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歌：拿什麼拯救學術腐敗？

孫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當學術腐敗成為一個世界性問題，由此招致各種批評時，我們如何反思背後的原因，又如何思索解決之道？學者孫歌在本文中提出，學院理應對現實開放，知識分子理應投身到現實情境中去，真正運用好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辯證關係。那麼，面對當前的學術環境，如何結合理論與實踐這組範疇，來合理定位自身的學術志業？作者揭示了當前的理論與實踐所具有的豐富意涵，分析了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並指出在治學過程中，既有必要重塑對於「現實」的理解，也要與知識「產業」保持必要的距離。

▍今日的理論生產及其反思

我想有一個基本的狀況，已經不太需要我們再確認了，就是今天全世界的學術都很腐敗。其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謂的CSSCI。可是我們在批判這個現象的同時，可能會忽略另外一個更可怕的現實。就是，學術腐敗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批判，我們卻沒辦法改變它，甚至有時候年輕人為了生存不得不向它妥協？

我想，這裡面存在著一個並非意識形態鬥爭可以掌控的惡性循環。學術腐敗真正的根源在於，世界各地的學院已經變成了一個產業。而學術則變成一種商品。當這個結構形成的時候，我們僅僅靠思想、意識形態等等的批判，甚至是某一些比較激烈的對抗，是很難改變現有的知識格局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基本的狀況。而且它變成一種產業之後，就有了「國計民生」的問題。實際上今天所謂的「知識分子」，在很多情況下已經不再是知識分子。他只不過是生產一些能夠被販賣的商品的工匠。當然，工匠並不是個貶義詞，我們知道好的工匠、敬業的工匠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他的產品是有靈魂的；但是，並非所有從事生產的人都能夠成為這樣的工匠，或者我們還需要另一個辭彙，就是「匠人」。而且，匠人永遠比優秀的工匠要多，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在不同的文化裡面，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在工匠傳統比較發達的那些國家，比如說德國，它的學院里工匠的生產也非常精密。那麼在一個工匠傳統非常不發達的地方，它的工匠產品是非常粗製濫造的。這也是一個基本的狀況，於是我們的問題就來了。

這個問題就是，理論在這樣一個大的環境裡面，它如何被生產？於是我們看到了和資本全球化的基本模式幾乎完全一致的現象，就是後發達國家的匠人在引進和販賣發達國家的工匠或者匠人的產品。而且，對於那些還沒有使學術變成商品的時代里的思想文化遺產，今天的處理方式也是一樣的。

我覺得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我們看一下韋伯的《學術與政治》。在那兩個文本裡邊討論的問題，和我們今天被學術工匠化的解讀之間存在著多大的差距，這個恐怕都不太需要分析就可以看得出來。

於是，我們看到的一個現象是工匠化的理論生產，把本來是精神產品，而不是商業產品的那樣的一些知識文化遺產，重新打造成可以販賣的商品，這也是一個基本事實。我想在一個這樣的狀況裡邊，如何生產理論已經不是一個有著自明前提的問題了。

因此，在這種狀況下，最容易發生的一個反動，就是我們要對抗它。最容易對抗它的模式就是我們呼籲實踐。學院必須要向現實開放，那麼它這個媒介，最主要的媒介就是社會實踐。可是，問題又來了，是不是我們投身到現實當中去，我們這些學院的知識分子就有可能真的找到一種途徑，使知識可以回復到有生命的狀態呢？

▍實踐與理論可以分開嗎？

我在北京曾經和從事實踐的知識分子有過一些談論。例如他們當中有一些是做社會學的，所以做很多的田野調查。我的一位朋友會跟我講說，你們這些不參與實踐的的人有責任給我們提供一些處理資料的工具。說我們搞了大量的訪談數據，但是這種訪談越搞越覺得搞不完，因為有無數可以訪談的人，我們都還沒有去做。我們不知道這些訪談資料到什麼時候我們能夠停下來處理它，而且也不知道要用什麼方式去處理它。這樣，我們就只好不停地訪談下去。

這是社會學的一些學者的疑惑。還有一些不在學院工作的朋友，NGO的工作人員，或者是志願者，他們有時候來找我說，我們做了一些實際的工作之後有一個最大的困惑，就是我們不知道下一步要往哪兒走。說你們這些學院知識分子有責任跟我們討論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在我遇到的這類情況背後，暗含了一個很古老的問題。阿多諾講過一句話，他說實踐是一個理論命題，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非常疑惑，我們是否可以直觀地把理論跟實踐分開。我想說的是，把理論跟實踐區分開來並且用後者去糾正前者的局限，或者用前者去推進後者的深入，這個操作並不能在直觀層面上進行。

