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進拴：遲子建和她的《額爾古納河右岸》

遲子建是我很關注的美女作家，我過去曾讀過她的大量作品。2014年春節期間我又精讀了她榮獲第七屆矛盾文學獎的精美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讀後久久放不下，心裡有話要說，現寫出以下讀後感，就教與遲子建並讀者諸君。

中國版圖最北端的漠河是遲子建的出生之地，這裡每年多半的時間白雪飄飄，漫長的冬季讓人們只能蝸居在家，大人們伴隨著爐火給孩子們講述的也就是這片靈性土地上滋長的神話與傳說。正是接受了這樣的影響，遲子建小說中的山川河流、花草樹木往往帶有神話的色彩。而且，在遲子建看來，「我所理解的活生生的人，不是庸常所指的按現實規律生活的人，而是被神靈之光包圍的人，那是一群有個性和光彩的人。」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一書中，眾多的人物也正是這樣被「神靈之光包圍的人」。

遲子建童年生活的山鎮靠近鄂倫春人居住的地方，異族的風情對她有著巨大的吸引力。這個生活在馬背上的民族給她的印象是：「他們遊盪在山林中，就像一股活水，總是讓人感受到那股蓬勃的生命激情。」在之前的寫作中，遲子建也不止一次地寫到了鄂倫春人的形象。例如長篇小說《樹下》中「騎小白馬的鄂倫春小夥子」，短篇小說《微風入林》中的獵人孟和哲、《偽滿洲國》中的鄂倫春族群。在遲子建的文章中，他們是忠實勇敢的民族，知恩圖報、熱情豪爽，篤信萬物有靈、天人合一。作為一位堅持以「輕靈的筆調」來化解生活中的「痛楚」和「傷痕」的作家，遲子建信奉「芳草——美好的品行不在都市裡，不在物慾橫行的世界裡，不在爾虞我詐的人際關係中，而在那自然的沼澤中，浩渺的江湖之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遲子建小說中的鄂倫春人，不僅僅是作為中國人數最少的少數民族的形象出現來滿足讀者的獵奇心理，而是超越了民族的身份，成為一種精神上的象徵。與被泛濫的物慾和現代工業文明異化的都市人相比，作為「自然之子」的鄂倫春人是富有個性的生命，周身散發著神性光輝，代表著一種純樸自然的完美人格。

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這個鄂倫春人部落千百年來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卻也被無情捲入外界時代的變遷之中，最終由於現代文明的侵襲而結束了山林生活。整個故事由一位飽經風霜的老婦人在一天的時間裡，分為「清晨」、「正午」、「黃昏」以及尾聲「半個月亮」四個部分進行講述，可悲的是聆聽者只有雨、火、族人搬遷時遺留下來的小物件、鹿皮口袋裡值得回憶的小東西們。故事的開頭是一個老婦人的自述：「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歲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們給看老了。」在一篇訪談中，遲子建曾經用「悲涼」二字來形容她目睹了最後的鄂倫春人生存現狀時的心情，一支蒼涼的長歌有了這樣一個低沉的開始，那股悲涼之氣也被帶入「我」的敘述之中，直至月亮升起。曾有論者對遲子建作為漢族人是否能夠寫成功一個鄂倫春族老婦人表示質疑，其實關鍵不是敘述內容是否嚴格符合史實，而是敘述者是否能夠把握被擁夾在古老文明和現代文明衝突之間的鄂倫春人的內心的失落與掙扎。遲子建選擇以女性作為敘述主體，通過女性細膩的感受，在當下和過去的時空中轉換，展現的不僅是一個民族的變遷，更有著對現代文明的質疑和已逝美好的呼喚。

在現代文學作品的描繪中，東北這塊黑土地給讀者的印象是一塊苦寒之地，自然氣候的惡劣讓生活在那裡的人們掙扎，其中的「悲情」幾乎完全遮蓋了「溫情」的一面。作為一名對生活常懷敬畏和感恩之心的作家，遲子建的大量小說都是以東北的黑土地為背景進行的寫作，《額爾古納河右岸》更是將筆觸伸到了生活在森林之中的鄂倫春人，同時，她把對於世俗生活、庸常人生的一貫熱愛帶入其中，進行的仍舊是富有詩意的寫作。

