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東：我為什麼選擇了新京報）

傳媒小叔，讀傳媒的90後，不是大叔

繼戴自更後，朱學東選擇主動失業

今日，朱學東在其個人認證微博上宣布離職。

從《中國周刊》總編輯職位離任以來，朱學東曾歷任信息早報副總編輯、《傳媒》雜誌常務副社長、常務副主編、《南風窗》總編輯、《中國周刊》總編輯等職位。

早前，8月3日下午消息，多位新京報人士表示，新京報社長戴自更離職。新浪科技獲悉，宋甘澍接替戴自更出任新京報社社長，目前已經到任，而戴自更也已赴北京文投上任。宋甘澍在此之前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東城區委員會黨組書記、主席。

公開資料顯示，戴自更，男，生於1963年，浙江人，新京報社社長(正廳局級)，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畢業，高級記者，曾任光明日報社編輯、駐新疆記者、廣東記者站站長、光明日報直屬報刊部主任。

朱學東《履新——我為什麼選擇了新京報》：

向何處安排我們的思、想？

讓遠方的光，遠方的黑夜

和些遠方的草木的榮謝

還有個奔向無窮的心意

都空空保留在這面旗上

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體。

——馮至，《從一片泛濫無形的水裡》

最終的決定是在12月3日作出的。

我決定接受新京報戴自更社長的邀約，出任新京報傳媒研究院副院長。

那天晚上天特別冷。不惟是氣溫，還有聽聞到的形勢，這些與我自己接觸到的其他信息相互印證，讓我不寒而慄。

小酌之後回家，太座還等著我。我們倆坐在客廳的飯桌邊，很認真地討論了我的最終決定。太座聽了我的陳辭，最後拍板定案：「那就去新京報吧。大不了再像現在這樣，也挺好的。」

晚上很晚的時候，我給新京報社長戴自更發了條簡訊：「明天你在辦公室么？在我就過去跟你聊聊。」

然後，繼續平靜地閱讀徐復觀的《無慚尺步裹頭歸之生平》。

關於這個重大決定，我在當天的日記中，只寫了一句話：「晚上回家，跟太座討論些事情。」

12月4日上午，老戴給我回了條簡訊：中午來吧。

中午到老戴辦公室，兩人極其坦率地交換了意見，包括對傳媒業的看法，對新京報的看法，甚至包括可能的命運。敲定。一起吃了工作午餐。臨走，我從老戴的辦公室抄走了一本《曼德爾斯塔姆夫人回憶錄》。

我在當天的日記中，留下了較長的一段感慨：

「前些天修改《不便分類的其他勞動者》時，我把我過去的人生串起來審視，幾乎所有選擇，都是逆勢而動的。沒有站在風口，順風或乘風而動，自然奮鬥多了些掙扎的味道——美女說，讀我文章，常有淡淡的憂傷，我說是這個時代的憂傷。我現在在想的未來可能要做的事，一旦出來，我的絕大多數朋友會大跌眼鏡的，我相信他們基本上會用三個字來表達他們的驚訝：『不會吧』，或者，『有病吧』，呵呵。

但我想，大多數人都願意做的選擇，都能想到的選擇，我未必願意。這一生都是逆勢選擇的，若再選擇，還是繼續逆勢吧。這是我的生活。我想，這也是一種對世俗的反叛和抗拒。我內心的東西不動搖，一切外在的都不是最重要的。」

1，

我在新京報五層上班已經整整兩個星期了。新京報傳媒研究院的業務現狀，我大致已經明白，但報社的其他業務，我還在了解中。

我心裡明白，接受新京報的邀約，其實也是一個不是狹義意義上創業的創業。一個全新的開始，而且，是逆勢而謀動。

一切的開始，源自我在今年1月份辭去中國周刊總編輯。

賦閑在家的日子，接孩子，做飯洗衣服，走路看世界，會會朋友，讀讀閑書，寫些不咸不淡的文章，貼補家用。忙碌透著悠閑，透著自得，這是我想要的生活。

但是，江湖上曾經的虛名，也讓許多人掛記我。

這一年下來，熱心的朋友們給我推薦工作，邀我加盟，或者結伴創業，甚至不相識的朋友，也登門拜訪邀約，其中不乏薪酬可觀價值觀又特別相近的選擇。

但是，這些都被在感謝中婉言謝絕了。

我曾經對同樣勸我的德付兄說過，在媒體這一行業，自己也算登過高山，見過大海了，再無其他心念，功名利祿皆無關於我心，如紀伯倫所言，把自己的日常生活，當作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殿宇，過一個真正普通人的生活。這才是我想要的。

