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競悅：時代的知識分子

《經濟學人》周刊（The Economist）以英國式的諷刺、幽默且不失嚴謹的文風，涉獵寬廣又超然黨派立場的話題已存世160餘載。今日已穩定地擁有全球近百萬的菁英讀者。這一切均仰仗每一代《經濟學人》讀者們的抬舉和編輯們的執著，而更端賴於雜誌第三任主編沃爾特·白芝浩執掌期間的或寫或編，他將其磅礴的思想熔入雜誌，令這本時評快報風格的周刊不僅征服了挑剔傲慢的英國人，更得到了美國人乃至世界各地讀者的喜愛。而白芝浩本人也成為後來所有編輯們引以為豪的楷模。

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英國，是一個經濟制度日漸自由、政治制度也開始大幅改革的時代。大變革時代為白芝浩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機會，他最為人們記起的便是那一篇篇文字優雅、切中時弊的時評。他不僅寫作時評，還親身參與刊物的創辦與編輯。1855年，他與人共同創立和編輯了《全國評論》，為它撰寫有關文學、宗教、經濟和政治問題的文章。1865年，白芝浩又與人共同創辦了《雙周評論》，並為之撰寫了有關英國憲制實際運作機制和人類社會中政治組織源起和發展動因的系列文章。前者後來形成了他的重要代表作《英國憲制》，後者則形成了代表他的重要政治思想的著作《物理與政治》。

1857年，遊歷美國的白芝浩結識了1843年創刊的《經濟學人》雜誌的創立者和所有者詹姆斯·威爾遜，並開始為《經濟學人》撰稿。1858年，白芝浩成為詹姆斯·威爾遜的女婿，並在岳父於1860年去世後正式接管《經濟學人》。曾經歷過銀行家、編輯、隨筆作家、記者和失敗的政治家的白芝浩自此將多重經歷歸於一統，並將超常的稟賦顯現到他寫作的題材當中，經濟學、教育、歷史、法律、文學、政治與社會心理學都在他優雅簡明的筆觸下流淌紙上。這不僅改變了雜誌以往過於技術化的枯燥文風，尊重大眾讀者的閱讀口味，更是一掃雜誌只報道商業和經濟的局限，將視野放寬到政治、文化等諸多領域。自此，白芝浩執掌下的《經濟學人》真正具備了立足全球的風範基礎。19世紀英國的外交大臣格蘭維爾說，如果他有什麼拿不準的事，他就會等著看下一期的《經濟學人》怎麼說。雜誌對英國的政策制定者們產生的影響可見一斑，白芝浩也被視為《經濟學人》歷史上最偉大的主編。

白芝浩不是一個書齋型學者，用現代術語來說，他是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他的時評無人能及，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需求、指示了時代的發展方向，不識白芝浩，就很難理解他那個時代的英國社會。正因如此，《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時代素描》的作者George M. Young在包含了艾略特、約翰·斯圖亞特·密爾、查爾斯·達爾文在內的名單中挑出了白芝浩，稱他為「最偉大的維多利亞時代人物」，因為「他是屬於他那個時代的，而不是屬於其他時代的」。

國人對白芝浩的興趣遠非今天才有，早在1908年美國基督教會在上海所辦的聖約翰大學開始設置社會學課程，由美國人Arthur Monn擔任講授，便採用白芝浩的《物理與政治》為教材。嚴復曾計劃翻譯《物理與政治》，並把書名很時髦地譯為「格物治平相關論」，暗含了顯著的中國意識:「從格物致知起步尋求治國平天下的方策」。193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鍾建閎翻譯的《物理與政理》，納入了王雲五主編的「萬有文庫」。在動蕩的中國，白芝浩如此受中國知識界的推崇，或許也與他關切時代命運的公共知識分子精神有關吧。在《物理與政治》中，白芝浩寫下了自己有關民族特徵和制度的形成過程的想法、有關進化選擇的過程的理解。正是通過進化選擇的過程，社會獲得了權威和秩序；而商談政體打破了習俗對人的統治，只有擁有比習俗團體更容忍、鼓勵個人創造性的商談政體才能帶來民族的繁盛，同時擁有秩序和自由。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