讀遲子建的小說，會自然地發現：「遲子建又是細膩溫暖的。她幾乎不寫閑愁閨怨，更別提風騷艷情，她的筆下，都是平常日子裡的酸甜苦辣：吃飯、穿衣、寫作、旅行。遲子建用豐沛的情感和樸素的思想擁抱生活，甚至用它們來包裹冰冷的死亡。」鄂倫春人居無定所地遊盪在森林之中，遠離文明社會，按照平常人的想像，他們應該是過得艱苦而又可憐，但是通過《額爾古納河右岸》，人們發現了一個充滿詩意的鄂倫春人的生活世界。為了方便遊獵，鄂倫春人搭建輕便「希楞柱」來居住，頂尖處會留出排煙的通道，在晚上就彷彿是把明亮的星星當作了油燈擎在了上面。用樺樹皮不僅可以做各種輕巧的容器，還可以做成船月夜出去打獵。男人會為心愛的女人磨製鹿骨項鏈，縫綴羽毛裙子。對於鄂倫春人熱愛的馴鹿，遲子建有著更為詩意的描寫：「我們的馴鹿，它們夏天走路時踩著露珠，吃東西時身邊有花朵和蝴蝶伴著，喝水時能看著水裡的游魚；冬天呢，它們扒開積雪吃苔蘚的時候，還能看到埋藏在雪下的紅豆，聽到小鳥的叫聲……」遲子建描寫的只是鄂倫春人的日常生活，那種詩意蕩漾的溫情並非刻意拾取，因為在她看來：「……多樣性的日常生活，當然會散發著人性中柔軟、可人的氣息。……那種溫情的東西就會從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探出頭來。這種溫情有時候會有意無意地稀釋外部環境的荒蠻和殘酷。」

「月亮」作為富有詩意的意象反覆出現在小說文本之中，與「月亮」有關的夜晚被常常談及。月夜的出獵，在安靜的湖泊上，望著天上、水裡的兩輪明凈的月亮，「我」第一次體會到了生死的隨緣。當一頭機靈的堪達罕在「我」面前死亡，屍體漂浮在湖水之上時，水中的月亮被攪碎成金色的殘片，在「我」眼中天上的月亮也因這生命的逝去而變成了「黑月亮」。在半輪殘缺但又明凈的月亮下面，妮浩為偷馴鹿的少年做了法事，卻丟失了自己未出世的孩子。「靠老寶」在「我」的心中就是一輪方形的月亮，照亮並溫暖了「我」當時那顆灰暗而冷寂的心。小說的最後，升起的也是這樣的半輪「瑩白如玉」的月亮，月亮下是通往山外的道路，憂傷的「我」在月光中迎來了頭鹿木庫蓮的回歸。可以說由「月亮」營造出的不僅僅是一種憂傷凝靜的氛圍，更有著隱喻的象徵意味，「月亮」的陰晴圓缺折射了「我」和「我」的部落中人的生活，暗含了生死的無常變化。敘述者以「半輪月亮」為尾聲作為整個故事的結尾，在馴鹿回歸之時分不清白色馴鹿和半輪月亮的區別，也是在「月亮」這一意象上寄予了對部落回歸的期待。