我甚至在接受《兩岸傳媒》採訪時明確說，我不會重新做媒體——即便入職了新京報，我也不承認這是重新做媒體，我意願是在二線，做些觀察研究的工作，努力為新京報的未來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性質接近於做智庫——這個詞被用濫了。

但我對所有相識不相識朋友的熱情，都銘記在心。感謝他們的援手，感謝他們對一個失敗者的信任。

在享受自己難得的自由的時候，只有一個邀約真正打動了我。

在我接受新京報的邀約之前，其實我內心本已經決定，把自己這輩子失敗的經驗教訓，貢獻給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我也已經說服了我的家人。我丫頭甚至跟她姥姥說，我要去南京大學了。

今年四月，我這個雜誌業的失敗者，正在東瀛遊歷賞櫻花。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杜駿飛兄給我微博留了條私信，大意與其漂泊江湖，不如歸家，歡迎我到南大任教。

在此之前，我跟杜兄只有一面之緣。2008年的新年元旦，我在南風窗任上，到南京公幹，時我的舊部陳統奎畢業於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晚上約了杜兄一起喝茶，彼此相識，後來也就是通過微博和文字，有些精神上的交流，再未謀面。

南京是故國舊都，離我故鄉高鐵不過二十餘分鐘。我與南京大學，也算有緣。

1985年高考，我其實有機會進入南京大學讀書，學校甚至給了我20分加分的機會。但那時的我，年少氣盛，受程乃珊《藍屋》的影響，決心自我奮鬥，到陌生的新世界去——雖然南大於我，其實也是陌生的新世界，但當年少年幼稚，認為離家近，周邊有熟人，難免無法掙脫父母的網羅，所以不顧村裡老師驚愕中的批評，毅然北上，放棄了南大這個機會。

自杜兄邀約之後，我們倆認真面談過，在京西賓館的傳達室。那天我自南京回京，下高鐵直奔京西賓館。

我曾經在高校工作過，那個時候還是比較懵懂的。我後來也常期待去高校工作，分享自己實踐中的經驗教訓，不過，高校的高學歷高職稱門檻，把我卡在了門檻之外。難得南京大學和杜兄開明，願意給我這樣無名無份的人機會，讓我很感動。我也希望把握住這個機會。

11月北京APEC假期後，我前去南京大學拜訪，在校園裡漫步的時候，我覺得融入這個鬱鬱蔥蔥的校園，應該是我的宿命。

那天與杜兄的博士生們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之後，杜兄送我到電梯口，彼時的我們，已是心有靈犀，杜兄說了句：希望我們下次見面時，有實質性進展。

我點點頭。

回到家，就是最後做家人的工作。太座是老北京，我岳父母身體也不好，如今正是相互照顧中。我說服了太座，甚至丫頭——如果不是丫頭還小，我可能早已接受了南京大學的邀約。我跟太座說，那我就準備做高鐵一族吧，反正現在還年輕，身體還好。

11月下旬的某一天。我接丫頭放學，路上跟她聊天，她問到南京大學事，突然間自言自語地說了句：「那我上了中學，就住校唄。」

我突然間感覺心裡被撞了下，一酸，特別難受。

靈犀的方向開始模糊，防線開始坍塌。

晚上與太座聊到這個話題，我們倆都是反對小孩過早住校的，原本搖擺不定的太座，反過來勸我，乾脆就像現在似的，在家呆著吧，也挺好的。

我的防線崩塌了。但我還在做最後的抵抗。當時我並沒有告訴太座，新京報的邀約。

2,

11月20日，我正在烏鎮邊上的田野里暴走。突然接到楚方的電話，他關切我參加21日互聯網大會大V閉門論壇的情況，其實我對誰參加我們這場一無所知。不過楚方的電話提醒了我，至少也該了解一下吧。

