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团密布的昭和末年 —— 格力高?森永投毒案（解密篇上）

天下 09-26

上野光雄

与

神田正行

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68年。那一年，上野21岁，神田30岁。

60年代末的日本，是一个愤怒的年轻人与政府抗衡对立的年代。在战后建立的「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最初虽然接受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在1950年日本共产党大分裂之后，倡导社会革命的一派出走北京，残留下来的「国际派」为了维持势力，选择了放弃「武装斗争路线」，倡导和平过渡。这一变化招致了「全学联」的激烈反对，在1955年，全学联宣布脱离日共领导。

进入50年代末期，由于缺乏统一的斗争纲领，全学联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分裂。一部分学生认为应当首先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而另一部分则认为应当将日本从对美从属的关系中脱离出来。与此同时，以「自国革命」为思想的斯大林主义，也招致了大量青年学生的反感 —— 作为革命者的浪漫，托洛斯基主义所倡导的全球革命，使这些成长于战后的日本年轻人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与苏联「只顾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于是在「反帝反斯大林」的旗号之下，一大批青年学生和学生领袖从全学联中宣布分裂，成立了「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革共同」。

1963年，革共同采取的「群众路线」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将许多其他党派中的左翼团体都吸引到了它的旗下。然而，在革共同内部中的一些精英分子，认为这样广泛的群众路线导致的是组织的庞大，以及实际革命行动的迟缓。鉴于革共同在武装斗争上采取的「联合各党、发动群众」的方针，这些精英分子提出了「钻研理论、重视党组建设」的相反意见。1963年，由于与革共同的方针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些精英分子宣布独立，成立了「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简称

「革马派」

。

而留在革共同中的其他成员，坚持了「发动群众，等到时机进行武装斗争」的思想，他们在之后被称为

「中核派」

。尽管革马派是他们曾经的同志，但因为对方采取的组织建设、精英路线的方针，中核派将革马派称为「法西斯主义者」。

尽管同属于一个托派思想团体，但「中核派」和「革马派」在之后的斗争道路上，彼此都视对方为自己的死敌。而这，也是我们这个故事的开端。

1968年11月下旬，以早稻田大学为根据地的「解放派」学生团体，被革马派所组织的突袭队所袭击。带着钢管、匕首、头盔的革马派突袭队，捣毁了解放派设置在早稻田大学的总部，并打伤多人。为了复仇，解放派纠集了50多名学生，将革马派设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的总部包围，并扬言要用燃烧瓶烧死被围困在里面的革马派成员。

（头盔上大大的 Z 字，是革马派的特征）。

尽管此事后来在警方和其他学生团体的调停下，解放派选择了撤退。但自此解放派与革马派就进入了战争状态。

解放派并非源自于学生运动，而是从劳动阶层诞生的左翼力量。他们信仰的是「纯粹马克思主义」，而对于之后诞生的斯大林主义、托洛斯基主义等等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尽管如此，在中核派的努力之下，他们还是成为了左翼学生运动中的左翼盟友。而革马派的这次挑衅，使得解放派与中核派更加加强了联系，他们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共同派）」一起，成立了统一战线。

由于统一战线的建立，也使中核派与革马派的对立更加激化。

（中核派的头盔上，写有鲜明的「中核」二字）

在1968年12月，革马派的突袭行动结束之后，解放派与革马派在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先后发生了5次内斗，动员人数达到了800人以上，总共有近100人受伤。

（解放派的特征是蓝盔蓝衣）

上野光雄于1947年出生于名古屋，是战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年轻人，也是60年代学生运动的主力军之一。从中学时代起，收到身为退伍军人的哥哥的反战思维的影响，他便开始接触左翼运动。在他整个青少年时期里，「军国主义化的日本政府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这一思想，使他对提出了反日反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充满了兴趣。在刚刚考上东大后不久，他便积极参加了学生组织。由于他出色的头脑和理论分析基础，在1966年，他也被吸收成为革马派的一员。

