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農業和長江中游史前社會——趙輝教授在「中國城頭山世界稻作文明論壇」上的演講

編者按：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原院長趙輝教授日前出席在湖南澧縣召開的「中國城頭山世界稻作文明論壇」，發表了關於「稻作農業和長江中游史前社會」的演講。他的演講結合考古證據，對長江中游特別是澧陽平原考古學文化的產生、發展與稻作農業的關係進行了全面概括和科學分析，並就長江中下游文化與稻作的交流與傳播作了令人信服的闡釋，對目前正在開展的長江中下游文明進程研究具有指導性意義。現徵得本人同意，於本網站予以發表。

趙輝先生在做演講

人類300多萬年曆史中的絕大部分時段，是冗長而緩慢發展的舊石器時代。但到了最後的一萬年前後，人類的心智、社會突然有了迅速的提高，發展。這一切得益於一項偉大的發明——農業。因為農業，人們第一次掌握了可以突破自然限制的生產經濟，獲得食物保障，過上穩定的定居生活，人口規模也隨之擴大，需要建立各種制度以協調約束日益複雜的人際關係，終於脫離蒙昧、走向文明。因此有人把農業的發明稱作一場革命。誠然，農業的發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經過很長的探索努力，但就其被發明之後人類歷史日新月異的迅猛變化發展而言，將其稱為革命，是很恰當的。

在世界範圍內，農業是在幾個不同的地區被不約而同地發明出來的，有幾個農業起源地。這其中，養育了世界最多人口的稻作農業，是在地處東亞地區的中國南方起源的。多年來對稻作農業起源的探索中，先後有中國雲南——印度阿薩姆起源說，包括嶺南地區的中國華南地區說、長江中下游流域說、淮河流域說等等。現在看起來，長沙中下游流域為稻作農業最早起源地的可能性依舊最大。這裡有迄今為止考古學上有關稻作起源和發展為農業體系這個過程的最為完整的證據鏈，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水稻遺存的植物考古證據在距今一萬年以上的人類遺存中，於南嶺北麓的湖南道縣玉蟾岩、江西萬年仙人洞等遺址中即發現有水稻植硅體，至少表明當時的人們已然對水稻有了認識。進而在距今9000年前後的浙江浦江上山、湖南澧縣彭頭山等遺址中發現的稻穀標本中相當部分呈現出了被馴化的性狀。澧縣城頭山遺址中大約相當湯家崗文化的地層中發現了水田，這是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水田之一，也是最早的栽培水稻的直接證據。再到大溪文化和崧澤文化階段，年代約距今6000年左右，大量證據表明，稻作農業已然成為當時人們最主要的生計方式了。

證據鏈的第二方面是人們居住方式的變化。在討論農業問題時，因為它不是像水稻、水田那樣的直接證據，常常沒有給予同樣的重視。但在考古和歷史學家的立場上看，對古代農業的研究，說到底是要討論農業這種生產經濟是如何支持社會發展的。那麼反過來看，人們居住方式和內容的變化，也就指代了農業經濟發展變化的情況。

目前所見，已經知道了水稻是一種食物資源早期人類遺存，主要是那些分布在南嶺山前向平原過渡的丘陵地帶的洞穴遺址。洞穴背倚山地，有山林物產資源可以仰仗；洞穴前臨山間小平壩，小河蜿蜒其間，其中的陸生和水生植物資源也可利用。在這種採集生活中，野生稻子只是眾多可利用資源中的一種。多樣的自然環境和物產可以維持小規模人群的溫飽，人們棲居的洞穴面積通常不大，容納幾個人至十來個人，一兩個小家庭的樣子，是從舊石器時代延續下來的最簡單的人類社會組織。

接下來的年代裡，人類開始向開闊平坦的平原地區搬遷，澧陽平原、浦陽江沿岸開始出現了一些曠野遺址。雖然對這些遺址內的情況我們還不太了解，但僅從人們從具有多樣性環境資源的丘陵地帶向環境和資源條件相對單一的平原地區遷移的現象看，背後重要原因應當是人們已經掌握了某種技術，足以擺脫對多樣性環境的依賴，支持它們向平原轉移。這個技術應當就是對水稻資源的利用和開發。於是，在距今9000年以來，上述兩個地區的平原深處出現了定居村落。綜合各種情況看，這個時期的村落佔地數千到上萬平方米，澧縣八十壋遺址的面積竟達3萬平方米。村落被人工開挖的環形壕溝環護，裡面建造有房屋、倉儲和安葬死者的公共墓地。定居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為定居，人們的生活穩定，於是生育繁衍、族群擴大；因為定居，文化習俗得以形成、鞏固和發展，於是社會漸趨複雜化起來。所以，國外有人把定居看得非常重要，譽為「定居革命」。而之所以能夠定居，前提是食物來源有的充分保障，也即這個時期的農業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

