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請封到自封，日本在東亞地區的自我定位轉變
文：戴桃疆
東亞三國中日韓，三國關係比較複雜，中日關係靠韓國，日韓關係靠日本，日韓關係靠……不過回溯幾千年的歷史，三國關係相對簡單得多。
雖然徐福東渡的傳說發生在秦漢時期，但能夠找到證據印證的中日關係的，還是三世紀魏明帝曹睿頒賜給卑彌呼的「親魏倭王」的封號。
「親魏倭王」印
這個封號現在聽上去有點太露骨了，當時曹魏政權仍然沒有結束東漢末年三足鼎立的局面，曹睿在任時的主要功績還是擊退蜀國吳國的聯合進攻，日本國王按照西周時期延續下來的大陸請封模式，尋求曹魏政權的承認，一定程度上是對曹魏政權合法性統治的承認。
五世紀，日本國王向中國統治者請封的事情變得更加頻繁，曾有五位國王請封。
日本向當時的中國統治政權請封的行為並不是想加固兩國之間的倫理秩序，而是一種外交行為，日本通過向中國統治者請封的行為獲得了干預三韓乃至朝鮮半島的能力。
對於當時的日本國王而言，向海外的統治者請封的行為仍然涉及尊嚴問題的，但是不捨棄尊嚴，就無法獲得實質利益。
請封行為是涉及政治倫理的政治行為，是尊他的一種形式，暗含著抬高中國的意味，古代國家為了維護經濟利益所作出的必要手段。
日本有研究認為，豐臣秀吉當年針對朝鮮發動壬辰之亂，主要原因並非是以朝鮮為跳板統治中國大陸，而是因為豐臣秀吉時期，日本想恢復於中國（當時朝代為明朝）的勘合貿易，但是朝鮮方面並沒有將日本的意思如實地傳達給明朝。
李氏朝鮮政府之所以未能傳達日本豐臣秀吉的意思，並非完全處於主觀惡意，而是因為李氏朝鮮了解當時東亞地區的國際關係交往通則，了解明朝朝貢必以冊封為前提的規定。而十七世紀的豐臣秀吉已經不像他五世紀的同胞那樣能夠低下頭來，他只想和明朝進行勘合貿易但又不想被明朝冊封為日本國王，成為明朝的從屬國。
壬辰之亂
豐臣秀吉不可能不知道中國外交政策上的規定，在尚不處於強勢地位時，日本已經改變了原先對中國的觀點，並將這種憤怒發泄在了李氏朝鮮身上。
豐臣秀吉之後，江戶幕府初代將軍德川家康也層多次下令向明朝修書求取取勘合貿易所需的勘合符，明朝並未應允，德川家康震怒，命島津氏出征大明，最後計劃沒有實施，但是日本徵服大陸的野心可見一斑。
江戶幕府雖然是日本在接受西方文化之前的最後一個歷史時期，但卻對塑造整個國家的政治觀念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武家政治可以被視為日本政治的核心，蘊含著自我中心主義的所有元素。
家康
武家政治被提煉成為一種類似宗教精神的武士道，武士道講究上下級之間的忠誠、犧牲、信義、廉恥、潔凈、樸素、尚武、名譽，但是談義不談仁，談愛不談情。在這種類似宗教觀念的影響下，武士精神中武裝行動的說服力遠高於道德說教，對「奉公」觀念的崇尚導致君主被無限迷信化，武士「死的覺悟」等同於為君主獻身即完成了則公去私的偉業，武士沉浸於冥想中赴死瞬間所具有的永恆意義。
在這種唯心主義的觀念下，日本在江戶時期完成了從小日本走向「大日本」的改變，第一步是以清朝統治中國唯有拒絕受封，接下來是追求平等，第三部是自我冊封，不再使用日本國王的稱呼，而是將自己稱呼為「日本大國君」。
十七世紀，日本終於通過自我肯定獲得了與中國平等的地位。十九世紀，隨著日本率先開始近代化路程，這種對平等的追求轉向為對大陸擴張的慾望，最終導致了全亞洲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