神田正行是大阪人，出生于1938年，在孩童时期经历了二战中日本从侵略到战败的大部分阶段。他出身的家庭里，父母都是当时日本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分子。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他对资本主义剥削民众的行为深恶痛绝，并且立志要改变日本的面貌。然而，在他成长的环境里，战败后的日本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严重依靠着美国的支援。日共在战后稍稍受到了民众的支持，便招致了采取反共政策的美国的压制。1956年，考入了法政大学的他，在对日共采取的「投降主义」彻底失望后，积极地参加了「全学联」，并且成为了之后「革共同」的基层干部之一。在革马派分裂之后，他留在中核派中，负责各个组织之间协调行动的沟通工作。

在1968年11月底的革马派与解放派的内斗中，神田正行目睹了人多势众的解放派，对以学生为主的革马派的围攻。上野光雄当时正是被围困在东大驹场校区中的一名革马派分子。在调停中，上野看到神田在革马派据点内外不停地劝说着各派尽早收手，以避免这样的武装对峙给警方以借口，对同属于左翼势力的各方进行打击。

果不其然，随着革马派与解放派冲突的逐渐频繁，日本警方开始了对左翼各派别的搜索取缔工作。在搜查中，各个左翼组织派别的领导人，大多遭到了警方的拘捕。面对左翼学生运动遭遇了如此重大的损失，革马派的领导人们却在为自己的计策成功沾沾自喜。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当时在左翼运动中处于主导地位，人数浩大的就要数中核派和解放派两股力量了，革马派只是众多左翼组织中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组织。但是，自认为精英阶层的他们，一直认为那些缺乏理论支持，组织松散的「统一战线」，是无法领导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于是为了夺取左翼运动的领导权，革马派不惜用「惊动警方」的战术，促使警方对所有左翼组织进行了清缴，从而使中核派和解放派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在革马派的心中，有权利去领导日本无产阶级革命的，必须是他们这样的精英共产主义者。

在得知了警方的此次清缴行动，其实是由革马派一手促成的消息之后，各大左翼组织都纷纷站出来指责革马派的「叛徒行径」。同时，一些后期建立的年轻左翼团体，却在此次事件后意识到了「打倒当权派，才能让自己夺权」。于是，年轻的学生团体中有很多开始向革马派接近，视他们为左翼新革命的旗手。

1969年9月18日，在东京的芝浦工业大学校内的一次中核派集会上，十几名不明身份的学生袭击了会场，并将一名中核派的学生打死。这是在左翼组织内斗中，出现的第一名牺牲者。事后证明，袭击者们来自一个叫做「反战联合」的小派别，在组织上受到革马派的领导。

作为报复，1969年11月28日，包括中核派、解放派在内的八个左翼组织，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的左翼集会上，与革马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由于自知在人数上革马派处于绝对劣势，所以革马派的成员们都经常携带各种凶器，以备不时之需。尽管其他组织对革马派充满恨意，但在打斗中却往往对有备而来、出手凶狠的革马派占不到太多的便宜。同时，也是在这样的逆境之下，革马派的核心凝聚力反而与日俱增，原本是以研究理论为主的革马派总部，也日渐军队武装化。在革马派内部的「突击队」，更是成为了一支专门进行破坏活动、暗杀敌对组织成员的恐怖行动队伍。

1971年12月4日，革马派在大阪的关西大学千里山校区散发传单，遭到了校内的中核派成员的阻止。早已埋伏在一旁的革马派突击队一拥而上，用铁棍将两名中核派学生当场打死。

1972年11月8日，控制了早稻田大学的革马派，将一名学生强行拉到学生自治会办公室，要求他承认自己与中核派的关系。事实上，这名学生曾经是革马派的成员之一，但对革马派的频繁武装内斗感到反感，于是退出了革马派后转向了早稻田大学内部的右翼组织。经过8小时的拷打之后，这名学生被生生打死。革马派将他的遗体丢弃在东京大学校园之内，企图嫁祸于当时控制了东京大学的中核派。