我個人認為理論和實踐的關係是一個辯證的關係，而不是一個簡單的二元對立，或者是相互配合的關係，因為一個沒有實踐視野的理論工作者，他的理論可能是沒有生命力的；而一個只有實踐卻沒有理論洞察力的實踐者，他的實踐會是盲目的，而且會失去方向。

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在一個這樣的狀況裡面，我們怎麼生產理論，怎麼去進行實踐？我個人沒有參與具體的運動。雖然我很刻意和很多做社會活動的朋友儘可能地保持比較密切的聯繫，但是我真正的用意是希望推動學院裡面的運動，或者說我希望在學院里通過實踐視野去找回理論的那個鮮活的生命，讓理論從商品的這樣一個狀況裡面解脫出來。

我在北京做了一個很初步的實驗，就是我和一些年輕的學人一起來讀西方理論。但是我提出一個要求，我們非常仔細地讀了西方理論的文本之後，我建議大家把所有的文本裡面的結論全部忘掉，甚至不依靠它提供的關鍵詞，看看我們還能剩下什麼。

這當然僅僅是一個實驗，就是說今天的理論被理解為西方理論的結論或者是立場，而這樣的一種思維方式不僅僅在學院匠人的這樣一個群體裡面是這樣地再生產的，而且，我認為相當一部分批判知識分子，甚至是實踐的知識分子也在複製這個模式。當我們要使用理論的時候，我們期待的往往是一個能夠提供安全感的前提或者是到達點。如果把這個前提和到達點，我們把它去掉，我們將要面對一個非常危險的狀況——就是我們必須赤手空拳地面對遠遠複雜於理論，複雜於實踐的現實。

我曾經跟北京的年輕朋友們在幾年以前就開始了做這樣一個實驗，非常地艱難。就是在我們閱讀之後，我們嘗試著不去曲解文本，要在裡邊找到它真正的靈魂。可是做了這個實驗之後，我們得到一個很大的收穫就是，發現不管是東方的理論，還是西方的理論，學院裡面理論生產中的經典，它的靈魂其實是非常糾結不清的，沒辦法用邏輯簡單地窮盡。換句話說，今天我們對理論的理解，實際上理解的僅僅只是理論的表層含義，甚至僅僅是它的作為觀念的結論。

我需要補充說明一個問題，就是我並不反對在理論學習中掌握理論的觀念。但是如何把握觀念，卻是一個需要仔細斟酌的問題。比較常見的情況是，很多人把關鍵的概念抽象地塞進自己的知識庫存中去，並不顧及這些觀念都有自己的特定脈絡和特定狀況；然後，在需要的時候，就會把它直接用於解釋一些類似的材料，並且也不顧及那些材料自身的語境。

我們對於普遍性的理解，往往就是這樣脫離狀況的一般性抽象，而這種理解常常誘使我們把自己面對的狀況作為材料生硬地塞到流行的理論框架中去。其實任何抽象都是從具體的狀況中生髮出來的，抽象概念應用到其他狀況中去的時候，必須經過一個理論思維的轉換，轉換的結果，往往使得概念的內涵發生變化，我願意說這是一個理論概念再生的過程。但是我們今天的所謂理論感覺是相當直觀的，幾乎不存在這樣的轉換與再生的過程，我們可以觀察到大量的套用理論結論的現象，它的問題就在於缺乏理論思維的洞察力。

同樣，沒有洞察力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我們知道現實的狀況千變萬化，任何實踐者都不可能先知先覺。而且，實踐最大的特徵在於，實踐者要受到不同力學關係的制約。

這就是說，你不可能單純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推動實際的操作，你的合作者，相關的各種社會關係，甚至你的敵對者，都會按照自己的主體意志影響你的實踐結果，而更大的制約力，就是社會的、集團的、國家的等等個體無法掌控的力量，這一切都決定了實踐者不可能依靠直觀的判斷去行動，他要具備對不可視的各種要素進行綜合把握的洞察力，而且要具備隨著狀況變化不斷進行調整的整體方向感。毫無疑問，這是一種理論思維的能力。

就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理論和實踐是必須互相結合在一起的。

▍作為實踐與理論媒介的現實

那麼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理論和實踐，如果我們說它們是結合的，那麼會有一個怎樣的結合？這個結合不是一種簡單的互相套用的話，它們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我覺得這是理論和實踐辯證的另一個層面：事實上理論和實踐還是必須要在機能上分開。因為它們各自有不同的工作目標，但是這個分離必須經由一個媒介才能完成，這個媒介就是現實。

