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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龍捲風」:黑與白

2017年8月20日,美國弗吉尼亞州,參與「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兩名遊行者手拉手。

圖/視覺中國

「雙龍捲風」:黑與白

文 | 范銘

(媒體人)

我始終無法忘記我在波士頓考駕照那天的遭遇。

在狹仄封閉的專用考試車上,剛剛坐上副駕駛座,跟我見面還不到十秒鐘的黑人考官冷冷地看著我,沒有任何鋪墊地對我說:「你太假了,我不喜歡假的人。」

這句刺耳的評價,是在我熱情洋溢沖著剛上車的陌生的他,滿面笑容地打招呼說「嘿,你今天感覺怎麼樣」之後,突然降臨的。我完全懵了。如果有攝像頭,我想我臉上原本十二分綻放的笑肌一定在瞬間僵住了。我從來沒有被人這麼直接地當面羞辱過,尤其在這個陌生人之間都通常友好得有些誇張的國家。

他瞥了一眼尬坐在邊上不知所措的我,一邊漫不經心地扣上安全帶,一邊語帶譏誚地說,「小妞,如果我不是你的考官,在大街上看到我,你是絕不會這樣跟我打招呼的。」

我腦中「叮」的一聲,立刻理解了他的意思。

我無意去猜測和腦補他的過度敏感背後的日常體驗和情緒累積,我知道我只是充當了一個怨氣發泄的垃圾桶;但作為一個亞裔,跟一個無冤無仇的非洲裔美國人這段電光石火的對話片段,讓我更加意識到,在這個原罪深重的國度,種族問題是一個多麼無處不在、一觸即發而又難以言傳的話題。

尤其是進入了川普時代,這個話題更從隱性變為顯性。彷彿一夜之間,在川普「教科書般的種族主義」選戰的刺激下,人們對「政治正確」的忌憚消失了,高壓鍋的活塞被拔起,洪水的閘門被打開,種族間被煽動的戾氣和釋放的惡念泥沙俱下,美國正在慢慢變成一個沸騰蒸籠上氣氳繚繞的包子屜。

2016年9月,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市槍擊案發生後的第三天中午,我一路小跑從學校趕回宿舍,換下了白色T恤、牛仔褲和常穿的白色運動鞋,手忙腳亂換上一身黑衣黑裙,再匆忙跑回學校,為的是響應由同學發起的、在哈佛肯尼迪學院正門口台階上的黑衣合影,以聲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運動。

參與拍照的同學各個族裔都有,大家都面色嚴峻,一言不發。波士頓的9月秋意剛起,天藍雲輕,陽光晃眼,茂密的樹影打在臉上,映在身上,每塊標語板都在斑駁的投射中變得黑白相間。

哈佛肯尼迪學院正門口台階上的黑衣合影,以聲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運動。

9月20日,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市的黑人基斯·斯考特坐在車裡等待接孩子放學時,被搜尋另一案件逃犯的警員懷疑攜帶毒品及槍械。在斯考特不配合查案的情況下,警員開槍將他擊斃。事發時,斯考特的妻子就在不遠處,第一時間拿手機錄了視頻。在這段事後公布的視頻里,她不停地大喊:「他什麼也沒做,他沒有武器,他是個受過創傷性腦損傷的人,他不會傷害你們,不要射他??」然後只聽到槍聲大作,女人的尖叫聲、奔跑聲,手機畫面劇烈晃動,畫面中呈現出遠處倒地的人。畫外音里,妻子近乎神經質地重複了幾十遍「你們做了什麼?他最好別死??」從後續報道得知,死者是七個孩子的父親,年僅43歲。他母親接受採訪時說,兒子當時手裡拿的是一本他酷愛的《可蘭經》,根本不是槍。