1973年9月15日，革马派突击队突袭了神奈川大学的解放派据点，但是行动遭到失败，两名革马派突击队成员反被打死。

1973年9月17日，革马派在得知了中核派在东京莺谷站的聚会后，出动了80名携带铁棍、角铁的突击队，双方在车站内外展开了激战，最终导致中核派6人重伤入院。

1973年10月20日，革马派纠集了200人的队伍，对大阪市内总共12处中核派的据点进行了轮番袭击，导致中核派7人轻伤，4人重伤。革马派有一人受重伤。

1974年1月24日，作为一连串行动的报复，中核派袭击了革马派一名成员的家，将该革马派成员和两名朋友一同杀害。同日，中核派成员在神奈川大学的食堂里，将一名革马派学生杀害。

1974年2月8日，中核派在琉球大学里，将一名被怀疑是革马派成员的学生杀害。

1974年5月13日，革马派为了报复中核派，发动了一次「斩首行动」。参加行动的8名革马派突击队成员，在法政大学外将一名37岁男性杀害。这名被害男性是中核派东京东部地区委员长。这是在左翼团体内斗中，被杀害的第一名组织内高级成员。

1974年9月10日，革马派将一名中核派的邮递员在其东京的家中杀害。

1974年9月24日，革马派在大阪府守口市的一个巴士站旁，将一名中核派学生打死。

1974年10月3日，中核派同样在东京，杀害了一名革马派的邮递员。这名被害者是之前被革马派打死的邮递员的同事，据称是他向革马派举报了自己同事属于中核派的事情。

1974年10月15日，革马派在东京代代木公园外，用铁棍打死了一名中核派的普通工人。

1974年12月1日，中核派闯入了大阪一名高中老师的家中，用棍棒将这名教师打死。该名教师属于革马派。

1975年3月6日，中核派在品川附近的路上，人为制造了一起追尾事故，并借此刺杀了革马派的一名干部。

1975年3月14日，20名左右革马派成员趁夜间潜入了埼玉县川口市的一间公寓，用棍棒将睡眠中的本多延嘉打死。本多延嘉是中核派的总书记，中核派的最高领导。

1975年4月1日，中核派在东京本乡的一家咖啡馆内，袭击了革马派的中央执行委员，将其用铁棍打死。

1975年4月26日，中核派在东京高田马场的咖啡馆内，将两名革马派政治局委员打死。

1977年2月11日，革马派突击队在茨城县取手市，将「革劳协」的总书记刺死。

1977年4月15日，革劳协对革马派进行报复。四名革马派成员乘坐着面包车驶出印刷工厂后，突然被一辆大卡车拦住去路，之后车辆后方又遭到另一辆卡车的撞击。卡车上跳下总共10名革劳协成员，用棍棒和钢管将面包车的车门别死后，向车内泼洒汽油并点燃，将车内的4名革马派成员烧死。

......

围绕在革马派与其他左翼各派之间的斗争，逐渐升级到「革命一定要有牺牲，行动一定要打死人」的阶段。可想而知，最初为了改变日本、反对帝国主义的这批热血青年们，在看到各自所属的组织纷纷陷入了这种毫无意义的内斗，心中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手中持有的钢管、匕首等等武器，砸向的不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却是同样信仰马克思主义，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同志们...

上野光雄于1971年从东大毕业，之后他进入了一家银行工作。尽管在毕业之后，他仍然积极参加着革马派的活动，但是由于他对逐渐升级的内斗行为的反感逐渐加剧，在1975年初他正式退出了革马派。此时他对于日本的左翼运动充满了失望，在他的心中始终认为革马派与其他派别的对立和内斗，不仅仅是源自于革马派高层对于权力的贪念，同时也是国家权力在暗中参与的结果。

而神田正行，早在1968年早大事件之后，就对左翼运动萌生退意。在1969年年初，由于他在之前学生运动中所表现出的领导和协调能力，日本的几个右翼团体开始逐渐关注他，并且向他提议加入组织。

