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創刊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實錄筆記

上周日（9月24日），蓑翁在南大國際會議中心，全天聆聽了《新史學》創刊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楊奎松、應星、張鳳陽、李伯重、吳重慶、吳飛、陸揚、王汎森……眾多在自己的閱讀生涯里熟悉的作者名字，都在這次大會上得見真顏。這樣名師薈萃的陣容，讓會場也是人氣超旺，以至於蓑翁上午半天，都是站著聆聽完分論壇的。

本次大會除了邀請大量著名歷史學學者之外，也廣泛邀請包括社會學、政治學、環境學等在內的其他學科學者。來自不同學科與研究方向的學者之間的思想碰撞，讓台下的蓑翁很受啟發。正如就聽音樂而言，現場演出的魅力要比聽CD和mp3大很多，聽一場高水平現場學術討論的收穫，也要比自己在家悶頭讀書，來得更為豐富。

這場大會由王汎森先生擔綱閉幕演講，安排可謂上善，王先生的演講跟他的文字一樣精彩，條理清晰、富於洞見，聽完受益匪淺，只可惜王先生的演講只給了20分鐘時間，實在太不過癮，略為遺憾。

下面，就為大家分享蓑翁聆聽的兩場分論壇、圓桌討論和閉幕演講的筆記實錄，供大家參考：

上午，「革命史研究的轉向」分論壇：

行龍——山西農業集體化。

王奇生——閻錫山與中共（1935—1945）——山西對中共革命特別重要，向新疆、內蒙開拓都不成功，只能向東往山西，閻錫山最學中共，山西是中共從西北到華北的重要樞紐。

李金錚——釋「新革命史」——新就在解釋視角和方法發生了變化，舉例說明：中共征糧——農民的踴躍性——為何踴躍，挖掘基層社會和普通民眾的主體性，新史學視角應用到革命史研究中。

吳重慶——中國革命中的階級分析、底層收益與社會再造——階級分析與土地革命，土改之前先做調查，土改中的統籌分配，土改中政策把握的分寸感，土改標準的靈活和非統一化，從來沒有成功的和平土改，只有不徹底的和平土改，肯定沒有成功的暴力土改，只有已完成或未完成的暴力土改。

李里峰——民族與階級之間：中共早期的「國恥」論述——革命史研究的教條化和污名化，新不只是形式上的新，還包括學術上的創新，新資料、新方法、新觀點，要區分好的革命史和不好的革命史，說和做的關係——斯金納的言語行動，《嚮導》周報的文本分析——民族與階級是兩大主題——出發點都是國恥——三大國恥，挖國恥的根源——中共政治光譜中的敵人與朋友。

評論人朱滸：對革命感興趣的人比現代化的人更多；王奇生老師文章側重中共，閻錫山討論不足，文章以十年為整體，但十年里境況其實很不相同，可以再細緻一些；吳重慶老師文章，生態因素論述不足；李里峰老師文章，對國恥概念的起源、發展與傳播可以有更多論述；李金錚老師文章，對新史學的界定並不陌生，更多像各種新觀念的拼盤。

應星：跟法國革命史研究相比，中國革命的新史學研究其實還顯不足。

孫江：理解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必須要理解中國革命的貢獻，最重要的就在於組織化，新在於革命史的去神秘化、去本質化。

下午，「我者與他者」分論壇：

胡成——全球史視野下的中國史研究——全球史在國內蔚為可觀，全球史對語言能力的要求，社會史的視角與全球史視角的異同，德國跟中國在受害者歷史方面的類似性。

方維規——歐洲沙龍小史——自己的博士後研究民國時期北京上海的著名沙龍，請老師寫序——正好在巴黎講學，序言變成了歐洲沙龍的小史，直接念論文原文，兩本書推薦——劍橋大學教授《現代世界的誕生》，德國教授《世界之變》。

陳恆——世界歷史研究的新領域、新方法、新概念——信息量非常大，這些信息成為檔案的很有限，檔案成為知識的又很少，任何學術和文化都要落地，世界歷史研究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轉向。

李猛——全球視野下的新史學——希羅多德：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關於歷史的探究。

侯深——在自然中重寫城市史——大的我者與他者的關係：人與人以外的自然的關係，來美國大峽谷的目的：自拍與拍他人，忘記領略自然的本心，緣史：文化的歷史，谷史：自然的歷史，文化史視角的城市史把自然和鄉村視為「異域」，把物質史的視角帶回到城市史研究當中，馬克思的「新陳代謝斷裂」對於城市史研究的影響，自然被馬克思看成一種可被利用的資源。

下午，圓桌討論及閉幕演講：

李伯重——長江後浪推前浪，多種觀點和方法的碰撞。

張鳳陽——政治學的學科中斷三十年，兩個基本套路：政治科學和政治哲學，學科的交叉與交流是大好事。

應星——歷史學與人類學的交叉成果累累，2002年的研究題目是身體政治，不能只沿用西方理論，而要發現理論、創新理論，社會學不能沒有國家面向和歷史面向，費孝通對社會學研究只見結構不見人的批判，史料梳理和史料解釋都是很耗精力的，社會學研究需要參考歷史學的文獻史料研究功力。

閉幕演講：王汎森——重訪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出錢穆系列著作，請王老師為本書寫導論，87年的歷史記憶探討，三十年後早已成為顯學，歷史不會停留，一直往前，自己成為老先生，清朝最盛時寫的國史選擇的學術人物，跟錢穆、梁啟超寫的清代學術史選擇的人物大不相同，梁啟超早期受康有為影響，強調今文學派，傾向宋明理學中的王陽明一派，後期發生變化，轉向考證和清代學術，梁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認為清學是對宋明理學的反動，認為清學是客觀真實之學，錢穆的同名著作跟梁思路完全不同，並沒有趕科學主義浪潮的時髦，不承認清學是宋明理學的反動，不承認清學就是科學，而認為清學還是宋明理學發展的結果，清學的核心，還是靠曾國藩等理學人物，錢著：學術史的史料革命，架構跟梁著有很大不同，用詞簡約、意蘊深遠，對重要思想家言論的把握，以及思想家之間關係脈絡的梳理很到位，比梁著對清代學術的把握更到位，新史學視角下看錢著——明清史視角下對新史料的發現與重構，使得這方面研究還大有可為，舊史料通過網路技術的再發現，也有很大可能，錢著還是聚焦于思想本身，沒有太多探討思想與時代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現今看待清代學術的視野也在變化，錢著和梁著都看不出歷史的層積，也為當下研究創造了空間，失敗者也在書寫歷史，只不過其書寫的層級跟成功者不同，柏格森（？）——歷史就是當你成為被告時，可以用所有事實為你辯護的方式。

2017.9.25晚整理於竹林齋

（本實錄筆記因未經演講者審核確認，如有謬誤，文責由蓑翁自負，配圖為蓑翁自攝，供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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