警方遲遲沒有公布警員執法紀錄儀的錄像,只是宣稱現場警員都證實死者帶有手槍,但死者的妻子一口咬定丈夫從未有過槍。於是,社交媒體幾乎一邊倒地痛斥警方暴力執法,濫殺黑人平民。此事立刻成了種族問題的新燃點,很快,夏洛特市爆發了連續兩晚的暴力示威,過程中9個抗議者受傷,44人被捕,4名警員受傷,夏洛特市和南卡羅萊納一度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這類事件在過去的兩年時間裡一直是美國種族衝突頭頂的烏雲。僅僅在過去的一周里,斯考特已經是媒體報道的第三個被警察槍殺的黑人受害者。9月14日,俄亥俄州一名搶劫案嫌疑人,13歲的非洲裔男孩,逃跑時從腰帶上拔出一把裝有激光發射器的模擬玩具槍,因而被警員擊斃。9月16日,俄克拉何馬州一名40歲男子的汽車在高速公路拋錨,被盤問後,他高舉雙手卻不聽警方指示,繼續走向自己車門,被白人女警開槍射中身亡。當時巡邏的直升機錄下了現場畫面,畫外音里,警員脫口而出:「他看起來就像個壞傢伙」。而「壞傢伙」,正是川普選舉時評價大部分墨西哥非法移民時使用的語言。

當時巡邏的直升機錄下了現場畫面,畫外音里,警員脫口而出:「他看起來就像個壞傢伙」。

這麼短時間裡密集的執法悲劇,讓我身邊的很多黑人朋友大有兔死狐悲之感。來自烏干達的女權運動積極分子艾琳私下跟我說,看到斯考特妻子上傳的現場視頻,她「由衷地感到害怕」。她平時是個沒心沒肺的人,非常愛笑,是個業餘拉丁舞蹈教練,有著全班公認最翹的臀部,跳起舞來像一個電動馬達,我們平時都管她叫「陽光」。這是我第一次在她臉上看到那樣憂傷嚴肅的表情。她聲音發顫地對我說:「你知道嗎?我們的膚色,就意味著我們總是生活在槍口之下。」

但是,當我跟另一個白人同學菲爾聊起這件事時,他臉上的表情有些複雜:「這無疑是一個可怕的悲劇,但是??」他看了我一眼,「媒體的報道也有問題,這讓警察——這些每天冒著生命危險保護社區安全的人,看起來就像是一群武裝的暴徒。」菲爾是一個全球著名戶外運動品牌的創始人,也是典型的美國共和黨人,富裕、保守、待人友善,我知道他絕不是一個種族主義和不關心他人死活的人,我也完全明白他的憂慮和保留來自於哪裡。

就在兩個月前,在得克薩斯州的達拉斯市,一個曾在美軍預備役服役六年的非洲裔退役士兵,在一次「黑人命也是命」的和平遊行結束時,用狙擊方式射殺了五名白人警察,同時造成九人受傷。他在跟警方對峙時明確表示,他就是想殺警察,「特別是白人警察」。這一事件引起了連鎖式的系列襲警事件,各州不斷傳來多名警察遭襲受傷的新聞??很快,便有人開始組織「警察的命也是命」(Blue Lives Matter)運動。

普通老百姓在這段時間中的情緒波動也是巨大的,也許前一天還對警察的致命武力感到反感和厭惡,後一天就為他們危險的工作性質和殉職感到傷心和體諒。整個國家的同情心像一個巨幅鐘擺一樣搖晃和動蕩。當然,影響立場的最關鍵因素依然是,觀眾肌膚顏色的深淺。

不知為什麼,我忍不住聯想起以前聽說過的一種罕見的氣象災難,叫做「雙龍捲風」,指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產生的大小相近的兩股巨大的龍捲風;它們旋轉的方向相反,破壞力是普通龍捲風的兩倍。那個秋天的美國,我就彷彿置身於這兩股彼此相對又彼此糾纏的旋渦式的強大氣流之中。