此时的右翼团体，大致上可以分为从政派和经商派两类。

从政派右翼继承了日本战前右翼的衣钵，以儿玉誉士夫、赤尾敏、川岛正次郎、高桥岩太郎等人为首的右翼团体们，一方面受到战后日本保守派政府的扶植，另一方面也在为政府的右倾路线铺平道路。当有罢工、民众游行、学生运动发生的时候，政府不便于出动警察部队进行打压，于是便依靠着这些右翼团体对这些活动进行破坏。久而久之，政府对于右翼力量的依靠性越来越强，能够得到这些右翼组织支持的政客们，便可以在政界里如鱼得水；而左翼政客们却会被这些组织向要挟、打压。

从政派右翼之所以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除了他们的「实用性」之外，还有更深的一层原因。这就是所谓的「右翼思想」。

日本的右翼思想提出的是

反共、反美，使日本尽早摆脱苏联和美国的压力，实现民族自立，国家自治

。由于在战后的官僚阶层中，遭受了占领美军的欺压的人数非常之多，所以当占领军撤出日本之后，这些宣扬右翼思想的右翼人物们，立刻受到了政界的承认和支持。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战后的阶层意识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界、商界的头面人物大多倒向右翼，而劳动者、学生普遍倾向左翼。

而经商派的右翼团体，大部分则出自于战后的经济混乱时期。在1945-1951年之间，日本由于战后物资缺乏，无论是食品还是工业用品，都大量仰仗着美军提供的物资支援。而为了控制物资流向，操纵市场价格，一些组织便开始尝试垄断美军物资的调配，偷运、走私海外物资，并且在各地开办黑市，将不法物资用于流通。

从事这些行业的团体，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战后滞留日本的朝鲜人、华人团体 —— 因为他们具有「战胜国国民」的身份，同时具有海外关系，做起走私和黑市的买卖来说轻车熟路；但为了将这些利益掌握在本国人手中，日本政府也暗中支持了一批日本人的团体来进行竞争。万年东一、小佐野贤治，都是这一时期通过倒卖美军物资，控制黑市等等积攒下了第一笔财富。

在经商派的右翼团体中，之后又分化出了一类被称为「总会屋」的组织。简单来说，他们通过暗中购买某企业股票的形式，积攒起在这家企业中的持股比例。当自己成为大股东之一后，就会通过强行召开全体股东大会（总会）的形式，用各种手段对企业进行施压，迫使其他大股东向他们出让股份，最终达到完全控制这家企业的目的。

总会屋在操作股权的过程中，必然会用到一些威吓性的手段；同时，为了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他们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警备力量。在这样的需求下，黑社会团体与总会屋一拍即合，由这些暴力组织出面为总会屋服务。由此一来，总会屋便成为了日本黑社会最大的金主，而政商两届的右翼团体联合，便构成了从背后操纵着日本政治和经济命脉的背后力量。

神田正行虽然从心中对右翼势力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感到不满，但已经对沉迷于内斗的左翼组织彻底失望的他，还是选择了借助右翼群体的力量，使他在1972年成为了一名京都府的公安警察。

从学生运动领袖摇身一变，竟成为了警察队伍中的精英，这在70年代的日本并不是太稀奇的事情：在日本当时的警察系统中，有着左翼思想，或是对左翼组织持同情态度的警员也不是少数。当以「知性美」而著称的日本赤军领导人重信房子成为全国通缉犯的时候，很多警察都私下承认自己是重信房子的粉丝。

（策划了劫机、占领大使馆、爆炸等等恐怖活动，导致超过一百名平民死伤的日本赤军最高领导人，重信房子）

原本是想通过成为公安警察后，对警方在处理学生运动时提供一些帮助和指导，减少流血冲突事件发生的神田，在加入警察系统后却渐渐发现，原来在日本的警察系统高层，其实是有意在促成这一起起内斗杀害事件的出现。警方通过对一些左翼组织成员的审问，获得了某一派的活动计划后，会同样通过警方在其他组织的线人，将这些信息故意泄露给与之敌对的其他左翼组织。这其中，革马派刺杀中核派总书记一事，就是由警方向革马派提供的情报。