在彭頭山文化的基礎上，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史前社會穩步紮實，且以加速度的方式發展起來了，經過皂市下層文化、湯家崗文化和大溪文化階段，至屈家嶺文化階段的長江中游地區陸續出現了一批高強深塹的古城。長江下游地區的情況類似，在上山文化之後，歷經河姆渡和跨湖橋兩個並行的文化，以及後續的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在良渚文化時期，下游社會的複雜化發展到高峰，規模宏大的良渚古城是其最高水平的代表。我認為，這已經標誌著當地社會已經發展到早期國家的高度。

稻作農業支持了中國史前社會第一次文明化浪潮。這是幾十年考古揭示的一段湮滅已久的歷史。這其中，有兩個細節表明澧陽平原上的先民社會曾經兩度引領了潮頭。第一次是在彭頭山文化的晚期或者叫做皂市下層文化的階段。當時的長江下游與之年代相當的是位於蕭山的跨湖橋文化。考古學家們仔細比較了兩個的文化，發現它們的面貌非常相似。但是，跨湖橋文化在當地找不到傳統淵源，是個外來文化，至少是在長江中游文化強烈影響下在當地出現的。要知道，浙江蕭山距離澧陽平原的直線距離遠達800多公里，在7000多年前竟然發生過兩地間如此長距離的文化傳播交流，甚至是人群的直接遷徙。真是令人驚嘆！但這是個毋庸置疑的史實。因為在稍晚的湯家崗文化階段，長江中游地區特產的白陶也不時見於長江下游地區的遺址中，足見這種交流傳播持續而長久。

需要討論的是什麼原因引發了這場文化遠距離的傳播和怎樣的能量才能支持或實現這種傳播。目前，學術界對這兩個問題尚未給出一個讓人滿意的答案。但我有一個大膽的猜測。即從已有的資料看，長江下游地區上山文化之後直到比跨湖橋文化稍晚的河姆渡文化階段，稻作農業並沒有在當地得到很大發展，其經濟還是採集漁獵為主，稻作只是這種多種經濟中的一個有限的組分。以此為基礎的文化、族群、社會，規模也有限。上山文化局限在浦江流域、河姆渡文化僅見於狹促的寧紹地區，同時期的錢塘江以北環太湖流域的廣大地區，至今尚未發現同時期的文化跡象。反觀長江中游地區，彭頭山文化是個很強勢的大文化，北抵峽江、淮河流域也見其影響，向南則過桂林、柳州，到了西江流域。就八十壋等的材料看，彭頭山文化的遺址面積在2、3萬平方米的不是偶然孤例，村落人口當有一定規模，又從村落環境較為單調的情況推測，採集經濟比重有限，換言之，是應當用其他生計方式——最可能是稻作農業的發展來補充不足的。所以，我的假設是，如果長江中游的稻作農業不算是最早的話，至少在彭頭山文化階段，這裡，特別是澧陽平原則是稻作農業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若非如此，就不會發生稍後中游向下游的文化擴張。

第二次是澧陽平原上的社會率先引領了長江中游地區史前社會的複雜化、文明化進程，城頭山遺址上發現的建造於大溪文化的城垣，測定年代約在6000年前，是目前知道最早的古城。就建築技術而言，城頭山大溪文化城垣的建造是基於彭頭山文化晚期的八十壋遺址和城頭山湯家崗時期聚落的環濠工程技術而來，經過了將近2000多年的傳承，終成大器。在城頭山的歷次考古發掘使得我們對這個時期的聚落結構有一初步了解，得知不但有城垣壕溝、內有居住區、窯場、墓地和一座舉行宗教祭祀活動的祭壇，墓葬大小有別，分好幾個等級。儘管資料有限，但仍反映出這個時期的城頭山古城內部有著相當複雜的社會生活內容。古城面積約5萬平方米，是澹水流域的中心聚落，甚至也是澧陽平原的中心。在它的引領帶動之下，長江中游地區的社會開始了文明化進程的加速發展，並以屈家嶺文化晚期的石家河大城的出現為標誌，達到最高峰。

綜上，澧陽平原在稻作農業的發生髮展和以此為基礎的社會複雜化文明化進程上扮演過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值得大書特書、廣為宣傳的！天佑湖南，天佑澧陽平原，承載著上古歷史的這些遺址——不僅僅一座城頭山，而是萬年以來的這一整套遺址，它們歷經了數千年時光，完好地保留下來了。讓我們共同努力，呵護好這批珍貴的歷史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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