死亡是遲子建小說中頻繁觸及到的話題，在經過生活的巨大變故之後，她近幾年的小說創作中，尤其是從《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開始，對於死亡有了更為深入的思考。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遲子建也寫到了大量人物的死亡，並且站在鄂倫春人的立場上對於死亡進行了更為體切的解讀。在一篇訪談之中，遲子建談到鄂倫春人對於死亡的認識：「他們把身體看作是神靈的一部分或者是自然的一部分。神靈隨時都可以把他們的生命取走，無論是在痛苦或者快樂的時候，生命都可戛然而止。也就是說它們的死亡不僅是奇異的，而且還很即興的。死亡對他們來說只是生命的另一種存在形式。」也正是基於這樣超脫、自然的生死觀，遲子建在處理《額爾古納河右岸》中所描述的這個鄂倫春部落歷經的每次死亡時，往往給予詩意的表述。受凍而死的「我」的姐姐列娜和「我」的第一任丈夫拉吉達，都在夢中走的安詳從容；老達西雖然死的慘烈，卻也有著復仇者成功的豪邁；耶爾尼斯涅追隨畸形的鹿仔跳入金色的河水之中，他死去的時刻正有一棵黑樺樹保住了他母親的性命。在死亡的時刻又往往意味著新生，妮浩薩滿經歷四次失去孩子的苦痛，最終在祈雨成功之後倒地身亡，但她的每一個孩子的失去，都換回了別人的新的生命。因此，就曾有論者將遲子建在《額爾古納河右岸》描寫的死亡定義為「充滿活力的死亡」。死亡是文學永恆的話題，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之中，遲子建關於死亡的富有詩意的描寫，為充滿傷痛的死亡注入了新的含義，使其不再僅僅停留在悲傷的層面，而有了「向死而生」的韌性體察。

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鄂倫春人眾多的神靈及通神的兩位薩滿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火中的神神聖不可侮辱，山上的神主宰萬物，馴鹿也有著自己的保護神——阿隆神，打獵回來需要祭祀瑪魯神。鄂倫春人相信萬物有靈，因此在依靠山林、馴鹿生活的同時，他們也保持著對於自然萬物的敬畏之心。同樣讓他們敬畏的還有部落中的薩滿，薩滿是神的化身，通過薩滿的辛苦做法，人們才可以向神靈祈求健康幸福。《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前兩部分涉及關於鄂倫春人的眾多古老風俗，以及其中隱含的艱難選擇，後兩部分側重現代文明對於古老文明的碰撞與擠壓。兩位薩滿——尼都、妮浩以及故事的敘述者「我」、「我」的孫子安草兒、外孫女依蓮娜，可謂這部小說中最具代表的「逆行精靈」。這些「逆行精靈」的歌舞，與外來入侵者的醜陋形成鮮明對比，這也正是整部小說所蘊含在衝突中回望家園的深意。

在關於《額爾古納河右岸》的訪談中遲子建談道：「薩滿就是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化身，這也契合我骨子裡的東西。所以我寫那兩個薩滿的時候，能夠把自己融進去。薩滿通過歌舞和靈魂溝通，那種喜悅和悲苦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我所能夠體會到的……」薩滿的每次做法都是在與神靈進行靈魂的溝通，也是一場歌舞的表演，遲子建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地描述薩滿跳神的詳細過程，以及他們所穿著的獨特服裝、所使用的法器……妮浩薩滿的每一次的拯救都是以失去自己的孩子為代價，但是她仍舊堅持作為薩滿的職責，直到最後為了拯救山林倒下。如果說薩滿是作為鄂倫春人的代表，包含了遲子建對於充滿活力生命的敬畏和嚮往，那麼整個故事的敘述者「我」和孫子安草兒是部落普通人中最初和最後的守望者，寄寓了遲子建對於家園不變的眷戀。「我」的無條件留下，安草兒與馴鹿的天然親近，他們代表了最後的堅守。「我」的外孫女依蓮娜則是部落離開家園後未來隱患的化身，依蓮娜是最早進城的部落中的後代，但是作為畫家的她在城市和故鄉之間穿梭，內心充滿了無法調和的矛盾和痛苦，最終選擇回到家園結束自己的生命。在現代文明的衝擊下，「逆行精靈」的歌舞成為令人傷懷的最後狂歡，遲子建書寫的不僅是一個民族的傷痛，還有著對於自然古老文明迅速消亡的焦慮思考。