尽管神田对此非常不满，但用句他上司的话来说：「与其让我们一次次出动去搜查这些学生那脏脏兮兮的宿舍，不如让他们彼此残杀，反正无论谁赢，死的都是那些满脑子推翻日本政府的思想的人。我们只要负责收尸就好。」

1976年4月，神田正行从京都府警辞职，他已经对日本的政治彻底失望。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在他看来都在将日本拖入一个泥潭。辞职之后，他来到大阪，在一家警备公司里任职。

同一年，他在大阪的一家咖啡店里，与上野光雄偶遇了。而这，就成为了《森永格力高投毒案》一切的起点。

1976年9月，上野光雄在这家银行工作的第6年。由于头脑清晰，办事周到，他被调任到负责企业信贷的部门。尽管资格尚浅，但他已经掌握了业内的大部分业务，也成为了业务骨干之一。他主要的工作，便是走访大阪地区的一些大中型企业，了解它们的业务扩张需求，并给出相应的贷款方案。由于日本处于经济上升期，贷款的业务相当繁忙。这天上午，刚刚结束了2家客户访问的他，来到了天满桥附近的一家咖啡店休息。

店面坐落于一幢公寓楼的底商，店里放着时下流行的Bossa Nova，上野光雄走进店中，在靠窗向阳的座位上，他突然看到了一个人似乎有些眼熟。尽管一时想不起来，他还是挑了个与那人斜对面的座位坐了下来。一边喝着咖啡，他还忍不住时不时地用眼去瞟那个男人。

那个人正是8年前，他在东大驹场校园里见过的前中核派干部，神田正行。曾经从事过公安工作的神田，从上野一进门就意识到了他投来的不一样的目光。于是他假意面向窗外，装作在眺望大川的河水，一面透过窗边玻璃的反光，仔细地打量着来人的一举一动。神田脑中的记忆在飞快地翻动着，他也在尝试努力回忆眼前这个人的来历。终于，他想起了8年前在东京大学里的那个下午，坐在革马派据点的教室一角，那个肤色偏白，面容消瘦，眼睛细长，戴着一副大框眼镜的年轻人。

神田猛地站起身来，向着店门口走去。看到神田突然的动作，上野吓得把头埋在了咖啡杯前，用小勺不断地搅动着杯中的液体。当他听到身后的店门上的铃铛一响，意识到了他一直在盯着看的男人已经走出了店外，于是他赶忙回过头，想看看那个人去了什么地方。然而，当他刚刚转过头，却发现一个身影就站在他的身后。

神田正行正不动声色地近距离看着他。他的目光让上野定在原地，抬起的脸上嘴巴惊讶地半张着。神田用右手重重地按在上野的左肩上，对他低声说：

「有话要说的话，跟我到二楼来。」

二楼的空间更加寂静，中午的店里几乎没有客人。上野心神不安地跟着神田走上了二楼，挑了一个不临窗的座位坐下。神田对上野挤出了一丝苦笑，对他说：

「还记得我，是吗？」

上野此时的思绪也恢复了许多，他点点头，对神田说：「你是中核的干部，神田桑，对吧？」

神田又苦笑了一声，摇摇头回答道：「早就不是了。我是公安。你呢？想要替革马派除掉我，是吗？」

上野松了一口气，扶了扶眼镜对神田说：「我也早就脱离了那帮人了。我现在只是个普通的银行职员而已。」说完，上野打开了随身携带的皮包，给神田看了看他准备的厚厚一沓客户拜访资料。

神田尽管仍没有完全放下戒备，但他刚才虚张声势地说自己是公安，想必也能吓住眼前这个对手 —— 就算是再嚣张的左翼分子，也不敢光天化日之下对公安下手。他要过了对方的名片，细细地读到：「上野光雄，企业融资专员」。之后，他把那张名片塞到了衣兜里，说：

