，因為自己對書稿不太滿意。當初開始著手「甲寅派」時，正在撰寫《八十年代以來的文化論爭》一書，受思維定勢的影響，設計的提綱帶有濃厚的論戰色彩。我這個人本來興趣就廣，往往做著這個課題，又想著下一個課題，加上其他工作上和生活上瑣事的影響，書稿遲遲未能出版。此次出版，對部分章節進行了重寫。在方法上，這部書稿仍然顯得比較老舊，即採取排比資料的方法，即先編資料長編，然後圍繞問題展開討論，既沒有借鑒什麼理論框架或解釋體系，也沒有從某種既有的觀點入手，去闡釋其特別的思想內涵。也許，因為研究這一課題持續的時間比較長，隨著時間的推移，個人的閱歷在增加，對人生的感悟也有所不同。我做研究，不僅是搜集、排比、研讀資料，組織論證，往往把自己也投射進去，用心靈去感悟歷史，所以寫出來的東西，會把一些對生命的體驗融入其中。對此，我在《後記》里也說了，關於「歷史選擇論」、「歷史美學」等，不完全是冷冰冰的學術思考，同時也是對個體生命的體驗。
李：作為學者，應該向學術界奉獻有價值的東西，貢獻帶原創性的研究成果。您對此是怎麼考慮的。
郭：中國當代史學研究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缺乏思想家型的學者，人們滿足於具體的實證性研究，一些人甚至跟著海外漢學家跑，和著人家的節拍起步。我不是說實證性研究不好，也不是說海外漢學家的研究成果不應該注意，我是說中國的學者應該就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提出自己的問題，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我不止一次說過，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升，我們在文化上也將從近代以來追隨、膜拜西方的狀態下解脫出來。可以預見，在不遠的將來，中國文化將與西方文化有一個疏離過程，並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觀念體系。很難想像，一個經濟上的超級大國、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巨人，在文化上仍會是一個侏儒。而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也將檢驗許多既有的思想觀念和理論學說。也就是說，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大時代，是一個應該出思想家的時代，但學術界至少是史學界似乎沒有做好準備。
我思考問題歷來主張將歷史和現實打通，具體說來就是用現實的眼光反思歷史，用歷史的眼光審視現實。我曾經以為這是自己的獨創，後來發現馬克·布洛赫在《歷史學家的技藝》中已經講過類似的話。關注現實並非搞影射史學，而是為了更好地認識歷史。今天的歷史是昨天的現實，今天的現實明天也將成為歷史。試想，一個連現實生活中的問題都看不明白的人，怎麼指望其去弄清楚一百年前的問題。我認為，歷史學有一種不同於其他學科的理性精神，我稱之為歷史理性。這種理性精神每每在歷史發展的非常時期顯示出其特有的價值。我還認為，歷史學有一種其他人文學科不具備的詩性品格，我稱之為歷史美學。蘭克和羅素都討論過這一問題，但都不夠系統深入。好的史學著作應該是理性精神與詩性品格的完美結合。我之所以近幾年開始閱讀理論著作，都與上述思考有關。
李：您這30多年來的治學，反差太大了，1980年代，很傳統，現在，很洋氣。
郭：洋氣談不到，但時代已經提出了問題，如果我們不去思考，不去回答，甚至沒有注意到，那未免太不敏感了。學術研究已經向前邁進，如果我們仍然停留在原地，不思進取，我們很可能被時代所拋棄。以前經常聽人講，某某人的著作讀不懂。其實讀不懂不是作者的錯，是我們讀者的錯。人家背後本來有一套新的理論或方法支撐著，只是在行文過程中偶爾露出幾個新名詞，我們不察，以為人家只是套用了幾個新名詞，然後運用我們舊有的常識去理解，自然看不懂。當然，也的確有人喜歡用幾個新名詞來招搖，但這畢竟是少數，我們可以不理他。不可否認的是，歷史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在快速發展，人們思考問題的角度在變，甚至表述的文字風格也在變，我們即使不能入流，至少也應該預流。（採訪者李衛民為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註：文章原題《歷史研究應該是理性精神與詩性品格的深度結合——郭雙林教授訪談錄》，刊於《晉陽學刊》2017年第4期，經編輯部、李衛民先生授權推出。本文與紙質刊出稿在個別地方有差異，引用請以紙質刊出稿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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