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清廷不請袁世凱出來滅火

本人與清華大學出版社合作的新作《長進：中外史上的30條血訓》正式面世，敬請閱讀第十七條《魂才歸零，氣數是個可以量化的詞》選段——

如果清廷不請袁世凱出來滅火

很多熟悉近代史的人，或許都對清廷的突然死亡的那一刻記憶猶新，而對清廷臨變的這一舉動感到不解：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時，清廷為什麼把袁世凱請出來「滅火」？結果火沒滅掉，反而導致袁世凱的北洋軍聯手孫中山革命黨，做了清廷掘墓人。如果不把袁請出來，清廷是不是不至於死得那麼快、還可以挺上一陣子呢？

對於這樣的疑惑，我倒可以反問一句：

便覽清廷上下，在革命爆發時，還有像袁世凱樣的人才可以去抵擋一陣子嗎？滿清王室，不是蠢豬，就是殭屍，袁世凱可以說是最後的人才，不把他請出來救駕，又如之奈何？

說到這裡，就涉及到一個王朝的氣數「量化」問題了。

所謂氣數，我以為量化起來，無非是兩件東西的累計。一個叫「才」，一個叫「魂」。所謂「氣數已盡」，就是這兩樣東西清零。

那麼，什麼是「才」？「魂」指哪些？是什麼導致了清廷的「才枯魂散」、進入死亡倒計時？ 關於這些，需展看來述。

先說我們時常掛在嘴邊的「才」。

這個「才」包括人才，但並不僅僅指個人之能力。它的內涵和外延涉及到國家的很多東西。

想當年，在「才」的理解上，日本曾不時地給鄰國清國充當啟蒙老師。

19世紀中葉，同在落後的東方國家行列掙扎的中國和日本，處在同一條起跑線。中國甚至比日本還略早些起跑，洋務運動比明治維新早八年。但是，由於對「西洋之才」的理解不同，一個抓艦炮、忙採購，另一個抓政治、研學術，結果霄壤之別。

日本在搞明治維新向西方學習時，提出的是「和魂洋才」口號。清國在搞洋務運動，提出的口號則是「師夷長技以治夷」。所謂「洋才」「夷長」，從字面看意思差不多，似乎是可以通假的，但在實際內涵及其理解上，卻有很大差別。在清國洋務運動者看來，無論是「洋才」還是「夷長」，無非指的都是西方技術，而日本維新者的理解則不然，透過西方發達的科技，他們把對「西洋之才」的觀察視野進一步擴大到「學術、政治」領域。

於是乎，19世紀中葉，在古老的東方，兩國展開了一場各取所需的西學競賽。19世紀末葉，在中日西學未分勝負前，俾斯麥就進行過精準預言：「中國和日本的競爭，日本必勝，中國必敗。」

此時中國甲午戰爭還未爆發，這位德國首相憑什麼認定中國必敗、日本必勝？

俾斯麥是根據他所見到的訪德中日官員舉動做出的判斷。

「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究政治原理，謀回國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國人到歐洲來的，只問某廠的船炮造得如何價值如何」。而且更為糟糕的是，即使把這些東西「買了回去，也就算了」。

回顧這段話，不得不承認，鐵血宰相長著一雙鷹眼。俾斯麥早就看到了中日兩國的勝負手：不在武器，而在政治。後來中日兩國歷史發展的事實，竟然驚人地按照他預測的軌跡演變發展。1894年，開著德國鐵甲船的清北洋水師，與乘著多艘自主研發艦船的日本聯合艦隊展開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

後人在評價晚清「師夷」這段歷史時，亦看到了中國所言「夷技」相對於日本所言「洋才」的局限性。譬如《海國圖志》作者、清道光朝舉人魏源的眼力就相當有限，他就「技」論「技」，在論述「技」的內容時，魏源說：「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悟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可見，兵器和兵法是魏源重點關注的「夷之長技」，此時他雖然比一般中國人眼界寬，但卻寬得有限。當你只停留在軍事硬體，不知它背後的政治軟體，你就不能真正克敵制勝； 當你不知道「技」的來源，你就無法得到「技」的真傳。

「師夷長技以治夷」之「技」本身就決定了「師夷」局限。對於「夷技」的來源，大清君臣大都不知所以。而倡導「洋才」的日本精英，的確是把「西洋之才源」這個問題弄得一清二楚。

公元1871年，日本政府向西方派出有史以來的第一支使團。而此時泱泱清國第一支「訪西團」已經回國了。

因為早於日本受到西方衝擊，清廷早於日本兩年派出了出洋考察團。考察團進行了長達一年半的巡訪，卻並沒有寫成什麼有價值的考察報告。 唯一文字東西留下來的，是領隊志剛大人（記名海關道）回國後寫的《初使泰西記》。在「巴黎考察記」中，他重點記述了觀看西洋舞蹈的感受，還有西洋海灘，身著比基尼泳衣的姿態萬千的西洋美女令之大開眼界云云。這哪裡是什麼考察，分明是觀光客所為。隨後，中國使團的訪問成果大同小異。等到李鴻章對歐美八國訪問時，各國把已經不當做考察團來接待，而當經貿團禮遇，他們把清僚來訪大都看做「經貿之旅」。李鴻章訪德，沒有得到德國政府的青睞，但卻受到德國商界的隆重歡迎。因為李鴻章是德國軍火器械的第一主顧。

只知觀光、購物，不知世界大勢的中國使團，在當時的國際舞台，屢次成為世界笑談。而在中國首個「訪西團」出發兩年後，日本出訪歐美使節團卻表現了不一般眼力與作為。

這個使節團，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為正使，使團成員幾乎囊括了明治政府的所有要害部門。岩倉使團一共花了2年時間考察，先後遊歷了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德國等國，他們的主要精力沒有放在西洋觀景，而是放在了解西方「憲政制度、工商體制和教育學術體系」中。使團雖然沒給日本買回來什麼大件，但是卻取到了西方強盛的真經——歐美先進的政治制度。回來以拿來主義打造了近代化日本。

東方兩國，一衣帶水，二者西學，立見高下。

清國「師夷長技」，眼睛盯的是技術，手段主要靠買。而日本「和魂洋才」，卻牢牢把抓住了西洋之才的本源。他們知道，醋打哪酸，鹽打哪咸，提升科技之本，在於改變國內政治制度環境。他們不僅師到了西方精髓：政治和學術，而且手段不是買，他們知道，這些東西是買不來的，而是要學到骨子裡，並拿來再創造。

由上述中日兩國西學之果，清晰可見「才」之本源。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才」的分野大體兩層：以人為本，是人才，是技術；以國為本，則是學術、政治制度。

正所謂「小才曰技、大才曰政」。政體才是一個國家最大的「才」，當一個國家政治制度落後，則所謂人才必然腐朽，即便有個別優秀人才，也只不過是庸眾中的人傑，抵擋不了歷史車輪的滾滾向前。

關於這個道理的例證，我們不妨把話說回來，清廷臨死之前，不是把袁世凱視為救國之才請出做消防隊長嗎，可結果又如何呢？那個被清大佬們寄託厚望的袁世凱，不僅沒成為他們的救命稻草，而且還成了牆頭草、和革命軍一起做了他們的掘墓人。因為你的政治制度破產了，「才」盡燈枯，神仙來了也救不了你的命。這難道，這還不足夠說明一個腐朽王朝無力回天的道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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