「名片我收下了，过几天我会联络你的。」

说罢，神田将上野一个人丢在了咖啡馆的二楼，走下了楼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家咖啡馆。

两天后，神田借着申请贷款的名义，给上野留下的名片上的座机打了两次电话。他有意在拨打总机后，将分机号码加上一或者二 —— 这样电话就会转到上野在公司工位附近的同事座位上。他号称自己是一家在堺市的印刷厂的负责人，想要咨询商业抵押贷款的事情 —— 神田的父母就开着一家小印刷厂，业务方面的事情他可是信手拈来。借着跟电话那端的银行职员谈天说地的机会，他在电话中假意声称自己是上野在老家时的高中同学，旁敲侧击地打听到了上野在公司中的职位，以及他人对他的评价。通过这两次的电话，以及连续一周对上野的跟踪，神田对上野那天在咖啡馆中说「已经脱离了革马派」，才算真正地确信了。

而上野光雄这一边，心中却不平静。学生时代时的那次遭遇，让他心中产生了对神田充满了崇拜感。尽管之后在革马派中也参与过各种行动，但他一直认为，能够团结起各种左翼力量的人，才是真正能够带领日本进行革命的人选。因此，他对革马派处心积虑想要夺取左翼阵营的领导权，甚至不惜杀害其他组织成员的行为感到相当不齿。在退出革马派之后，他有意地与左翼活动划清了界限。但是，与神田的再次偶遇，使他心中再次燃起了那股革命的热情。

「原来革命从未远去，它只是在等待合适的人而已啊...」

等待神田的来电，成为了上野这几天以来迫不及待的一件事情。然而，在他的留言信箱里，从未有过名叫「神田」的来电，这让他不免有些失望。随着等待的心态越来越焦急，他心中的那个想法越来越清晰：他想要豁出去，说服神田跟自己把革命的想法延续下去。而这次的革命，是他心目中长久以来梦想的革命：以非暴力形式进行的，针对政府和暴力机构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

此时的日本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彻底分裂成为了两大种类：一种是以争夺左翼阵营统治权的「内斗」，另一种是以联合赤军、日本赤军为主的过激派，所主导的恐怖袭击。在政府有针对性地对左翼过激组织进行打压之后，联合赤军和日本赤军的首脑们出逃海外，国内的红色革命已经几乎变成了一场闹剧。而上野相信，和他一样对革命尚未丧失希望，只是在等待时机的同志们仍然有大批存在于日常的各个角落里。只要时机成熟，人民群众们就会响应号召蜂起来反抗政府。

然而，时机不巧，就在上野决心要放弃眼前的一切重新投身革命的时候，公司却因为一笔重要的业务，需要他临时调派东京一年时间。他正在犹豫不决是否应该就此提出辞职的时候，下班路上，神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在确认了上野如今的身份之后，神田也决心对上野和盘托出自己的计划：已经与中核派绝缘了的他，从那段游走于右翼和左翼之间的日子里，看出了一个绝妙的机会。

在千日前的路边小摊旁，神田压低了声量，对上野诉说着自己的想法：

「有件事要先向你说明，我早已不是公安警察了。第一次见面时为了怕自己暴露，只好对你说了假话，对不起。

现今的日本，政治家们已经与右翼势力深度勾结，意识上形成了「用经济打败美国」的想法；为了使国内的企业们为己所用，日本政府希望用促使各大企业扩大贷款的方式，利用银行系统来加强对传统的家族式企业的渗透，并逐步将这些企业纳入到政府宏观的「经济战」计划中来。

