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共和路」——「最後的農民暴動」（四）

至蔣介石首先清黨之時（1927年4·12事變）。被我黨成功「影響」了的「國民革命軍隊」有：國民革命軍第2方面軍的第11軍第24師、第4軍第25師和第20軍，這些隊伍也曾奉武漢國民政府之命，響應「東征討蔣」。此外，還有第5方面軍第3軍軍官教導團和南昌市公安局的兩個保安隊。

儘管汪精衛不願意放棄蘇聯的支持，但也漸漸不能容忍中共的激進政策（似乎可以這樣理解？——實際是各自力量大了，誰也不放心誰，同打江山易、同坐江山難的初級階段），中共此時迫不及待地想放手串聯群眾，不斷在城市、農村成立一支支破壞現有秩序的非正規武裝力量。同時，雙方對「帝國主義」的態度也是汪精衛與中共分歧的原因之一，汪精衛開始轉向「理解」帝國主義。

武漢國民政府最終選擇與我黨決裂（1927年7·15反革命政變），中共隨即策划了南昌事變（1927年8·1起義）。同年8月7號（八七會議），中共中央正式決定武裝奪權的總方針，幾乎與此同時，中共軍隊在廣州、湘贛邊、長沙等地發動了一系列暴動（此時「北伐」仍在黃河以北繼續進行）。但都沒有達到既定目的。其中有一支武裝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於1927年10月「走」上井岡山，與當地「農民武裝」結合，「打土豪分田地」，至1928年2月底,包括寧岡全縣，遂川西北部，永新、酃（ling）縣（衡陽）、茶陵等縣部分地區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初步建成，之後的一年內不斷有各地暴動失利的我黨武裝隊伍會師於此，根據地不斷得以穩固。為拓展影響與增強地方割據實力，至1929年1月，除留下一部紅軍堅持「井岡山的鬥爭」外（亦是毛澤東的一部著作），毛澤東、朱德率領紅4軍主力向贛南、閩西挺進。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不是第一塊，也不是最後一塊我黨「農村根據地」，在各「根據地」存在始終，我黨武裝組織便隨之開始著手地方割據政權的籌備建立工作，其中，影響力最大的當然還是井岡山。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信，對黨內和紅軍內的悲觀思想作了批評，同時撰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標誌著毛澤東關於「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革命理論基本形成。

1931年東北九一八事變不到兩個月，1931年11月7日，清晨7時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國大典在江西瑞金郊外的葉坪村謝氏祠堂舉行。

首先進行閱兵儀式。

毛澤東、朱德等在紅軍總參謀長葉劍英的陪同下，騎馬檢閱了部隊。

當此，十幾架國軍戰鬥機飛臨瑞金上空——注意，這並不是為了慶祝。而是進行輪番轟炸，以圖破壞慶典儀式現場。但由於真實會場是在葉坪村，遠離於瑞金城中心，因此該空軍小組並未達成任務，僅炸毀房屋百餘棟，造成部分群眾傷亡。

閱兵儀式完畢後，各代表團隊返回駐地。至下午2時許，「一蘇大」——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正式開會。到會的有來自全國7個蘇區（中央區、閩西區、湘贛區、湘鄂贛區、贛東北區、湘鄂西區、瓊崖區）及上海、武漢黨組織的代表，另外還有部分來自朝鮮和越南的海外代表，總共610人（其中工人代表共190人）。與會代表正式宣布建立以「推動革命鬥爭、代表人民利益」為宗旨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並下設「九部一局」，即九個人民委員部（軍事、外交、財政、勞動、土地、教育、內務、司法、工農檢察）和一個國家政治保衛局；同時創建「紅色中華通訊社」（後改名為新華社）。

入夜以後，組織群眾提燈遊行，以示狂歡。

同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一共十七條。

主張「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的地域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

《憲法大綱》代表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中國所要實現的基本任務。這些基本任務主要有：

1，保證蘇維埃區域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和達到他在全中國的勝利。

2，中華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

3，工農、中國共產黨軍隊成員等為蘇維埃共和國的公民。

4，制定勞動法，宣布八小時工作制。

5，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

6，推翻與外國帝國主義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7，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

8，蘇聯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鞏固的聯盟者。——按照共產國際指示，中華蘇維埃政府「要用武裝保衛蘇聯」。

1931年11月7日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右二）為「主席」。「毛主席」這個稱號由此問世。毛的左方是王稼祥；右方是：項英、鄧發、朱德、任弼時、顧作霖。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剛成立時候，時任我黨領導人王明曾稱「只有蘇維埃政府是唯一的廉潔政府，這種廉潔政府是中國人民有史以來時時刻刻都希望出現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已經完全具備有現代國家的一切條件和成份，它完全有資格稱作文明的人民共和國」、「今天中國面臨的是兩國之爭，即新生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腐朽的中華民國的鬥爭」，「兩國之爭，決定著中國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兩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全部政治生活的核心。」（實事求是地講，近代以來中國最廉潔的部門由外國人操持的中國海關以及一段時間內由外國人替中國打理的鹽稅系統，但到了1926年以後，由於「北伐」和「革命外交」的影響，中國近代海關在制度層面遭到了嚴重破壞）

1931年12月1日毛澤東、項英、張國燾聯名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布告》清楚表明：「從現在起，中國疆域內有不同的兩國，一個是中華民國，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另一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剝削與壓迫下廣大工農兵的國家」。

1931年1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領導人舉行首次會議。中立講話者為毛澤東，其右一側第一人為朱德。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不承認中華民國的貨幣，發行獨立貨幣。1932年2月1日，在江西瑞金葉坪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成立，行長是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

下圖為偽滿洲國發行的紙幣，注意這兩張鈔票的票面人物。

關於土地分配，1934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規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紳軍閥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無論自己經營或出租，一概無任何代價的實行沒收，被沒收的土地，經過蘇維埃由貧農與中農分配」。——但這裡分配的是「所有權」還是僅僅「使用權」呢？毛澤東曾稱「田歸蘇維埃所有，農民只有使用權的空氣十分濃厚，並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農民感覺田不是自己的，自己沒有權來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毛澤東《關於加強春耕工作的意見》）。

但由於時間倉促和戰事緊張，農村除了秩序混亂，兵匪橫行，地主（更多的是正常的生產活動）遭受重大損失之外，而農民卻基本上沒有得到什麼實惠。

（「地主」與「農民」均為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的人，近代以前沒有「地主」——地多的農民是為地主一詞，編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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