我想起在烏鎮巷子里撞上老朋友王煒，他告訴我老戴也在烏鎮，他在巷子里撞見過他。於是我就給老戴打了個電話。

老戴去杭州了。他告訴我一些老朋友（用他的話說「狐朋狗友」）如劉春陳彤栓科等都要參加那個會。然後他告訴我，回到北京後儘快找他一趟，有事找我。

我的直覺讓我大致猜到了老戴的意思。

烏鎮回京之後，我並沒有去找老戴，而是繼續在奔波中。

11月26日中午，老戴簡訊我問回京沒。我告訴他下午回。臨近午夜，他又簡訊我，希望本周見一次，他下周要出去。

第二天早上，我簡訊問他上午是否有空，因為我下午有事，晚上又要去郊區。

隨後，我在中午到了報社。老戴正開會。我們的見面很短促。老戴開門見山：「到新京報來吧，別在外面晃悠了，新京報又不辱沒你。」

巴拉巴拉一番話，從外部政治環境，到他的想法，到我的德性，核心就是上面的意思。

我一點不覺突然，只是告訴老戴，此前我本已經準備去南大了，我需要時間想想。

那天中午，因為時間倉促，加上老戴摳門，工作餐都沒請我吃，我便告辭出來，在樓下報社馬路對面，吃了碗9塊錢的拉麵，然後打車去社科院新聞所講課。

晚上在紅螺寺，我第一個跟唐緒軍老師談到了我的猶豫，我也向其他一些好友私下透露了我的徘徊——在拒絕同業的其他誘惑時，我都是那麼堅決。但現在無論那種選擇，我卻尋求某種外力的支撐。就像利用諮詢公司處理公司政治一樣。

意見是不言自明的。我的朋友們雖然都認為新京報也不錯，但這個時代，顯然不是最好的選擇。理性天平似乎再次向南京大學傾斜。

期間老戴又問我決定，我採取了習慣性的「拖」，只是說我要想想。

老戴希望我儘快決定，因為這涉及到報社新年的工作安排。

在猶豫彷徨之際，外在的政治環境因素，加速了我決定的作出。

我後來跟朋友談到為什麼還會再找個單位時（無論南大還是新京報），我拿自己抄詩作為比喻：在沒有格子的紙上抄，往往容易放縱自己，而在格子里，常有意識規整自己。在一個窒息的時空里，有了職業身份，會有職業要求，這多少會有助於保護自己，讓家人亦心安。這是一個理性的判斷，但是無關乎是南下還是留在北京。

理性的判斷不能解決情感的挫折。丫頭自言自語的輕嘆，一直敲擊我，我無法用理性來舒緩。

在選擇的日子越來越近的時候，儘管理性的天平向南大傾斜，但我最終還是由感情做出了最後的決定，去新京報。儘管這與大多數朋友的建議相反。

這個感情的決定，其實也是有理性判斷為基礎的。就像老戴說的，新京報不會辱沒我；就像我跟德付說的，名利不是我想追逐的，也像我太座說的，大不了再回到現在這個狀態。

決定最終做出後，朋友們都給了祝福。這種祝福，也是對一個頭髮花白的人能夠在就業的祝福。

3，

我與新京報也是頗有淵源。

2003年，新京報即將創辦的時候，我主持《傳媒》雜誌，做了個封面報道，《京城報業風雲再起》，與業界和學界認為北京報業市場飽和的觀點完全不同，我認為，新的競爭者進入，是做大蛋糕，是激活市場，是提升行業辦報能力，而不允許新的競爭者進入，保護的是落後的生產力。

一年之後，我和當時的舊部喻樂，在此為新京報做了個封面，《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新京報一周年》，做完之後，我即與喻樂一起離開了自己一手打造的雜誌，我並辭去了所有的公職職務，成了一個自由民。

在隨後的幾年裡，每年到新京報的創刊季，我都會在自己的博客上寫一篇文章，談新京報，既有褒獎，也有批評。沒有人付我稿費，更沒有人付我盧布，完全是自覺自愿。因為誕生於文化改革高潮期也是末期的新京報，某種意義上也傾注了我個人的理想和期許。而且，新京報有我許多相識相交的朋友和尊敬的同行。

唯一一年沒寫的，就是今年新京報11周年。恰恰這一年的周年慶後，我最終決定加入新京報。

老戴不是第一次找我。自我從廣州南風窗任上回到北京，老戴就批評過我，不去找他。後來我在中國周刊任上，老戴也找過我，不過，都被我拒絕了。當時我的夢想，就像我在半醉半醒的狀態下，指著北京難得的高邈的夜空，跟華西都市報老總方野說的，我要做中國最好的雜誌。