作为经济战的最前沿，生产制造型企业的海外扩张是必不可少的。1973年之后，日本政府采取了兑美元的自由浮动汇率制，日元兑美元的汇率急剧下降。这样一来，日本生产的产品就可以以极低的价格大量倾销给美国，并使美国背上了每年350亿美元以上的贸易逆差。长此以往的话，美国的经济被日本拖垮，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美国是不可能坐视这样的事情不管的。所以从72年起，美国就逐渐对日本出口的纤维、钢铁、汽车配件等等进行了抵制，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自主管制，限制企业将产品出口美国。现在的国内形势是，在部分受到贸易管制的行业中，产业工人有着反美的强烈情绪，同时对软弱的日本政府表示出不满；而在没有收到管制的行业里，这些企业都跃跃欲试想要成为日本产品出口的新窗口，在国外市场上打败美国产品。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在国内尝试掀起反美的行动，这样一方面可以获得右翼团体的背后支持，同时符合政府的经济利益，又能将跑偏的左翼活动拉回到正轨上来。你觉得怎么样？」

听完神田的这一席话，上野深深地感到「神田先辈果然还是那个头脑冷静，对局势看得透彻的人」。他赞同了神田的计划，但稍微忧虑地说：「但是，公司要把我派驻东京一年。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就此辞职。」

「不，不要辞职。」神田坚定地对他说，「先用你的银行职员身份作为掩护，这样我们也方便搞到很多必要的信息。」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会常常造访东京，我们的行动会马上开始的，你放心。」神田将自己的联系方式交给了上野，约定了下次去东京找他的时间，便拿起酒杯，开怀畅饮了起来。

上野看着眼前沉稳中不失豪放的神田，对自己能够再次与神田的相遇，感到由衷地欣喜。两个人在小酒摊上喝到很晚，之后各自回家。

1976年10月中旬，上野按照公司的指示，在东京的品川区一处公寓中安顿了下来。一周之后，神田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们的第一次行动内容已经确定 —— 对「可口可乐」进行投毒实验。

听到这个消息，上野直接表示了反对：「对平民进行投毒，这与赤军派做的恐怖袭击，有什么分别？」

神田不紧不慢，开始对上野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与上野的上次见面后，神田通过在右翼团体中的关系，与「部落解放同盟」建立了关系。

「部落解放同盟」是一个旨在消除日本社会对「部落出身」的人群偏见的组织 —— 在日本的社会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大多数企业和政府机关，都会拒绝雇佣或录用部落出身的人。由于部落自古以来就带有着「污秽不洁」的形象，这些部落出身的人往往背负着少见而奇怪的姓氏，例如「牛屠」、「墓前」、「蛇食」、「忌部」等等。为了减少被歧视的概率，大部分部落出身的人都将姓氏改成了一般常见姓氏，但很多企业还是会通过户口登记地，来判断面试者是否来自部落地区。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50年代起，部落解放同盟便与日共走得很近。然而，到了70年代之后，日共本身混乱的局面让部落解放同盟意识到这个「盟友」相当不可靠，于是他们宣布与日共切断联系，转而开始投向在政经两届有着相当大发言权的右翼团体。神田在与部落解放同盟的人接触后，作为合作条件，神田提出需要由部落解放同盟来支付自己组织的活动经费，而部落解放同盟则提出了需要他们对美国倾销于日本的产品进行破坏 —— 不用说，这其实是转达了右翼组织的命令。而这个命令，其实直接来自于右翼中的头面人物，儿玉誉士郎。

按照儿玉一派的计划，右翼势力将协助日本政府，利用媒体来扩大化美国品牌在日本的负面形象，从而减少美国向日本输出资本的动力。彼时的日本，在市面上很难见到从美国直接进口的日用品，大部分进口产品都集中在机械、能源行业。如果对这些产品进行破坏的话，无疑会对日本社会的生产也造成严重的损害。这样一来，备选的目标，便缩窄到了美国资本在日本生产的产品上。而这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可口可乐。

按照计划，神田将负责对可口可乐的产品进行投毒，而之后日本的媒体便会在右翼势力的引导下，将投毒事件的影响扩大化，在民众中对这一品牌的产品造成负面影响。作为投毒的原料，由部落解放同盟通过其控制的工厂，向神田提供了氰化钠。

说完这些，神田从随身的书包中，取出了那一袋装满了致命毒物的塑料袋，在上野的面前晃了晃。

见上野仍然犹豫不决，神田继续劝告他说：「这次的行动完全由我们自主进行，所以我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在可口可乐的瓶中混入不同量的氰化物，以此来实验这种毒物的致死性。今后在万一需要使用暗杀手段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免去了重复实验的危险性。」