在這部小說中，出現了幾次關於「入侵者」的描繪，作為對比，更能體現作者對於天然的美好人性的頌揚。無論是作為侵略者的日本人，狡猾的商人，還是因偷盜馴鹿的漢族人，過量砍伐森林的外來者，和敬畏自然、愛惜自然、真誠坦蕩、不斤斤計較的鄂倫春人相比，前者缺乏自然健康的人性。而更令人讚歎的是即使受到了侵害，鄂倫春人仍舊能夠保持淳樸厚道的天性。即使知道如果要拯救吞食了過量鹿肉的偷馴鹿少年，必然要以失去自己的一個孩子為代價，妮浩薩滿仍舊堅持做了法事。安道爾雖然智力愚鈍，並因此受到瓦霞的欺騙，還是選擇面對自己的不幸，承擔起人生的責任。即使是因為愛而不得所以在仇恨中度過一生的依芙琳，也用自己最後的生命換回了一個孩子的健康。在遲子建筆下，鄂倫春人本來生活的符合自由天性，坦坦蕩蕩，在自然中汲取生命所需養分，卻因為定居而被迫放棄了自己民族的傳統，是古老文明的悲哀，而非現代文明的勝利。

當遲子建在上世紀80年代剛剛走上文壇的時候，她「很快就被20世紀80年代中葉洶湧的先鋒文學浪潮淹沒了」，之後的種種流派、思潮也都跟她沒有關係，作為一位有自己的思想的作家，遲子建像她所熱愛的大興安嶺一樣安靜。同時，也正是因為對這片廣袤土地及自然的熱愛，才使得她對鄂倫春人的經歷有著深切的體察和痛惜的批判。但是遲子建從來都不是一個情感激烈的作家，《額爾古納河右岸》正是通過充滿溫情和眷戀的表達，對家園完成了一次詩意的回望。

遲子建出生於1964年，80年代初就開始文學創作，以《北極村童話》等為文壇矚目，算算當時也只二十歲左右。遲子建不但成名早，而且極其穩定地保持著較高創作水平，誠如蘇童所說：「大約沒有一個作家會像遲子建一樣歷經二十多年的創作而容顏不改，始終保持著一種均勻的創作節奏，一種穩定的美學追求，一種晶瑩透亮的文字品格。」遲子建各體文學皆擅，在這二十多年的創作中，她為讀者奉獻了大量的長、中、短篇小說以及散文隨筆，並以此營造了一個既具個性特徵而又豐富多彩的藝術世界，她的筆觸顯示出了超出同齡人以及她的生活閱歷的邊界，從日常生活到想像天地，從現實當下到歷史深處，從樸素鄉村到繁華都市，從內地生活到北國少數民族的邊地風情，她本身就幾乎是一個文學童話。所有這些與一個人的文學天分有關，更與她的好學與勤奮有關。現在，所謂「深入生活」已不為創作者所信奉與恪守，但是，遲子建藝術世界的一磚一瓦都來自於她對生活的親歷與知識的吸納，她曾在一次筆會上對筆者說過，為創作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她長期在鄂倫春人生活聚居區考察，查閱了大量的歷史、民俗、地方志資料，寫下的創作筆記是作品文字量的兩、三倍。

《額爾古納河右岸》以第一人稱的視角，通過「我」這樣一位年近九十的鄂溫克族最後一個酋長的妻子，講述了一個叢林弱小民族百年的生活史。我以為小說的意義首先是人類學的，是一個紙上的文化遺產搶救工程。鄂溫克族以放養馴鹿為主要生活方式，他們長年流轉，逐水草而居，在長期的與特定自然地理的交互中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與世界觀，創造了屬於自己的價值與意義，這是一個過度依賴自然節候的世界，這是一個泛神的世界，是一個到處具有直接的因果關係、生死輪迴、周而復始的世界，是一個樸素、簡單、美麗而憂傷的世界。這樣的生活當然遠離了外部世界強悍而迅捷的文明進程，所以，當後者以不可阻擋的力量破壞了鄂溫克人賴以生存的領地時，動搖的不僅是他們的物質生活基礎，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文化，他們的信仰與精神世界。作品真實地寫出了兩代人在生活方式上的不同取捨，老一輩人始終不習慣走出森林的定居生活，森林、溪流、馴鹿與星空是他們靈魂得以安息的地方，而年輕一代則越來越認同外面的世界，現代的生活方式、文明、教育以及眼花繚亂的商品都使他們心馳神往。這種情形不僅存在於鄂溫克族，而是被無數史實證明的人類文明史的進程，這一進程曾經在現代化的闡釋框架下被冠以進步的標籤。只有到當代，人類文化的多樣性的意義才被人們意識到，從基因到生活方式，再到精神價值，不同民族的獨特性與人類生存發展的關係逐漸被闡發並進而在實踐上予以倡導，但為時已晚。當人們驚呼生物物種迅速消亡時，人類本身的種群也在迅速衰減。正如保護生物多樣的最佳方式是使其回到它們原初的生態一樣，人類前文明種群的延續如果使其脫離原有的生活領域與生活方式，即使在人口與福利政策上給予再多的優惠也於事無補。遲子建對此的思考已非一日，已經有了肥沃的思想土壤，只是一直未找到一個敘述的支點，用她的話說，當她知道鄂溫克結束遷徙開始定居卻遭遇尷尬時，她才得到了「種子」，並長成了這部長篇。