技術和政治重塑社會，雜誌夢止。老戴再次向我伸出橄欖枝：你人不錯，也有才華，晃蕩著浪費了不小心也會毀了。。。。。。

於是，有了12月4日中午在老戴辦公室的坦誠交談，於是有了最後的決定。

在老戴希望我履新的12月15日前，我向我一些朋友們，私下通報了我的決定。但是，有兩個最重要的通報，是我到了最後才發出的，我有不知道如何面對的感覺。

12月14日晚，我給我的老大哥老馬，發了一條微信，告訴他我要去新京報上班，我賠了他許多錢。他為我高興，也祝福了我，並約喝酒慶祝。

另一條比較長的微信，我發給了杜駿飛兄。我向他致歉。我抱愧於心。

失之交臂，那個鬱郁蒼蒼的校園。我知道，我這輩子，與南京大學是有緣無份了。

4，

今年是都市報20年，恰好也是我涉入傳媒行業整整20年。

這20年間，我從中央到地方，從核心到邊緣，從管理者到被管理者，從雜誌到調查公司，曾做過記者、編輯、校對、印務、美編助理、發行、廣告銷售和品牌推廣，以及策劃、會務，這個行業能夠想到的活，幾乎都干過。

在這個行業里，我廣交朋友，看多了起高樓宴賓朋，也習慣了樓台塔鳥獸散。

但是我沒有做過都市報。我的人生裡邊似還有缺憾。但是，我不是為了彌補這個缺憾，才選擇新京報的。

在人人唱衰傳統媒體尤其報紙的時代，在事實上傳統媒體尤其是報紙的下滑不可阻遏的時代，如果只是為了掙一份養家糊口的錢（我在家當洗衣做飯帶孩子之餘也能掙到），如果只是為了彌補自己的某種缺憾，而選擇一個日薄西山的行業里的工作，我想，自己的腦子還沒有燒糊塗到這個地步。

就在12月25日成都的都市報20年暨媒體融合論壇上——我視之為我這個下崗人員再就業上崗前培訓，作為都市報的新人，我清晰地感受到都市報未來的趨勢，那就是利用傳統優勢的殘餘以時間換空間以空間換時間，掩護撤退轉型新的傳播產品形態的過程。

這一過程，做好了，或許還有機會成為都市報人的敦刻爾克諾曼底，做不好，連滑鐵盧都不是，只不過是趙括的長平。

但我還是選擇進來了。

我相信技術的力量，但是，我也相信，技術可以挖掘許多東西，機器可以取代更多崗位，但有一點它們是永遠無法做到的，那就是理解人的情感。

在過去的20年中，都市報得成功，就是建立在對人的情感的理解基礎上的。所謂迎合市場需求，其實就是觸碰到了讀者的情感。真相追索和社會關懷的內容，這個過去是都市報的利器，未來也仍然是都市報殘餘的優勢——儘管其他媒體形態也已經在蠶食這一領地，但在可以預見的幾年裡，都市報所擁有的這方面受過相對專業訓練的人，還是有，它依然會為都市報的品牌影響力貢獻最後的剩餘。

我相信，對真相的追索，對社會的關懷，在一個數據主導的社會裡，是一種有價值的稀缺品。

我相信物以希為貴。有價值的東西，最終會有回報。

毫無疑問，在技術和政治的雙重夾擊下，新京報目前是傳統都市報中，少有的在有限空間里依舊努力堅持提供這種稀缺品的媒體。

在這方面的整體辦報理念上，新京報幾乎算得上是碩果僅存的了。這個說法，並非是我的投名狀，而是對行業現狀的一個描述。這也是我認同老戴說的新京報「不辱沒」我的地方。

我知道新京報也在為轉型努力。能夠在這個整個行業艱難的時刻，進入這個行業領導者的內部，去觸摸它的脈動，奉獻自己微薄的經驗教訓，與報紙及其我一直敬重的同行們休戚與共，對於我這個傳媒業的觀察者記錄者而言，也是一種經歷，更是一種幸事。

在這個一切都在重塑，都在莫測變化的時代，面對命運的挑戰，不是一切迅速轉變為便宜行事，而是在調整轉變中依然不忘初心，堅守自己的價值判斷，我願意相信這種努力，會有未來。

豬往前拱，雞往後刨，魚有魚路，蝦有蝦道，在一個多元選擇的時代，每個人每個媒體的選擇，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這是生物多樣性的體現。但我更願意在這一個過程中，像馮至在詩中所說的，自己「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體」。

這也是我對新京報未來也是對我自己未來的期待。

我們一起努力吧。

傳媒小叔，讀傳媒的90後，不是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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