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田子弟侯麗，生於 1971年

天下 09-26

到了總結一段歷史的時候了。

我們的大多數讀者只是經歷了這段歷史的尾聲，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寫就。

我們希望傳達的是它最有價值並應該傳承的那一部分：篤信進步、發展；社會會持續不斷為個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間；努力，並且獲得相應回報；自由是可爭取的，堅信我們最終會到達。

其實這就是普世價值。

當「歷史」這樣的詞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往往為宏大敘事所覆蓋，我們希望用更多微觀層面的採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們從個人生活中關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開始這個記錄。

1962 年，還沒有一座名為「大慶」的城市，尚處於保密期的油田對外的「假名」是「農墾場」。那年底，查濱華和楊瑞松這對年輕的戀人剛剛抵達大慶，他們是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專業的畢業生。

「我們當時是主動要求去的，一方面有一種報恩思想，覺得國家培養了我們，應該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另一方面，我想油田會建新城市，可以在一片荒原上『畫一幅最新最美的圖畫』，用畢生精力，按照最新的規劃理論建設一座現代化的石油城！」

但這座「現代化」的大慶並未如他們預期順利成型，他們在大慶接到的第一個正式任務是研究如何用夯土建造民居「干打壘」。

你可能聽說過「干打壘精神」。1960 年四萬多人來到大慶參加石油會戰，採油、築路、建廠，他們生活在帳篷、活動板房內。為了應對 9 月到來的西伯利亞寒流，他們需要在不影響生產的同時，建造可以防寒過冬的居所。「干打壘」是一種單純依靠泥土夯實建造的簡易住宅，沒有磚瓦。大慶抽出了一切可能的時間和人力，最終建造了 30 萬平方米的干打壘。

但「干打壘」的後續卻是，夯土並不牢靠，加上趕工建造，很容易損毀。楊瑞松回憶，有一次睡醒，一睜眼看到了草原，才知道牆塌了。

查、楊二人在大慶生活了十多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離開。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學院的副教授侯麗發現了這對干打壘建造者，並將二人的故事記錄在她即將出版的書中，書名為Building for Oil: Daq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tate。

開荒者居住在油田上的臨時住所內

侯麗是油田子弟，她的父親和查濱華、楊瑞松同輩，是勝利油田的石油工程師。

1973 年，侯麗剛兩歲，她和母親從四川老家趕去勝利油田，和在東營「開荒」多年的父親團聚，夫妻分居是那個年代的尋常事。

侯麗的父親是四川人，當時因為家裡窮，西南石油學院的「福利」又很好，免學費、免生活費，還有獎學金，父親就進了這裡。

「現在回頭看才發現很多事情是一環扣一環，個人的命運和時代結合得這麼緊。中國的能源儲藏和工業在空間上分布得很不平衡，能源集中在西部，工業在東部。當時國家很希望解決這種分布不均，四川是當時最有希望的一個點，像自貢一直有天然氣。當時人們以為會在四川發現一個大油田，就拉了幾十萬人去了四川，在這裡建了學校。前面幾口井產量特別高，人越聚越多，最後發現是空歡喜一場，這撥人馬上就去了東北，就有了大慶。」

「我父親如果再早一點（畢業），肯定去的就是大慶。勝利油田是在大慶之後發現的。」

勝利油田位於黃河入海口，在三角洲之上，沼澤、鹽鹼地密布。在防洪設施還沒有建成之前，這群開荒者需要學會和黃河不斷的改道和洪澇災害「共處」。侯麗還記得父親告訴她，每次發洪水，他和同事都會被困在鑽井平台上，鑽井平台很高，他們只能待在上面等洪水退去才能下來。

在一年黃河瀕臨決堤的時候，侯麗被「分配」了一隻洗澡盆，那是他們家的防災教育。母親告訴她，洪水來了，就跳進這隻盆里當船用。大人們會選其他的傢具，每年下暴雨都需要時刻準備著。直到 1978 年防洪工程完工，洪水的「陰影」才算過去。

「我還記得，當時我們住在『首站』，原油輸送的起始站，一個特別巨大的儲油罐，旁邊是一群小破房子。其實從防災角度看很危險，靠得太近，一個圍牆把這群房子孤零零地圍起來，外面都是荒野。」

侯麗一家在勝利油田的第一個房子是「干打壘」。

干打壘的外型

干打壘平面圖，左右對稱的兩戶

油田開荒者最初的住所是帳篷、活動板房，甚至還有一種更「原始」的「地窨子」，人們在土坡上挖穴，裡面搭個木板，鋪上厚草就可以住。侯麗找到一張老照片，人們戴著厚厚的棉帽睡在地窨子里，可以遮擋風雪。

