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敲打民國第一貪：你貪我不管，敢做這事殺無赦！

早在1923年，瞿秋白在《前鋒》雜誌上發表《論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明確提出幾大家族控制當時的官僚資本。所謂官僚資本通俗來說就是國家統治者利用國家政權把一些國有企業非法佔為已有，也就說利用權力控制國家的大部分經濟實體。最終，是陳伯達在內戰中完成他的《中國四大家族》一文，提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買辦資本借抗戰名義聚民財入私囊，並估算這四個家族有200多億美元的財產。

1940年夏，物價飛漲，怨聲載道。眾所周知，只有懲辦囤積居奇者才足以平抑物價。蔣介石親自下令緝捕，陪都重慶的囤戶最多，然而緝捕之後總是被孔祥熙保釋，聞者無不嘆氣。在行政院會上，秘書長陳儀向孔祥熙當場拍桌子。但大多數人只能背後議論。

1943年11月1日，孔祥熙兼財政部長十周年，財政部在重慶廣播大廈舉行盛大的慶祝會。而《大公報》王芸生則以「民間報紙發言人」的身份議政，揭露國民黨官員的營私舞弊，他向發國難財者發出請求：「放手吧！饒了國家吧！」他更藉助《大公報》的影響發動了「愛恨悔」運動，以望最終實現「神奸巨孽必除，貪官污吏必滅，奸商必戕，懦夫必有立志」的目標。

抗戰時，蔣介石有過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沒有第三國的保證，決不與日本直接談判。日本軍部的「蘭機關」負責人和知鷹二懂得蔣介石的心理，以「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為餌，誘使蔣介石破例。1938年9月，蔣介石派原天津市長蕭振瀛到香港談判，由何應欽具體指導。孔祥熙未參與此項工作，但他對談判非常關心，唯恐其不能成功。同年10月，他耳聞談判因第三國保證問題陷入僵局，功敗垂成，於21日致電蔣介石稱：「弟意最重要關鍵，乃在對方之條件如何。至於方式，不難覓得合意途徑。現在國內外狀況，兄所深悉，倘軍事確有把握，自無洽商必要，否則如條件相當，直接、間接無非形式問題，條件如能密商妥帖，則運用第三國出面，不致有何困難。」

這封信表現出孔祥熙因國內困難而急於與日本妥協的心理，但是，蕭振瀛與和知談判的主要困難在於日方一面談判，一面進攻，毫無誠意，因此，蔣回函稱：「蕭事與兄所談者內容完全相反，我方並未爭執形式問題也。此事我處被動地位，在我限度之內，能否接受，實在於對方也。」蔣並告訴他：「此事於武漢之得失無關，請勿慮。」不久，蔣介石察覺日方談判的虛偽，決心堅持抗戰，下令停止談判，召回蕭振瀛。

第一次談判失敗，和知鷹二繼續在東京政要之間活動。汪精衛成立政權，和知覺得是個機會，決定利用此事再次迫使蔣介石派人坐到談判桌前來。

德國勸日本與重慶謀和，電文：綜觀內外情形，尚在徘徊之際，最好乘汪精衛政府成立之前，斷然成立全面停戰協定，而將汪之問題包括於取消偽組織之中。中國如有和平決心，日本定以誠意直接談判。軍部方面，和知可與板垣征四郎負責；政府方面，可由政界元老松井石根、山之輔等出面商談原則。

和知要求何以之轉告蕭振瀛，或派專使來港商談，或仍由蕭先來，以資進行。31日，何以之致電時在重慶的蕭振瀛，告以上述各點。10月4日，何以之兩電蕭振瀛，聲稱和知認定汪精衛為「東亞和平之障，極願剪除」，催蕭即速來港。

10月6日，孔祥熙將何以之各電轉呈蔣介石，同時致函，要求允許蕭振瀛再次赴港，以私人資格與和知「慎密試談」，同時「藉以刺探他方消息，備我參考」，函稱：「弟意此次和支〔知〕奔走各方，對於去汪事頗為努力，似可令仙閣前往一行，略與周旋，使其對我信仰益趨堅定。如能達到吾人之目的，不妨加以利用。否則仙閣不去，彼必感覺失望，甚或老〔惱〕羞變怒，反又趨於助汪之一途，則前途更多障礙。」函上，不料卻引發了蔣介石的雷霆之怒。10月8日，蔣介石日記云：「蕭、孔見解之庸，幾何不為敵方所輕！國人心理之卑陋，殊堪悲痛！」

9日，蔣介石復函孔祥熙稱：兄與蕭函均悉。以後凡有以汪逆偽組織為詞而主與敵從速接洽者，應以漢奸論罪，殺無赦，希以此意轉蕭可也。這封信，表面上對蕭，實際上斷然批駁孔祥熙的意見，語氣嚴峻，沒有給孔留一點面子。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職，從此離開政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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