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契丹後裔

《阿蘇魯墓碑》

《青牛白馬圖》

我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在歷史上，有些王朝和割據政權是由非漢族建立的。例如鮮卑族建立的北魏，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國，哀牢族建立的南詔，契丹族建立的遼朝，党項羌族建立的西夏，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滿族建立的清朝等等。

由東胡而鮮卑，由鮮卑而契丹，是我國古代北方契丹族的簡單發展線索。據韓國史書《三國史記》的記載，契丹民族出現在史乘的最早的確切記載是公元378年。《魏書》始有專門記載契丹的《契丹傳》。隋唐時期，契丹先後經過大賀氏和遙輦氏兩個部落聯盟時代的發展而逐漸強大起來。

唐代末年，中原紛亂，藩鎮割據。契丹貴族首領耶律阿保機也乘機統一各部。進而在中國北方建立了時稱「契丹」時稱「遼」的王朝（907-1125）。公元907年是唐朝滅亡的年份，也是後梁和契丹王朝建立的年份，形成國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遼朝大致與五代和北宋相始終。

一般老百姓對遼朝可能比較生疏，但提起楊家將的故事或京劇《四郎探母》，可以說婦孺皆知、家喻戶曉。楊四郎所處的番邦就是遼朝。四郎探母是民間傳說，並不是歷史事實。有趣的是，《遼史》卷六十四《公主表》記載劉三嘏和劉四端兄弟均娶了遼聖宗的公主。他們都是唐代劉怦的後人，而劉怦乃劉備後裔。

前幾年，中國科學院的植物學家去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考察，發現林東鎮的遼上京古城長著一種名叫駱駝蓬的駱駝愛吃的植物。這種植物中國其他地方沒有，只有遼上京古城有。它原產中亞，應該是種子粘在來往於絲綢之路的駱駝身上，無意中落根於遼上京的，從遼朝一直自行繁衍下來。這說明遼朝向西控制著絲綢之路，向北控制著蒙古高原。俄語中至今猶稱中國為「契丹」，可見遼朝影響之巨。

在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末年滅渤海國後，版圖東到日本海。遼太宗耶律德光出兵援助石敬瑭建立後晉，石敬瑭向契丹割讓燕雲十六州。據《遼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遼朝疆域最盛時「總京五，府六，州、軍、城百五十有六，縣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屬國六十。東至於海，西至金山，暨於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是當時亞洲最強大的國家。

根據史書記載和今人研究，遼朝於公元907年始建國時，是以民族名稱「契丹」稱國號。由於燕雲十六州的併入，為了籠絡當地漢人，遼太宗耶律德光於公元938年把國號改為民族色彩不太濃厚的「遼」，把年號改為「會同」。遼聖宗耶律隆緒於統和元年（983）復改國號為「契丹」。遼道宗耶律洪基於咸雍二年（1066），又改國號為「遼」，直至亡國。遼朝的國號兩次稱「契丹」，兩次稱「遼」，稱「契丹」和稱「遼」的時間各一百多年。史家一般把整個朝代稱為遼朝。然而根據對契丹文字的解讀，遼朝實行「契丹·遼」或「遼·契丹」的雙國號制度。至於在什麼情況下稱「契丹·遼」，又在什麼情況下稱「遼·契丹」，也是有規律可循的。在漢字文獻稱國號為「契丹」時，在契丹文字資料中稱國號為「契丹·遼」，即把雙國號中的「契丹」放在前面。例如刻於重熙二十二年（1053）的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志銘》第一行開始的五字為（大中央契丹遼國之）；在漢字文獻稱國號為「遼」時，在契丹文字資料中稱國號為「遼·契丹」，即把雙國號中的「遼」放在前面，例如刻於壽昌五年（1099）的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銘》第一行開始的四字為（大遼契丹國之）。根據對契丹文字的解讀，國號「遼」為「遼遠」之義，與遼河沒有關係。

遼朝實行一國兩制，「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雖有首都遼上京，而皇帝又不經常住在首都，而是隨著季節變化四時捺缽（契丹語音譯，義為「行在所」）。遼代的政治中心不在首都而在捺缽。既有契丹人從事的游牧業，又有頭下軍州漢人經營的農業和手工業。