「雙龍捲風」的破壞力是普通龍捲風的兩倍。那個秋天的美國,我就彷彿置身於這兩股彼此相對又彼此糾纏的旋渦式的強大氣流之中。

圖 /Twitter @ StormCoker

讓我首先感到吃驚的,是我的同學中對於「黑人的命也是命」這樣在我看來天然正當的運動的爭議。在我眼裡,這種抗議有效地表達了非洲裔美國人的不安全感和憤怒,是絕對應該支持的;但有些白人同學覺得,這個提法本身只是在強化種族的矛盾,無益於有效的對話和事情的解決。比如美國海軍軍官同學羅傑,他的父親就是個警察,所以他對於這種在種族情緒下污名化警察的氣氛感到不適,他引用了柯林頓總統在任時的一句名言:「沒有什麼美國的錯誤不能用美國的正確來解決。」他說,「讓我們一起尋找正確的方式吧,不要用情緒化的語言把人們逼到各自的死角里。」

出生在田納西的黑人女生拉什安娜則反擊說:「我不同意!雖然我絕對相信並不是所有的警察都是壞人、惡棍和暴徒,但是在這個國家的警務機構里,確實有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需要得到認真的解決。」她的名字聽起來像「快跑安娜」,說起話來也快言快語:「我希望我們至少能夠尊重那些被非正義的方式奪走了生命的人。我的很多沮喪來源於人們缺乏同情心,每當這種悲劇發生,另一方就立即先急於去捍衛被告。」

兩人的爭論很快蔓延開來。羅傑認為,事情的真相還不清楚,靠匆忙堆積的情感來下判斷和喊口號容易更加激化矛盾;但「喊口號」三個字又觸到了黑人同學的痛點,女博士羅拉立刻加入了戰團:「我很困惑,對不起,你是說『黑人的命也是命』是在喊『口號』嗎?我希望你澄清一下。」

兩邊爭執不下,大家都心知肚明:其實警察執法問題只是殼,種族問題才是核。海軍陸戰隊退役軍官丹尼爾一語點破:「如果我們真的有興趣倡導更好的警務實踐,那麼我們也應該同時討論一個白人或西班牙裔被警察射殺的故事。專註於事實,才能識別問題和找到解決方案。」

於是我們決定來一次主題討論,邀請了「公共管理實踐課」的斯派洛教授主持。他今年61歲,是個典型老牌紳士,來哈佛前,他曾在英國警察局服務了十年,甚至一路升到了偵探總督察的職位,既了解警方的思維和實踐困境,也有學術積累。我暗暗猜想,請他來,除了他的專業對口,更重要的也許還是他作為英國人的身份,因為在這個敏感議題里,恐怕任何一個美國的白人或黑人都無法被認可為公正。但後來我才意識到,我還是想得太簡單了。

當天一開始,斯派洛教授就很遺憾地告訴了我們一個「荒謬和令人尷尬」的事實——到目前為止,美國還沒有收集警方槍殺平民事件的國家統計數據,因此,官方甚至還不能對症地準確找出目前存在的政策缺陷和程序失誤。

然後,他給我們回顧了一些非官方渠道的統計,比如《華盛頓郵報》和英國《衛報》,都建立了通過公開渠道收集被警方射殺人員的實時信息資料庫。其中顯示,美國平均每天有三起警察開槍擊斃嫌犯的事件。教授引用了《衛報》的數字,截止到我們開會的前一天,全美當年共有821人被警察擊斃,其中403人是白人,221人是黑人,133人是西班牙裔??「可以看到,受害人中四分之一是黑人。很多時候警方對持槍的嫌犯開槍是正當的,因為??」

這時,一個聲音打斷了他。

「對不起,教授,您認為警方開槍是正當的?」黑人女生娜伊莎從座位上站起來,她一頭齊至頭皮的利索短髮,背部挺得筆直,下巴微微翹起,整個人像一顆蓄勢待發的子彈。「在美國,人們總能找到各種各樣的理由來完美地論證警方殺死黑人嫌疑犯是『正當的』。當我聽到這樣的評論,我覺得真的是??心寒。警察殺人可以是『合法』的,但並不代表這是『沒有問題』的。我並不反對警察,但作為一個黑人女性我很掙扎——我只是想指出,您的措辭不當。」娜伊莎脖子上圍著一條紅色的麻布圍巾,襯著她的臉也微微漲紅,說話的時候太陽穴都彷彿在輕微地跳動。

