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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植物學家鍾揚因車禍逝世:給50年後的上海留下紅樹林

復旦植物學家鍾揚因車禍逝世:給50年後的上海留下紅樹林

2010年8月22日,上海東方藝術中心,鍾揚為觀眾講述了基因組中隱藏的秘密。高劍平 澎湃新聞資料圖

他在16年間遍訪青藏高原上的植物,收集種子送上「諾亞方舟」,並找到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擬南芥;他破解了紅樹北移難題,為50年後的上海送上一條「美麗的海岸線」。

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著名植物學家鍾揚教授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是:「經過幾十年的資源消耗,今後我們能給子孫後代留點什麼?」給未來留下「種子」,貫穿他學術生涯的始終,引領他在世界屋脊上的奔走,直到被車禍戛然打斷。

9月25日上午,鍾揚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出差途中遭遇車禍,不幸逝世。

「這個種子實際上是應對全球的變化。你猜測一下,假設一百多年以後還有癌症,假設那時候大家發現有一種植物有抗癌作用,然而由於氣候的變化,這個植物在西藏已經沒有了,但是一百多年前有個姓鐘的教授好像採過了。」鍾揚曾在演講中說道。

「都一百多年了,姓不姓鐘有什麼關係呢,是不是教授又有什麼關係呢?大家問我,我們的孩子如果采了這些種子能考上大學嗎?一百多年過去了,沒有人在乎你是不是教授。」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網站顯示,鍾揚1964年出生,1979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1984年畢業於該校無線電電子學系。日本國立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生物系統科學博士。1984-1999年在中科院武漢植物所工作(1996年起任研究員),其間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密西根州立大學合作研究4年。2000年起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進化生物學中心主任,主要從事植物分子進化和生物信息學研究。2009年被教育部批准為長江計劃特聘教授(西藏大學),中組部第六批援藏幹部。

就在上個月,鍾揚在「一席」上講述了他與種子的故事。


「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

「作為植物學家,我們經常在講,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鍾揚以此開場。他以紐西蘭從中國「偷」了20多根獼猴桃枝條,把獼猴桃培養成第一大產業的故事,說明了種子的重要性。

「種種這些跡象表明,如果我們能獲得種子,對我們的未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這些種子可以為我們提供水果,可以為我們提供花卉,改善我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有糧食作物。還有比它更重要的嗎?還有,那就是醫藥。」

然而,種子們正在面臨現實的威脅:「非常糟糕的是,由於全球環境的破壞,人類活動的劇烈,在了解和知道它能否被利用之前,它就已經沒有了。怎麼辦?很多科學家就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方案。2000年新的世紀到來以後,科學家終於決定把這些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想法付諸實現。世界上目前最引人注目的種子庫是斯瓦爾巴特種子庫,我們稱之為種子方舟或末日種子庫。」

鍾揚則與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合作,呼籲建議中國建立自己的種子庫。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英國館就是由邱園的科學家設計的。其中很多種子,是由包括鍾揚在內的中國科學家提供的。

2004年,中國科學院在昆明主導建立了中國西南野生生物資源庫。「這個種子庫從數量上來說,至少在我國,在亞洲肯定是第一大,也是世界上並列的三大種子庫之一。」


「吃」完8000個光核桃

鍾揚選擇的工作地點是青藏高原。據估計,青藏高原一共有將近6000個高等植物物種,其中有1000個是特有種。而從鍾揚的實際見聞來看,這個數字是被嚴重低估的。

「我從武漢調到復旦大學工作,但是我發現上海在我國的生物多樣性排名倒數第一,北京排名倒數第二。在這個兩個生物多樣性相對貧乏的地區,集中了我國生物多樣性研究差不多一半的人才。後來我申請了援藏。」

收集種子聽上去可能非常浪漫,但其實過程中充滿了許多艱難、甚至哭笑不得的故事。鍾揚回憶了一種令人頭疼的種子:光核桃。

「我們所有的桃子中間那個核是皺皺巴巴的,有皺紋,而它沒有,是光的。這個桃子有什麼用呢?沒什麼用。目前查來查去,大概它最大的用處就是藏葯裡面有少許的用途吧。但是我們需要它,也許它就像獼猴桃一樣,多少年以後它終於可以跟我們的水蜜桃雜交了。

