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古代糞土重於萬戶侯？

在宋代江南，人糞大多是直接施用。但是到了元代，農民已普遍使用腐熟的方法，「于田頭置磚檻，窖熟而後用之」（王禎《農書》）。但是這種自然腐熟法費時頗多，通常是「水糞〔即新糞〕積過半年以上」，方成可以使用的「熟糞」（《農政全書》）。為了加快腐熟，而且避免暴露田間喪失養分，明代江南開始使用「蒸糞法」。此法據是在冬天地氣回暖時挖深潭聚糞，封閉漚熟；或在空地建茅房，凡糞尿、灰土、垃圾、糠粃、藳稈、落葉皆可堆積其中，以土覆蓋，關閉門戶，使之在屋內發熱腐熟。所得熟糞，又稱「蒸糞」（《了凡雜著》）。明末江南農民還通用一種人糞加工法，即「於白露前，日中鋤連泥草根，晒乾成堆，用穰草起火，將草根煨過。約用濃糞撓和，加河泥，復堆起，頂上作窩，如井口。秋冬間，將濃糞再灌三次」，所得的「糞灰泥」，用作油菜基肥（《農政全書》）。到了清代中葉，蘇州人潘曾沂和奚誠又分別創造出「煨糞法」和「窖糞法」，以加速人糞腐熟並增加養分。前者是「先用濃糞拌泥，築一土堆，空了這當中，放柴草在內燼燒，燒得四周都有熱氣，便住」。經過這種「拌泥燒用，以解熱毒」，即可施用（《潘豐豫庄本書》）。後者則是「於秋冬農隙時，深掘大坑，投入樹葉、亂草、糠秕等物，用火煨過，乘熱倒下糞穢、垃圾，以河泥封面，謂之窖糞。來春用此墊底下種，則〔棉〕花、〔水〕稻之精神，都在蕊穗之上」。此外，奚誠還提出另一種方法，即「如窖糞不及備而用熱糞者，其法將柴草、礱糠作堆，用火煨過半，以稠糞拌泥覆之，令其中外蒸透，以解郁毒而滋生髮也」（《田井心農話》）。此外，據斯丹東目擊，在浙江舟山一帶，「他們所施的肥料不是獸糞，而是一種更難聞的東西。英國田地里不大使用這種東西。這種肥料是用一個大缸埋在地下盛著的，裡面還盛著性質相同的液體肥料。在播種之前先將這種肥料加在土地里，據說可以幫助生長，也可以防止蟲害」。在浙江另外地方，農民購買了糞塊之後，「不成塊使用它。他們首先造一個大池子存放這種糞塊以及其他各種糞便。他們還積存各種植物的殘根、殘梗和葉子，運河上的泥土，甚者理髮匠修剪下來的鬚髮等等廢物，加上尿便或者清水使之沖淡，然後積存起來使它腐爛發酵。他們就用它作為肥料進行耕種」（《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前一種方法，就是傳統的漚糞法，而後一種方法，則顯然就是上面所說的「蒸糞法」。

不論如何加工，上述方法都有一個共同缺點，即加工出來的糞肥未能克服體積大，份量重，單位肥料養分含量相對較低，使用、運輸均不便等缺點。克服這些缺點，明清江南農學家們進行各種嘗試，以圖制出濃縮的高效肥料。首先有這種相反的人是袁黃（了凡），他設計了一種「煮糞法」，即把糞便放入大鍋，加進人發或動物骨頭，一起煮熟。然後取一些田土曬極干，加鵝黃草、黃蒿、蒼耳子所燒成之灰，拌合煮熟之糞，曬極干，又灑熟糞水再晒乾，即得高效肥料。袁氏自稱「親曾試驗，凡依法布種，則一畝可收三十石；只用熟糞而不用草灰，可收二十餘石；凡不煮糞、不用草灰，其收皆如常，不能加多」（《了凡雜著》）。徐光啟也說使用這種肥料「依法播種，則一畝可收三十石」，「樹雖將枯，灌之立活」。這些說法當然不免誇大，但袁氏希圖用加料煮熟的方法提取並補充養分的想法，卻值得注意。在此基礎上，徐氏又提出了一種更富於想像力的設想，即用「燒酒法」（蒸餾法）來提取人糞中養分。運用這種方法所得的蒸餾物，肥力「百倍金汁」（「金汁」指蒸煮熟的糞）。他還提出另一法，即「鍋煮法」：用三四個缸砌成連灶，缸內放入「真糞」，蓋好，燒數沸，並不時攪拌，所得物肥效也很高。徐氏另外還在前人「糞丹」法基礎上，設計了一種高效混合肥料，即用人糞、畜糞、禽糞、麻渣、豆餅、黑豆、動物屍體及內臟、毛血等，再加入藥物如黑石凡、砒信、硫磺等，一同混合，收入土坑或大缸里密封，腐熟後取出晾乾、敲碎施用，「每一斗，可當大糞十石」（《農政全書》）。當然情況是否如此尚待研究，但這種「糞丹」內含多種成分，肯定會有顯著肥效和殺蟲作用。這些構想雖未為生產實踐所採納，但作為當時人們努力探求肥料製作新技術的努力，是非常可貴的。