斯派洛教授依然冷靜和慢條斯理,「不管怎樣,我們不能完全不信任美國的司法系統調查的獨立性和嚴肅性,不能否認之前警方合法自衛的幾率還是比較高的??」

「警員只要感覺到自己被威脅,覺得他們的生命有危險他們就可以開槍,所以他們的動機都是『合法的』,但他們的感覺是非常主觀的。我希望您既然主持這樣一場討論,必須非常謹慎對待您的用語和措辭。」說完,娜伊莎直接轉身離開了現場。

少頃,另一個黑人同學,美國陸軍中尉指揮官布蘭登也舉手示意有話要說。他平時不太參加集體活動,這次似乎是為了這個議題有備而來。他的嗓音是《湯姆叔叔的小屋》或者《根》里那種經典的黑人主角的聲音,粗厚響亮,富有感染力。他說,在概念性的討論之前,他想分享一下作為一個非洲裔美國人的日常:

「十幾年前的一天深夜,我在新澤西跟朋友聚會完,來到一個加油站的超市。我站在一個ATM機前正跟人說笑,突然感覺有一個硬物頂著我的後腦勺。我一回頭,是個警察,拿著一把槍指著我的腦袋對我大喊。那一瞬間我根本反應不過來警察在說什麼,我只是懵了。警察喊了大約15到20秒,我才明白,他懷疑我是黑幫分子,讓我把毒品交出來。沒有任何詢問和手續,他就直接用槍指著我的頭。我沒有作出任何過激反應,因為從小我父母就訓練過我碰到警察詢問該怎麼對待。從18歲會開車起,我的車一年會被警察隨機攔住五六次,每次被攔住,我都會給我爸媽打電話,讓他們在線,開著揚聲器,因為有一種恐懼從未消失,就是我隨時可能會被非法逮捕,甚至被非法殺死,我需要有人見證。這種事情發生過太多太多次,我的父親、我的叔叔們??當然他們那會兒生存的環境要比現在更惡劣得多。現代技術只是讓這一切更容易被拍攝和記錄下來了,但對於我們黑人來說,這些事兒沒有一點兒新鮮的,差不多一百多年來都在發生。」

他語速緩慢、情緒飽滿卻毫不誇張,就像聊著昨天看到的一場電影。屋裡很靜,只有中央空調低沉的送風聲,沒有人插話,都默然任由那頭看不見的龐然大物在自顧自走來走去。布蘭登停頓了一下,拿出剛才記筆記的小本子。

「您提到了《衛報》,說實話我很恨他們的結論,因為這個結論只是更加強化了歧視的存在。在美國,黑人現在最多只佔到總人口的大約14%,但被警方槍殺的人佔到總數的26.5%;白人的人口比例超過60%,但被警方槍殺比例是50%——這難道不說明問題嗎?官員們經常喜歡說,爭取20年內把車輛殺人的發生率降低到零,為什麼沒有人說,我們要把錯殺無辜不持械黑人平民的發生率降到零呢?為什麼這不是一個目標呢?我是個軍人,我的一些軍人朋友經常說,槍不長眼。但那是在戰爭區。即使是在戰爭區,軍人也被訓練不能對手無寸鐵的平民開火,不然就是嚴重的罪行。那麼在市區內向平民開槍怎麼就不是罪行了呢?」