雜交完以後顯然我們想它有什麼優點呢?水蜜桃很好吃,那它有什麼優點呢?它抗蟲、抗病、抗旱、抗寒。所有這樣的優點,我們就可以通過非轉基因的方式,經過雜交,再加上自然選擇,來獲得一種新型的桃子品種。所以我們知道潛在的意義是很大的,在潛在意義沒有兌現之前,要緊的是先把它收集起來。

一個桃子裡面有多少種子呢?一個裡面一顆。所以我先收集8000顆,8000個桃子,裝了兩大麻袋,把它運回拉薩放在我的實驗室裡面。

如何把裡面的種子取出來成了一個關鍵。如果有自動化方式就非常好,但是沒有,也沒有合適的尺寸。所以我就擺在門口,鋪了一個檯子,所有路過的漢族、藏族、老師、學生,每個人必須嘗一嘗。

嘗多少呢?7顆。我們認為如果超過了10顆,很多同志一輩子都不想再見我了。這7顆拿了以後,他們都非常淳樸,特別是藏族朋友,一邊吃一邊呸呸,然後告訴我這個東西不能吃。他們說:老師,你采錯了,它真的不能吃,而且很不好吃。

確實,我也知道不好吃,因為它以前就是猴子吃的。可是我們必須這樣把它吃完,用牙刷好好地把邊給刷乾淨,刷完了以後用布把它擦乾,擦乾以後必須晾乾,因為不能暴晒,暴晒以後種子質量就會壞。」

收集8000個桃子,也絕非逮住一片桃林「薅羊毛」。考慮到遺傳間的雜交問題,兩個樣之間的空間距離不得小於50公里。因此,鍾揚一天要走800公里。


「那個地方是高原,培養人特別慢」

儘管如此,鍾揚每年都以「浪漫」的故事版本來吸引新的學生:「我每次做招生宣傳都歡迎年輕的孩子們讀植物學。我都講請你們報考復旦大學或者西藏大學植物學,這好像是我們八項規定以後比較少有的公費旅遊的專業。大概能跟我們專業媲美的也只有烹飪系,他們還可以公款吃喝。」

援藏16年,除了收集植物種子,鍾揚還在西藏大學這個「世界最高學府」留下了其他「種子」。

「我說那個地方是高原,特別的慢,培養人特別慢。今年我的第五位博士德吉畢業了,藏族博士,也是我培養的七個少數民族博士中新近畢業的一名。

我在復旦大學可以培養很多博士,但是他們不一定對我們剛才所說的種子,或者像這樣高勞動強度的、低回報的工作真的有那麼大幫助。但是在西藏,我培養的藏族博士,他們畢業以後,至少這五個裡面有四個都留在了西藏大學,都在西藏工作。」


「這是我們獻給未來上海的禮物」

在「一席」的演講中,鍾揚曾經介紹道,在7年時間裡,他的團隊收集了大約1000個物種,佔到西藏物種的1/5。從今年起,他們要在墨脫開始新一輪的收集。

「如果這樣,在未來的10年中,我們有可能再完成20%的任務。這樣合在一起,我們大約能收集到超過西藏植物的1/3以上。我想如果我們這樣的課題組都來做這樣的工作的話,在未來的20年,我們有可能把西藏的高等植物收到75%。」鍾揚說道。

西藏的植物種子們還會繼續迎來收集和研究者,只是團隊中不會再有鍾揚的身影。就像50年後,當上海臨港灘涂上的上千株紅樹苗蔚然成林,曾許願在林中漫步的種樹人也再不會出現了。

作為國際大都市的上海,只有光禿禿的海岸線,不像美洲和澳洲著名的海濱城市,擁有美麗的紅樹林。2007年,鍾揚課題組購買了10種紅樹廟12000株,種植在了上海臨港地區一塊荒涼的灘涂上,不幸全軍覆沒。人工栽種的紅樹林最北不過北緯27度,而上海地處北緯31度。溫度和鹽分,是兩大考驗。

鍾揚團隊在溫室中逐步對紅樹苗進行抗寒訓練,並從海里引水,使紅樹林的幼苗能夠吸收到適量的鹽分。

經歷了近10年的千錘百鍊,新一批千餘株紅樹苗安然度過了上海2015年的冬天。「我的願望是,50年甚至100年以後,上海的海灘也能長滿繁盛的紅樹,人們提起上海的時候,會毫不吝嗇地稱其為『美麗的海濱城市。雖然我看不到這一幕,但上海的紅樹林將造福子子孫孫,成為巨大的寶藏———這是我們獻給未來上海的禮物。」鍾揚在2016年的開春說道。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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