在今天的學院工匠化的理論生產裡面，現實多數是被偽造的，而且在很多情況下，甚至連這個偽造的程序都不需要。可是當理論真的面對現實開放的時候，那麼它會面對到一個非常大的困境；就是理論永遠要小於現實。因為現實里包含的那個相互衝突，互相糾結，沒辦法扯得清的那些部分，一定會被理論生產在提煉問題的時候，被遺漏在問題之外。那麼這樣的理論在對於參與現實的實踐者來說，它不可能具有直接的指導功能，這個是理論的宿命。

所以我寧願認為，理論對實踐的那個指導功能在於它提供一種理論的想像力。換句話說當一個實踐者進入一個實踐過程的時候，如果他沒有想像力，他很難判斷他眼前看到的那個直觀表象的真實結構是什麼？它發展的可能性是什麼？他自己如何才能夠通過實踐取得那些最有效的結果，把現實的變化盡量地推向他所期待的方向？

那麼對於實踐者來說，在面對現實時候，他的任務不僅僅是在於他要有想像力，或者他的目標並不在於想像力。實踐者的目標在於他真實地介入現實並且取得後果，因此他需要直接介入現實。而當理論面對現實開放的時候，它的介入方式是間接的，斷裂的，不會直接與現實關聯。我們常說理論不能就事論事，道理就在這裡。

可是有一個宿命，對於實踐來說，和理論是一樣的；就是實踐也遠遠地小於現實。這個小於現實的原因跟理論小於現實的原因是不一樣的，就是：現實永遠包含了無數個實踐者的參與。因此任何一方面的實踐者想去涵蓋現實，想去左右現實幾乎是不可能。不要說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就是最有權力，最能夠動用各種有效力量的當權者，他的實踐也小於現實。

因此對於這樣的一個現實，我們作為不可能去左右它的實踐者，要怎樣有效地介入，而且如何通過自己的介入，使現實儘可能朝自己的那個方向發展、把今天還不可能的事情在明天或者後天變成可能？我想這是實踐者在面對大於自己的現實時的一個非常具體的課題，而要完成這樣一個課題就需要實踐者的理論想像力。

今天在學院的學術環境裡面，理論出現了狀況，實踐出現了危機。那後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現實觀也必須要重新被檢討。我們今天討論的現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它的情報源，它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傳媒。這也是一個最基本的狀況，因為無論我們如何參與現實，任何一個個體在今天這樣的一個世界上能夠直接接觸到的那個現實是非常有限的。

而傳媒的一個強大邏輯就是，它要不斷地物化既定的事實，把它裝扮成唯一的現實，而遮蔽現實的流動性和可塑性。到目前為止，佔主流的知識生產基本上就是這麼理解現實的。甚至很不幸的是，包括批判理論的生產在某種程度上和這樣的傳媒邏輯有共謀的關係。如果說批判理論的生產它是在反對傳媒的邏輯意義上被生產的話，那麼事實上它的那個明確的反對的目標，它的現實觀也受制於這樣一個所謂「既定現實」的邏輯。所以如何有一個真正富有彈性的現實觀，能夠面對複雜的、我們無法左右的那樣的現實狀況，這可能是接下去的理論工作者和實踐工作者的共同課題。

儘管在今天的學院學術裡面進行這樣的一個理論生產，理論思考空間是非常小的。這個空間只能靠我們一點一點努力，一點一點地打造。我只能做一個稍微有一點殘酷的一個提示，哪怕我們身在實踐，哪怕我們致力於打造新的，有生命力的理論，但是我們事實上仍然生存在一個知識產業化的學院環境裡面，並不能說批判的立場能夠保證我們不和這個環境同謀。

儘管這句話說出來好像有一點殘酷，但是這也是我隨時自戒的最根本的方式——就是說，我們事實上沒有任何道德優先權，也沒有任何保險。我們隨時可能被那樣一個大的知識生產的產業所收編。因此，如何保證，或者如何堅持在自己和這個產業之間保持一個距離，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們目前面對的理論生產和實踐的一個最根本的課題。在這樣的問題上，理論和實踐是同一的。

本文原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9年12月第80期，原題「理論與實踐：一個在具體脈絡中不斷變化的關係」，感謝作者授權。因篇幅有限，內容有刪節。圖片來源於網路·，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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