布蘭登的發言讓我很長時間沉浸在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之中。我看過很多美國內戰前後的電影,也深知美國黑人的苦難,但我以為,事隔一百多年,美國已經投票選上過黑人總統,頂級黑人明星、球員層出不窮,連我最喜歡的脫口秀《每日秀》的主持人也已經換上了來自南非的黑人主持,我在校園裡接觸的黑人同學大多已經到達了社會金字塔的上層,倒是身邊的華裔抱怨《平權法案》給黑人們過多特權的說法不絕於耳,以至於我對於美國黑人的處境其實是過度樂觀的,潛意識中把警方暴力執法的對象直接腦補成了一些確實扶不起來的黑幫小混混,我從未想像過一個像布蘭登這樣已經是美國陸軍中尉的人,如果除去他的身份和職位,內心依然有這樣揮之不去的陰影和不安全感。他說的沒錯,美國司法部有數據顯示,黑人男性有三分之一在一生中有可能入獄;黑人在開車時被警方詢問調查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倍;黑人在遇到警察時,發生暴力衝突的概率是白人的四倍;雖然黑人青少年只佔總青少年人口的16%,但犯罪比例卻高達總人數的40%。

我上網查了一下斯派洛教授提到的英國《衛報》的被警方槍殺的平民嫌犯的資料庫,按種族搜索了「非洲裔美國人」,立刻,幾百張黑白的臉孔呈現在眼前,按死亡日期排列,附著每個人的名字、年齡、死亡方式,像一面面黑沉沉的墓碑,壓得人喘不過氣。

《衛報》被警方槍殺的平民嫌犯資料庫「非洲裔美國人」搜索結果截圖

圖/《衛報》資料庫網站

不過同時,我也看到一個來自FBI的數據:從概率上,黑人更可能殺害警察而不是被警察殺害,警察被黑人殺死的可能性是警察殺死無武器黑人的18.5倍。從這個角度,我既能理解黑人同學的激動和斥責,也能理解白人同學及斯派洛教授的尷尬和謹慎,也更深地意識到,在美國討論種族問題很難純粹「就事論事」,因為原罪太重,傷口太深,從未真正癒合。

那次的討論,最後在和平和相互理解的氣氛中結束。不管怎樣,大家都加深了對彼此感受和思考方式的體諒,就像我們公認的,「討論是真正開放社會的種子」。

然而,還有一個疑問在我心中徘徊了很久,那就是開槍射殺黑人斯考特的文森警員,他本人也是個黑人啊;那個被廣為指責的拖延公布警方現場視頻,被憤怒群眾要求免職的夏洛特市的警察局長克爾·普特尼,同樣也是黑人。那麼,這次警察執法中真的存在種族歧視嗎?是黑人警員在歧視黑人平民嗎?或許,現場有著更為複雜的情況?

兩個多月之後,在秋季期末考試的間歇,我看到了斯考特案的最後消息。11月30日,梅克倫堡縣地方檢察官宣布,對文森警官不予以起訴。因為經過多種現場復盤、監控影像分析和證據提取,法庭證實,斯考特當時確實攜帶著一支柯爾特380半自動槍,藏在右腿的褲管里,子彈擊發器已翹起,保險已打開,有理由相信警員當時處在危險之中。警方不僅提供了槍上斯考特的指紋和DNA,還找到了他買槍的購買單據和路徑,以及他與妻子討論這把槍的聊天記錄。換句話說,事後斯考特妻子對社交媒體堅稱他從未擁有過槍的說法,是不實的。

這個案子的結果很快被其他新聞淹沒了,它本質上也只是一個時間節點上某個群體宣洩憤怒的出口。不管真相如何,都改變不了這個國家根深蒂固的黑白對立的底色,頂多只是讓我這個外國學生,在看待這個複雜歷史問題的過程中,更增添了一層並不意外的複雜感受。