遼朝共傳九帝（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聖宗、興宗、道宗、天祚帝），於保大五年（1125）被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滅亡，「享國二百一十九載」。

遼朝滅亡後，經過金、元兩代的民族大遷移和大融合，契丹人就逐步融合到其他民族中去了。早在清代乾隆時期，就有人提出達斡爾族就是契丹族大賀氏的說法。

199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國醫學科學院牽頭向國家科委申報了《分子考古學》的課題，內容是用現代科技研究契丹人到哪裡去了。社科院由陳智超先生負責，醫學科學院由楊煥明（中國遺傳學學界的權威專家）先生負責。兩個科學院都是我國的最高權威學術機構，成員除了陳智超先生和楊煥明先生之外，還有劉鳳翥、李錫厚、劉春芸、吳東穎、塔拉、齊曉光、陳棠棟和李興盛。我們提取了烏蘭察布盟博物館收藏的契丹女屍的手腕上的骨頭做標本，從內蒙古考古所發掘的耶律羽之家族墓、耶律祺家族墓等墓群出土的有契丹字墓誌，證明其確為契丹人的牙齒和頭蓋骨中提取遺傳基因。我們還去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提取八十位達斡爾族男生的血樣來提取遺傳基因。去雲南省保山市和施甸縣提取自稱是契丹後裔的八十位阿莽蔣姓「本人」的血樣來提取遺傳基因。我們把契丹人遺傳基因與達斡爾族和阿莽蔣姓「本人」遺傳基因進行比對，最後證明他們都是契丹後裔。我們所做的基因測定從文獻學和醫學上都具有中國最高學術權威。

雲南阿莽蔣姓「本人」是契丹後裔的證據在於世代傳承的廣大民眾對契丹民族的記憶和深厚的民族認同感。每家每戶的祖宗牌位上都寫著「耶律庭前千株綠，阿莽蔣氏一堂春」的對聯。施甸縣木瓜榔村有一個據說建於明代的蔣氏宗祠。在民國時期維修過，大門上刻著國民黨的黨徽，牆上繪有孫中山的遺像，遺像下面有「總理遺囑」。當時修祠堂的阿莽蔣姓「本人」的民族好多都是漢人，但都認同是姓耶律的後代。在民國時代，少數民族沒有便宜可占，說明至少在那時阿莽蔣氏族人就認同自己是契丹後裔，再加上基因測定，已經能證明雲南的阿莽蔣氏族人是契丹後裔。這說明阿莽蔣氏族人認為自己是契丹後裔是歷代口頭相傳、由來已久的，已經深入人心，是全體族人對契丹民族的心理認同感和歸屬感。所以施甸阿莽蔣是契丹後裔，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某些人為了說明其為契丹後裔，往往出於心切而製造假證據。我認為《阿蘇魯墓碑》上的契丹字和《青牛白馬圖》就是今人製造的，不是古代文物。

由於我當時認識不夠，曾在孟志東先生所著的《雲南契丹後裔研究》（中國社科出版社1995年出版）一書的序言中說：「孟先生專著中所揭示的一些碑刻上的文字確確實實是地地道道的契丹文字，是兩種契丹文字中的契丹小字。例如《阿蘇魯墓碑》中刻的由兩個原字拼成的意為『首長』那個契丹小字，就刻得極為規範，一筆也不多，一筆也不少。」鑒於我在契丹文字學界的地位，我的話影響了許多人。大家都相信我的話，認為雲南契丹後裔的墓碑上有契丹字。這是我應當向廣大讀者道歉的。

什麼事情都有一個認識過程。陳乃雄、孟志東和楊毓驤都寫文章說雲南契丹後裔的墓碑上有契丹字。雲南省施甸縣最早的契丹人後裔墓碑上的契丹字是在《阿蘇魯墓碑》上。上邊有個契丹字。這個（一般寫作）字的意思是「首長」，我曾誤認為這個字很了不起，說明清朝道光年間契丹後裔還能認識契丹字。