「干打壘」是一個動作，人們在兩塊固定的木板中填入泥土，再用錘夯實。最早的干打壘談不上設計，就是參照原本農民的建房方式建造，最厚的地方有一米多，越往上越薄。單純依靠夯土，無法開大窗，室內採光不足，空間逼仄。後來國家把清華、同濟、天津等大學的建築系學生分到了大慶。

和如今的建築師進入農村類似，這些「城裡來」的設計師需要學習如何建造「本土建築」。查濱華後來作為代表，在中國建築學會第四屆代表大會上發言，她的描述中，理想被一下子打入現實。

「我原本想干一番大名堂，搞一個有水平的城市。可是現在，領導也來管你，群眾也來管你，還根本不讓建城市，我這設計意圖都給打亂了，還要我這設計人員做什麼？這時候，我接到留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學的來信，他們都在搞小區規劃、總體規劃，都是大名堂。而我自己呢？自願來到大慶，卻乾的是『干打壘』，根本算不上規劃。那時候，我真覺得自己像是從國際飯店二十四層樓上一下子給摔到了地上，非常痛苦，後悔不該來大慶。」

這些外來的大學生開始分工，三五個人為一個小組，有的研究基礎，有的負責屋頂。楊瑞松告訴侯麗，他們嘗試用各種材料做屋頂，最後選擇了以煉廠的廢料渣油為主要成分，「但渣油熔點低，太陽一曬就化了，所以各種材料的配比很重要。」

1965 年正在對干打壘進行調查的查濱華一行人（圖片 / 查濱華、楊瑞松）

大慶的青年人

第一個建成的干打壘聚集區

「先生產後生活」成為了一種政治正確，這些設計者需要時時強調使用的木材是工業建築的邊角料。

最後他們設計建成了「科學干打壘」，側面看是曲面的屋頂，「當年能把夯土的房子建成這樣非常厲害，但維護成了隨之而來的問題，當時要求設計出來的房子可以 50 年不倒，但大部分的房子不到三年就倒了大半。畢竟是土的，再怎樣維護，一旦外面的保護膜破損，裡面的土就會松垮，漏出來。」

科學干打壘的方案設計出來以後，在《建築學報》上刊登，號召全國向它學習。而同時期，曾經在五十年代被認為是工人住宅樣板的上海曹楊新村和長春一汽仿造蘇聯建造的工人居住區，都已經被作為批判的典型。「它們的建造標準在當時來說太高了，被認為是浪費了大量的經費在住宅建設上面」，侯麗告訴我們，甚至連帶著，「城市建設」的思想在當時都被認為是政治不正確，只有工業建設。

查濱華的那次發言被發表在 1966 年的《建築學報》大慶特刊上，侯麗正是從這期特刊找到了她。

查是南京人，她的丈夫楊瑞松，溫州人，兩人是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專業的同班同學，成為戀人，一起去到了大慶。多年之後查濱華自費出版了二人的情書，記錄了 1958～1962 年的大學時光，這批在大躍進年代寫就的校園情書，名為《開滿玫瑰花的小徑》，書的扉頁上是「願初戀的幸福永遠照耀著我們！」情書從上海的大學校園帶去了大慶，在文革最激烈的時候，他們把所有的書都燒掉了，這一批情書還保留在他們自己設計建造的干打壘房子里，藏在床底箱子的夾層中。

查濱華自費出版了自己的日記，名為《薩爾圖往事》，薩爾圖是蒙語，意為「月亮升起的地方」，是整個油田的指揮中心。

抵達大慶之後的頭兩年，如查、楊一樣來自各個學府的學生在這裡進行著建築實驗。在設計院的大院里反覆地蓋房、測試，最終設計完成後，還特意編寫了建造手冊，教人們最基本的建設步驟是怎麼樣，可惜現在沒有保存下來。

但建造的熱情很快被澆熄。查濱華曾告訴侯麗，當初是她建議丈夫，二人一同去大慶，在之後的很多年，她一直自責是她的這個決定「害了一家人」。

在「先生產後生活」的口號之下，這兩個城市規劃背景出來的學生一直被批判。「她回憶，剛去大慶，所有的方案都是『不對的』，一直在遭到各種否定，要為了工業生產，為了油田建設」，她很鬱悶，後來發誓自己不要再做規劃，即便在多年以後，查濱華憑藉城市規劃的專業出身跳出大慶，回到了南京，在南京規劃局沒做多久，她仍堅持跳去了建築設計院。

1968 年夏，查濱華和楊瑞松站在干打壘房子前，這是他們在大慶的第一個家（圖 / 查濱華、楊瑞松）

侯麗這樣描述查濱華，「她說自己本身是不怕苦的人，但懷孕之後就變得『嬌氣』，什麼都吃不下去，總是吐，瘦得很厲害，經常暈倒，就被送回到了溫州（婆家）了。生產之後得了產後抑鬱。丈夫寫信，千叮嚀萬囑咐一定要把孩子留在溫州，在當地找一個奶媽，讓她一個人回來。」楊在信中沒有告訴她原因，當時他們設計建造的干打壘已經被沒收，他們被送去了五七幹校。

