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過去5年的中國經濟「如無近憂，必有遠慮」

9月23日，第三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在復旦大學光華東輔樓202吳文政報告廳舉行，眾多學界專家、業界精英，濟濟一堂，共同洞察全球趨勢，剖析中國經濟。觀察者網作為新媒體支持，特別參與報道。

在上午的論壇中，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作為論壇東道主最後一個發表演講。

張軍（圖/觀察者網 吳婭坤）

以下為張軍教授演講全文：

很高興跟各位做個分享。看宏觀經濟當然是需要站在宏觀角度。在看中國宏觀經濟狀況時，我經常會想到三個基本的關係表述，它們是我們在宏觀經濟學裡面念到的東西。

第一個是所謂的菲利普斯曲線（觀察者網註：紐西蘭經濟學家威廉·菲利普斯Alban William Phillips於1958年提出）。它主要展示失業率跟通貨膨脹率之間的負向關係。我認為這個關係應該成為我們理解中國宏觀經濟的一個基本參照。

失業率與通脹率之間的菲利普斯曲線關係

第二個關係是阿瑟·奧肯（Arthur M. Okun）1962年提出的，被稱為奧肯定律。它陳述了GDP增長跟失業率之間的負向關係。

失業率於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的奧肯定律

第三個關係我認為應該是關於潛在增長率跟實際增長率之間的關係。這個裡面，我們讀宏觀經濟學，通常不太注意。潛在增長率是不能準確知道的，但事實上通常可以通過觀測名義GDP的增長率跟實際GDP增長率的關係來判斷實際GDP增長率是否接近於或高於潛在增長。

有了對這些關係的認識，現在我們來觀察中國宏觀經濟的狀況。

統計上很容易看到，我們實際GDP的增長率在2012年出現了一個明顯的下降。換句話說，2012年看上去是一個轉折點。2012年之前的10年，實際GDP的增長率是兩位數，達到平均10.2%的年增長率，但是2012年以後，就突然降了下來，而且下來的非常快。

圖/觀察者網 吳婭坤

這個現象有些費解，因為沒有什麼理由可以回答GDP增長率為什麼在2012年突然減速並持續下降。雖然事後很多經濟學家試圖用五花八門的理由對這個突如其來的下降給出說辭，但我一直覺得，沒有特別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證明這一定是個必然事件。

那些給出的理由要麼說明減速可以發生在這些年的任何一年，要麼似是而非，但好像很少有人捅破一個事實：政府自那以後改變了主意，放棄了之前的增長目標，就這麼簡單。因為放棄了之前的增長目標，便公開聲明不再實施增加總需求的政策，那個時候儘管需求已在收縮。因為不再用增加需求的政策來對沖需求的收縮，這勢必導致GDP增速2012年之後不僅突然降到8%以下，而且持續下降到去年的6.7%。

有意思的是，儘管GDP持續減速，但我們的就業創造依然強勁，失業率也保持了穩定。這提醒我跟奧肯定律明顯不符合。2013年以來，我們城鎮的新增就業連續保持在每年1300萬人左右。GDP下降了這麼多，你還可以創造這麼多的就業？我覺得這肯定是個奇蹟。我不懷疑1300萬城鎮新增就業的數字是真的，但我好奇的是我們如何做得到。

如果沒有政府在2013年以來推出的強就業促進政策，我實在無法解釋這個1300萬的城鎮新增就業人數是怎麼創造出來的。換句話說，在城鎮地區，每年1300萬新增就業是靠了政府強有力的就業促進政策的。

早在2014年，政府第一次把新增城鎮就業作為宏觀經濟最優先的目標。而且把這個目標值提高到了1000萬人以上，為此出台了大量的就業創造政策。如果大家在網路上有興趣找一下，你就會發現，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為了要實現新增城鎮就業1000萬人的目標，出台了五花八門的政策，而且也包括鼓勵農民工回鄉創業的政策。

圖/觀察者網 吳婭坤

所以，在我看來，這個1300萬新增就業的創造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個政策效應，不是經濟更快增長帶來的，所以它與奧肯定律不符。

在經濟增長大幅度下滑的情況下，政府是如何做到創造那麼多就業崗位的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先讓我做個簡單的演示。如果我把GDP的增長率作為分母，把就業增長率作為分子，那麼這個比率就是所謂的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係數。如果我再把製造業跟服務業分開來，那麼我馬上就看到，服務業GDP的就業彈性係數在2012年以後出現了不可思議的上升，而製造業的就業彈性係數則大幅度下降。

圖/觀察者網 吳婭坤

三大產業就業增長率變化（圖/觀察者網 吳婭坤）

就業彈性，圖片來源：復旦經院全球校友會

為什麼服務業的就業彈性係數魔法似地突然跳上去了？如果不是短期的強就業促進政策的推動，我看不出還有什麼原因可以解釋它。國家統計局給出的就業增長率在製造業和服務業兩個部門的變化趨勢也能說明一些問題。