又過了將近一年,當我已回到中國,突然從新聞里看到弗吉尼亞的夏洛茨維爾的騷亂時,我腦海中才再一次地,浮現起了「雙龍捲風」。

被稱為「龍捲風之鄉」的美國,每年會發生一兩千次龍捲風,而在我看來,種族問題就是美國社會領域的龍捲風。只是,以前的風大多是「黑色」的,但在川普上台後,那些一度被政治正確壓製得抬不起頭的人人喊打的白人種族主義群體,突然奇蹟般地重新找到了發聲的渠道,而且風力變得越來越凌厲強勁。

2017年8月11日,一場圍繞「是否應該拆除內戰時期南方軍隊首領羅伯特·李的雕像」的抗議活動,卻演變成一場十年來最大的「白人至上」主義遊行。怒吼的白色面孔手持烈焰火炬,喚起了人們對臭名昭著的極端右翼社團3K黨的暗黑記憶;而遊行人群高舉的手勢和冷峻的表情,又分明屬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納粹德國。白人示威群體與反種族主義抗議群體的衝突不斷升級,最終一輛憤怒的車輛沖入人群,一個年僅32歲的倡導人權保護的女律師不幸喪生,19人受傷,還有兩名空中巡警在過程中墜機殉職。

8月11日,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騷亂,約2000到6000人參加集會。

圖/Dailymail.com

遊行人群高舉的手勢和冷峻的表情,又分明屬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納粹德國。

圖/Twitter@YesYoureRacist

我同班同學斯里的高中同學娜塔莉·羅梅羅當時就在現場。她的父母從哥倫比亞移民來到美國,她是家族中第一個大學生。那天,她置身反種族主義的遊行隊伍中,聽到對方陣營里震耳欲聾的喊聲「誰的街道?」「我們的街道!」「血和土地!(納粹口號)」「他媽的滾回非洲!」「誰也不能取代我們!」然後她被一輛車撞倒,此刻頭骨骨裂躺在醫院。

川普在這件事上的表態可謂一波三折,先是曖昧地完全不提「白人至上」團體,只是「譴責暴力」,後來又強調這是「雙方的責任」,最後在輿論壓力下被迫點名批評3K黨等極端團體後,不到24小時又再次聲稱,那些打著納粹萬字旗、舉著3K黨火炬的遊行隊伍中,有很多「很好的人」。我對他的反覆無常毫不驚奇,在我的眼裡,他似乎從來就不是一個有清晰道德感和原則邊界的人。

當今的美國,其實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身份政治」的巨變。當托馬斯·傑斐遜寫下《憲法》中擲地有聲的「We the people」時,這個「我們」中並不包括女人和黑人。但隨著民主化加深,選民的範圍不斷擴大。民權運動是「身份政治」的覺醒,作為黑人、女人、同性戀者們終於找到了自己存在的價值,這也是「政治正確」的源頭。但「身份政治」必然會「離間」身份之外的人群,特別在美國少數族裔和LGBT群體數量不佔優的情況下,過度強調「身份政治」會造成選票流失,讓原先的主流民族和群體感到想像中的巨大「壓迫」,尤其是白人中的窮人。這是一個數學的遊戲。

2017 年8 月16 日,美國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 數千人手捧蠟燭沿此前「白人至上」集會路線遊行,抗議「 白人至上主義」。

圖/視覺中國

川普的當選和連任,靠的就是分析和贏得這部分選民,繼續做他們的代言人。他們看川普,可能就像杜魯門總統曾經形容尼加拉瓜獨裁者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的話:「他也許是個混蛋,但他是我們的混蛋」。我深深地意識到,奧巴馬時代強化的「身份政治」,在階級分化的今天,是川普當選的助燃劑。如何讓捍衛少數族裔權利的候選人能夠贏得下一場「數學」的較量,是擺在民主黨面前最艱巨的任務。

美國正在走向分裂,我已經不會為下一場夏洛特槍擊案或夏洛茨維爾騷亂感到驚訝,但讓我感到莫名可嘆的是,夏洛特市的斯考特案,是黑人槍殺了黑人,夏洛茨維爾的騷亂中,最終是白人開車撞死了白人。

刊於《財新周刊》2017年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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