正是江南農民在人糞和其他肥料的收集和加工、使用方面的努力，才使得江南成為富甲天下的錦繡河山，當然也成為國家賦稅的主要來源地。嘉靖時，禮部尚書顧鼎臣說：「蘇、松、常、鎮、嘉、湖、杭七府，財賦甲天下」（《明世宗實錄》）。康熙初年的江蘇巡撫韓世琦則說：「財賦之重，首稱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蘇、松為最」（《請減浮糧疏》）。他們所言，絕非危言聳聽，而是確鑿不移的事實。通計有明一代，江南田地僅佔全國6％強，而稅糧卻佔全國1/5以上。其中江南的蘇、松、常、嘉、湖五府特別要運送l74,000餘石號稱「天庭玉粒」的白糧。還要指出的是，漕糧運到北京，耗米、過江費、承運費以及徵收運輸途中的抑勒等各種附加費，往往數倍於正糧，「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蘇州府額糧270萬餘石， 「加征至八百萬石」（ 乾隆《江南通志》卷111）。江南其他地方情況也大體如是，故正德時松江人顧清感慨地說：「是正稅一石，而征八石有奇，從古及今，未聞有此制也」（《與翁太守論加稅書》）。

馬克思說：「賦稅是官僚、軍隊、教士和宮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話，它是行政權力整個機構的生活源泉。強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賦稅是同一個概念」（《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早在唐代中後期，王朝存亡就已命系來自江南的稅糧了。貞元二年（公元786年），禁軍因缺糧，在大街上脫巾大呼：「拘吾于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德宗恐惶萬狀。這時李泌上奏，韓滉從浙西（本文所說的江南）運米三萬斛已至陝（今河南三門峽市），德宗大喜，當即到東宮對太子說：「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命人於坊市取酒慶祝，並將此消息通知禁軍各部，士兵都歡呼萬歲（《資治通鑒》卷232）。自此以後，巨額的江南稅糧成為了歷代王朝賴以生存的基礎。

在江南，稻米是用人糞滋育出來的。而正是這些人糞滋育出來的糧食，養活了端居禁中的至尊天子和住在京城的天潢貴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養活了拱衛京師和捍衛邊疆的百萬貔貅之士。而正是這些依靠江南糧食活命的人中，有少數雄心與才具兼具者，扮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壯、動人心弦的歷史劇，而其中一些人更風雲際會，「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實現了「萬里覓封侯」的追求。如果沒有江南的糞土，就沒有源源不斷運到北京和各地的漕糧；而沒有漕糧，也就沒有這些威武雄壯的歷史劇，當然也不會有由這些歷史劇而湧現出的萬戶侯了。從此意義上而言，糞土確實重於萬戶侯。至於那些僅只依靠祖宗蔭庇或者行賄跑官而得到的萬戶侯，本來就一錢不值。從在歷史上的所起的作用和所具有的地位而言，這些酒囊飯袋、行屍走肉的萬戶侯，與構成支撐帝國大廈基礎的糞土相比，更是天差地別。在此意義上而言，將他們等同於糞土，還是大大抬舉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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