真正看出問題的是北大2015年剛去世的劉浦江教授，他看了《阿蘇魯墓碑》的拓本照片後說，「甲山庚向穴」是堪輿學家的行話，是看風水人說的「東方甲乙木，西方丙丁火」之類的話。「甲山庚向穴」是說阿蘇魯墓的穴位方向的問題，「穴」本身是個漢字，也可以說是個契丹字，因為契丹字里也有這個字作。《阿蘇魯墓碑》中的是在「甲山庚向穴」的「穴」字下邊再加一個形成的，是就合漢字「穴」。這樣一來就發生問題了，「穴」究竟是漢字還是契丹字？不能一字兩用，是「甲山庚向穴」就不能當契丹字用。我一看自己拓的這張拓本，「甲」、「山」、「庚」等字筆畫很細，很秀氣，橫豎勾的筆畫拐彎時均是方筆。「向」字除了第三筆之外的筆畫也很細，第三筆的筆畫特別粗，拐彎時是圓筆。與其他筆畫不協調，至於當「首長」講的這個字筆畫特別粗，是因為「穴」後邊所加的讀為da的「」字筆畫粗，而漢字「穴」筆畫細，不協調。為了協調，就把「甲山庚向穴」中的「穴」的筆畫也加粗成字。這樣一來與「向」又不協調了，於是把「向」的第三筆加粗了。這樣下去，可能得把整個《阿蘇魯墓碑》的字都加粗。於是就停止了加粗。所以我判斷《阿蘇魯墓碑》上的字不是道光年間刻上的，而是1977年第4期《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出版之後或者說《契丹小字研究》1985年出版以後，知道契丹字里的「首長」怎麼寫之後才刻上去的，是某位契丹後裔就合「穴」字補刻而成的。

當初作為契丹後裔還沒有完全確定時，恐怕證據不足，然後就往碑上刻點契丹字，為的是證明他們是契丹後裔，是好心做的事情。所謂的施甸方面墓碑上的契丹字，除了剛才說的《阿蘇魯墓碑》上的契丹字之外，再一個字就是「」。漢字的「凡」有兩種寫法，一種是把點寫在裡邊作「凡」，另一種是把點寫在上邊作「凢」。寫在上邊的這個字既是契丹字，也是漢字，契丹字念「ɡe」。在《阿保墓誌》里，有一句「今合族公議：凢在族黨嫡孫，悉皆後裔」，其中的「凢」本來是漢字「凡」的異體字，然而孟志東和楊毓驤先生也把此處的漢字「凢」當作契丹字原字。原字僅僅是一個讀「ɡe」的發音符號，並沒有意思，只有與其他原字拼成單詞之後才有意思。包括孟志東的書在內的論著把「凢」提出來作為契丹字是不對的，一個字不能既是漢字，又是契丹字。

《德昌墓誌》中有「公與之祖先蓋六世矣」和「蒼龍入海金羊收」等句子，其中的「先」和「收」寫得有些潦草。孟志東的書把「祖先」的「先」比附為契丹原字，把「收」比附為念「ke」的契丹原字。

孟志東書里的所有契丹字我都一一進行了核實，都不是清代的契丹字。其他碑上刻的契丹字「首長」，都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之後的一些好心人做的事，亂刻上去的，並不是原來碑上就有的契丹字，這一點必須澄清。

《遼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為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為八部。」

孟志東的《雲南契丹後裔研究》里收錄了一張《青牛白馬圖》，說這張圖原在蔣文智家明代修的譜書中。由於把這張圖說得非常神秘，一些人不察，把它收入《圖說北京史》之類的書中，遼上京博物館也把它當作契丹的符號，掛在展覽大廳中。