如果僅從這樣的層面去想像《額爾古納河右岸》會以為它是一部史詩性的作品，必定有編年式的銅澆鐵鑄的敘事骨架，有案有稽的重大歷史事件，以及議論風生的哲理思考，其實不然。遲子建對歷史的書寫採用的是另一種路徑，是一種日常敘事方式，一種輕逸靈動的風格。這可能與她的歷史觀有關，「在我眼中，真正的歷史在民間，編織歷史的大都是小人物；因為只有從他們身上，才能體現最日常的生活圖景，而歷史是由無數的日常生活畫面連綴而成的」。按人類學家的說法，遲子建走的是「小傳統」的路子。她從鄂溫克人生活的細部入手，從部落的普通人入手，深入到他們日常生命活動的肌理中，以部落和個體的命運作為敘事動力，從而將這個民族生存的每一個環節和細胞都攝入筆下，日常起居，生老病死，從生活資料的獲取到風俗的禁忌，使民族的整體存在如一個鮮活的有機體一樣呈現出來。所以，雖然遲子建在作品中給出了這個民族百年歷史中的許多人類史的重大事件，如異族入侵，如文化大革命，但是並不是敘述的重點，更不能認為這些事件對日常生活有本質性的影響，這使得作品在總體上保持了一種敘述的穩定性，這樣的焦距讓讀者將眼光停留在鮮活而豐沛的細節上，從而在感性層面獲得對這個民族歷史與文化的身臨其境的體認。

也正因為如此，原本可以厚重的作品被遲子建演繹成了「一支蒼涼的長歌」，成了一首抒情詩。一如遲子建的其他作品，《額爾古納河右岸》充盈著詩意之美。這種美首先來自於作家對「那片土地揮之不去的深深的依戀之情和對流逝的詩意生活的拾取」，雖然不乏理性，但抑制不住的憂傷使得作品通篇被一種感傷的氣氛所籠罩，具有濃郁的抒情氣質。其次，這種美來自作品對人物的塑造，對鄂溫克人性格之美的挖掘，小說中林克、達瑪拉、達西、拉吉達、瓦加羅、哈謝、妮浩等人物身上無不體現了樸素、耿直、智慧、善良與溫情，正是這些人性之光使得作品通體透亮，而通過薩滿宗教生活的描寫則時時讓人如臨澄明之境，沐浴天國的神光。再次是作品的敘事方式與如詩如畫的語言，小說採取的是第一人稱敘事視角，「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歲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們給老了。」這是小說的開頭，也是小說的調子，如同應和著自然與神靈的古歌。作品分為四個部分，《清晨》、《正午》、《黃昏》、《半個月亮》，正像作家本人所追求的，它們構成了交響樂的四個樂章，或單純清新、悠揚浪漫，或沉靜舒緩、端莊雄渾，或如急風暴雨、斑駁雜響，或和諧安恬，充滿悠遠的憧憬、緬懷與慰藉，更不用說那些如鮮花般遍布全篇的意象與隱喻，如額爾古納河水一樣清冽的語言了。

《額爾古納河右岸》是一份備忘，是一種沉思，是深情的回望與憑弔，也是遲子建的又一次唯美的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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