上野考虑到未来组织的发展，只好不很情愿地答应了神田的请求。按照神田的想法，上野来负责规划投毒实验的设计，包括投毒方式、剂量、地点和时间。神田和上野分别在投毒地点周围对投放的可乐进行观测。每天早上，神田化妆成为快递员，在品川车站西口沿线放置可乐瓶，然后在白天的时候暗中巡视这条街道，记录可乐被路人拿走的地点和时间段，以及可能会拿走可乐的人群特征。在最初的一个月时间里，他们所投放的可乐都是不含毒素的。而到了12月下旬，神田却接到了右翼组织打来的电话，催促他为何迟迟不进行计划。神田推脱说，因为时至年底，他们想要在新年期间制造这起事件，以便于更好地传播。

挂上电话后，神田在上野下班回到公寓后，开始督促他指定具体的投毒方案。在总结了上一段时间里的可乐投放数据后，上野提出了两条意见：

1.投放应减少在白天进行，否则目击到可乐瓶的行人过多，会引起怀疑。

2.投放的地点，应当在人们会停下来驻足的地点，例如自动售卖机、电话亭、有红绿灯的路口等等。

然而，无论是神田还是上野，对于氰化钠的投放用量都没有太多的经验。于是两人商议，对将要用来投毒的可乐，进行「阶梯状投毒」，在每一瓶中逐渐增加投放剂量，争取实现既可以达到致死剂量，又不会让可乐看起来状态过于奇怪的水平。

于是在1月3日深夜，神田和上野便开始了投放毒可乐的计划。

结果我们都已经知道了：神田和上野投放的毒可乐，成功地将两名路过时捡起可乐的市民毒死，并在东京乃至全国，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可口可乐被迫将大部分的自动售卖机撤换，并在之后不久启用了新的瓶盖技术，对日本全国的灌装厂进行了彻底的灌装线更新，才保住了可口可乐的销量。

而同时，在右翼势力的配合之下，投毒所使用的毒物来源无从查起。黑社会势力也贡献了力量：3月份他们安排了一名社团成员，制造了「骗取氰化钠后又服毒自杀」的事件，使警方自己认识到，对于剧毒物质的管理充满了漏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警方只得将此事不了了之。

而神田和上野，由于成功地完成了第一个任务，获得了儿玉誉士郎的接见。

在会面中，儿玉夸赞了神田和上野对行动的缜密计划，并且详细听取了上野对于投毒方式的思考。儿玉拿出了一份从警方高层获得的《可口可乐投毒案》的分析报告，让上野提出意见。在看到「被投毒可乐有明显的碳酸含量不足，并且可能出现液体分层」的内容后，上野提出对「固体食物的投毒」，想必会比投放于液体饮料中的效果更好：因为氰化钠是固体，混在固体的食物中不会溶解，可以保证达到相对高的致死剂量，并且更加节省氰化物的用量。儿玉誉士郎对此深表赞同，并且按照约定，向神田和上野支付了活动经费4000万日元。

神田和上野在此时的心情，无疑是复杂的：他们两人几乎是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堪比中核派那样大组织的一年活动经费，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却是令两个无辜的民众被害。

在回公寓的路上，神田安慰上野说：

「就把他们当做为我们的革命目标，所牺牲的同志们吧。」

上野激烈地反驳道：「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完全是被我们害死的！」

神田也毫不示弱：「我们不应该这样想！是革命肯定会有牺牲！」

「那么，如果真的需要牺牲的话，下次就让我来牺牲吧！」

上野的眼里冒着火光。

神田拍拍上野的肩头，「

你放心，如果你牺牲了，我肯定会为你报仇。

」

1977年的正月，两名内心中充满了矛盾的革命者，低垂着头走在东京夜晚的街头。在未来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崎岖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永远也未能抵达革命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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