過去這幾年，服務業的就業增長率已經遠遠領先於製造業了，而在6年前，製造業的就業增長率還遠遠高於服務業。但是這幾年，特別是2012年以後，政府的就業促進政策發力，服務業的就業才開始加速增長。

那麼在政策上這一點如何做得到？經濟增速持續下行，製造業總體在不斷釋放失業人口，在短短几年的時間要能解決這麼多人的就業和再出路，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勞動力要麼回鄉，要麼進入低端的服務業。考慮到大多數現代服務業是製造業派生的，因此，消費性服務業更可能成為就業促進政策的重點。

儘管我們現在沒有很微觀的數據，但如果我們把金融、銀行、保險、教育、通信產業、信息產業等現代服務業拿掉，大概可以把剩餘的看作中低端的服務業。按照這個口徑來計算就業的增長，我們就會看到，2012年以後，中低端服務業吸納的就業不可思議地在擴張。

雖說在經濟增速持續下行的時候就業沒有出太大的問題，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的結果，並不是因為服務業為了自身勞動生產率的擴張需要而產生了對大規模就業的快速需求。

圖/觀察者網 吳婭坤

事實上，如果是後者，我們應該可以計算得到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在這幾年就業擴張期間應該表現出持續的改善和提升的趨勢。不幸的是，情況並非如此。我們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計算得到的結果恰恰相反。我們整體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速根本沒有上升。

這些年來，由於經濟下行，投資回落，製造業釋放出來了更多的失業人員。但是服務業的就業在持續擴大，為什麼勞動生產率的增速也在大幅度下降？如果不是2013年以來政府採取的強就業促進政策，我想這個結果應該不會出現，至少不會如此顯著。強就業促進政策看上去在短期似乎大大緩解了經濟下行時的就業壓力，但中長期，強就業促進政策其實不利於我們經濟下行壓力的緩解和經濟復甦。

對政府而言，短期保住了就業，就傾向於中立的宏觀政策了。而且就像政府公開聲明的那樣，只要經濟沒有下滑到我們的底線，就可以不急於改善總需求。由於需求改善緩慢，儘管看上去我們的就業增長強勁，但我們經濟的物價總水平卻處於歷史地位（這跟菲利普斯曲線有悖），生產者價格指數五十幾個月下降。

任何的經濟，復甦在短期主要是靠改善需求實現的。如果需求改善，經濟復甦，就能為推進結構改革創造條件。前幾年，國家統計局局長在一個會上也說，7-8%的增長有利於我們的結構調整和改革。但我們這幾年一方面需求改善的不夠，另一方面又推進了供給側的結構調整，所謂的三去一降。這個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並不能改善宏觀經濟的狀況，債務率和槓桿率並不能顯著下降，因為三去一降也降低了名義GDP的增速。

在經濟下行的壓力之下，我們已經看到，這麼做並不能緩解下行的壓力，經濟下行壓力的緩解靠的是需求的改善和總體價格水平的回升。但過去這5年，我們看到，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四年半的時間處於負增長的狀態，直到一年前才慢慢復甦到零增長和現在的正的增長。但一年來這個價格水平的復甦其實並不是因為國內需求已經有了大幅度改善，而可能主要是因為出口的需求改善了，這個信號被放大，讓企業開始增加庫存。

為什麼這一年來生產者價格指數回升的快，而消費者價格指數毫無變化？原因就是只有上遊行業的價格漲的非常快，就跟這幾年實行三去一降低的供給側政策導致的上游產能的緊張有關。因為終端的需求並沒有顯著改善，上遊行業的去產能反而給市場造成了經濟復甦和再通脹的假象。

這一陣子，業界和學界就有沒有新周期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也是由這個假象引起的。

今天論壇的主題涉及未來5年中國經濟怎麼看。我講了過去5年的政策和我們宏觀經濟的局面。我的分析結論是，過去5年儘管就業保住了，但並非高枕無憂，並非應該在宏觀政策上過於中立。

圖/觀察者網 吳婭坤

未來幾年，我們希望看到我們的名義GDP增速可以加快一些，從而實際GDP增長率也能回升一些，這不應該是很可怕的事，我們應該有這個條件阻止經濟進一步的下行，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和復甦。

現在看起來GDP增長率回到7%以上也是可能的，並不會迅速引起通貨膨脹。其實，在增長持續復甦的這個前提下，我們有適度的通貨膨脹也並非那麼可怕。這幾年，我們的通貨膨脹目標定在3%，但哪一年達到過？都沒達到，說明我們的需求還沒有實質性改善，名義GDP增長率這些年一直是低於實際GDP增長率，需求不振，造成了企業的困難，對我們處理債務和降低槓桿不利，當然也不利於推進結構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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