關於《青牛白馬圖》的問題，我跟蔣文智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好朋友歸好朋友，但是事情必須說明白，我們都是八十多歲的人了。趁著我們還健在，應噹噹面把一些事情說清楚。1996年我們到施甸抽血時，當時說《青牛白馬圖》在蔣文智先生家，我們課題組的成員特意到瑞麗訪問蔣文智先生。1996年5月我到瑞麗的時候，讓蔣文智先生把《青牛白馬圖》拿出來給我看看，他說：「《青牛白馬圖》因年久被蟲蛀，有些破，我讓一位畫家幫我臨摹一份。畫家把原圖貼在玻璃版上，臨摹完了，原來的圖從玻璃版上往下揭取時全揭壞了，沒了。現在只有畫家臨摹的那一張。」 蔣文智先生還跟我說：「《青牛白馬圖》好比兵符，是遣兵調將的（收錢糧、調人），他家有兩張圖，一張圖的人物是帶刀的，是真的，另一張是帶劍的，是假的。征錢糧的時候，拿著帶刀的真圖就好使，好辦事。拿著帶劍的，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不會聽從。」我說：「既然真圖從玻璃板上揭取時揭壞了，沒了。那就把那假的拿給我看看。」蔣先生說：「行，明天我拿來給你看。」結果第二天，蔣先生到賓館來看我們時，並沒有拿來假的《青牛白馬圖》。真的圖沒給我看，假的也沒給我看。當時我就對《青牛白馬圖》的來歷和作用發生了許多疑問。我回到北京之後給蔣先生寫信說：「請您把明代的譜書複印一份給我。」蔣先生來信說：「譜書原被蔣慰復借走，蔣慰復帶著譜書與一些老師和學生來施甸縣實習的時候，途中發生車禍，汽車掉到河裡了，除了一個三歲的娃娃之外，一車人全遇難了。譜書也丟了。」2015年3月28日上午，在施甸縣舉辦的契丹後裔學術研討會上，蔣文智在發言中說，《青牛白馬圖》在清代有進京通行證的作用，拿著它就能進北京見皇帝，不拿著它見不到皇帝。《青牛白馬圖》的作用被蔣文智先生說得太神了，言多必失。

我對《青牛白馬圖》的由來和消失產生了懷疑。首先這張圖不符合《遼史》的記載，《遼史》說神女是駕青牛車而不是騎牛，而這張圖讓神女坐在牛上，根本不符合《遼史》的記載。契丹男人髡髮，不留辮子。《青牛白馬圖》的男子留著辮子，是滿洲人的裝束。這應當是現代人所為，而不是明代的文物。

作者：劉鳳翥

編者附錄：

中新社瀋陽9月16日電 (記者 沈殿成)第五屆遼文化年會暨大遼契丹後裔流向研討會16日在瀋陽法庫召開，研討會上發出倡議書《弘揚中華文化，向世界尋找大遼契丹後裔》。

歷史上的遼國是1000多年前中國北方契丹民族建立的王朝，據有北方廣袤的土地，影響遠播。

資料圖：雲南省自稱為契丹後裔的人口有大約15萬人，其中9萬人在施甸縣。 中新社記者 李進紅 攝

《弘揚中華文化，向世界尋找大遼契丹後裔》倡議書由遼寧省瀋陽市遼文化研究會、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博物館、雲南省施甸縣文史研究學會和河北省崇禮縣遼文化研究會共同發出。

法庫作為遼代蕭氏後族的重要聚居地，現今存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遼墓群及其他遼代遺迹；巴林左旗作為遼代「五京」之首的遼上京，目前境內有上京城遺址、遼祖州、祖陵遺址等豐富的遼文化資源；施甸系契丹後裔所在地之一；崇禮境內擁有珍貴的遼代文物、古城、墓葬和遺址。

圖為施甸縣姚關鎮大烏邑村契丹後裔民房建築群。 中新社記者 李進紅 攝

倡議書稱，四地共同尋找大遼契丹後裔，編寫「大遼契丹後裔名錄」；設立「大遼契丹後裔英才榜」；成立「大遼契丹後裔研究大聯盟」、建設遼文化信息交流平台，進行遼文化傳播和交流；定期出版刊物，及時整理遼文化研究成果；共同尋找與大遼契丹後裔有關的民俗風情、民謠、音樂、舞蹈、各種生產技藝、娛樂活動、傳說故事，發展遼文化產業。

此次四地共同發出尋找大遼契丹後裔倡議，旨在挖掘、整理、固化、傳播遼文化、契丹文化，豐富中華民族文化，促進地區經濟社會繁榮與發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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