查濱華勉強同意，在樂清找了個奶媽。臨走的當天去告別，在窗外聽到女兒的哭聲，奶媽正忙著照顧自己的小孩。「她告訴我自己當時就怒了，這種母親的荷爾蒙一上升，抱起女兒就走，她說『死也要在一起』。」

從溫州回大慶是一條漫長的路，先是從溫州坐船到上海，再坐船去南京。原本她想帶著女兒在娘家休息幾天，但當時她自己的父母也在被審查，家裡沒辦法留她，只能匆匆上路，坐船渡江從浦口火車站上車。

那趟火車有 30 多個小時，文革年代人們從車窗爬進來，塞滿整個車廂。「她不敢喝水，怕上廁所，因為廁所里也全部都是人。她不敢把女兒交給任何一個人，只能抱著。沒奶了，女兒就一路哭。」

查濱華告訴侯麗，到達大慶的瞬間，她從火車上下來，覺得自己「已經不像人了」。

「後來她告訴我，其實在那種條件下，不一定非要做母親。但當時所有人走的都是同樣的道路。」

大慶的託兒所

住進五七幹校不久，查濱華得了闌尾炎。五七幹校距離醫院很遠，當時是冬天，下著大雪，兩天之後她才被送到醫院。當外科醫院的大夫被派去掃大街，護士幫她做的手術，差點沒命。

查濱華後來送女兒去了託兒所，油田的託兒所多是由嫁入油田卻沒有非農業戶口的農婦組織的。家屬們後來還組織了農業生產隊，種地、養豬、養魚。託兒所的衛生條件很差，她費力從溫州帶回來的女兒得了肝炎。「當時大部分都是雙職工家庭，沒辦法交給被人照顧，整個公共交通又很不便利，她不再送去託兒所，就把女兒關在家裡面。」

年幼時被鎖在家裡是很多雙職工家庭油田子弟的記憶，侯麗小時候也被鎖在家裡過。「大人回來時，不會爬的孩子就躺在炕上，臉上全是幹掉的淚溝，不然就滾在房間不知道什麼角落裡。」

「那個年代要做一個好母親，是很難的」，查濱華向侯麗講述自己心不在焉地幫女兒穿衣服，一次把兩條腿都塞進了一個褲管里，就這麼被送去了幼兒園。「我女兒身體特別不好，就是因為當時我沒有把她照顧好。」

查濱華在《薩爾圖往事》中寫道：「身為人，一生辛苦，其實就是為了實現自我價值。而這價值又是不能由自己說了算的，它必須得到社會的承認，他人的承認。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一代婦女感覺痛苦的原因之一。人生就是一場賽跑，女人背負了更重的擔子——生育、孩子、家庭，卻要和男人一起比賽——女人的一生好累呦！——但是社會只承認那最終的成績，卻完全不理會你身上有多少負重。所以我曾暗暗希望，希望後代有多一點的女人們甩掉這個擔子，輕鬆地度過一生。」

大慶的生活

「指揮中心」、「基地」這樣的軍事術語指的是一片集中提供公共服務設施的區域，醫院、百貨商店、郵局，距離每個生產隊、居住集中點的遠近不同，交通方式是解放牌卡車，免費，但顛簸、擁擠。

「要去基地買東西就需要站在交通車上，住得遠的需要花上兩個多小時，也有近的。大家都穿著軍大衣，需要不停地『動』，不然在車上手腳會凍壞，不是凍傷，是壞死！」

改革開放前，基地能買到的東西非常有限，「商店」的櫥窗里陳列的是臉盆、搪瓷缸、保溫瓶、被子和油鹽醬醋。「顛簸了那麼久，其實在那裡也買不到什麼東西，永遠是那些，我們也很少去。」

後來的油田慢慢「長起來」了，附近的農村每逢初一、十五會組織集市，過年則是流動的攤販，賣爆米花「騙」小孩子的壓歲錢。

1979 年，侯麗一家人從半土半磚的房子里搬出來，分到了一套樓房。「當時雙職工家庭的標準是 35 平方米的套間，三口之間可以分到 45 平米，當時全國的油田都是標準化設計。」

「和查濱華不一樣，等到七十年代，我們家比較幸運，住得離醫院很近，騎自行車去基地的醫院也就半個小時，很多生產隊也有自己的診所和赤腳醫生。經過簡單的訓練，打針吃藥，這個還是有的。我小時候身體很好，到了五年級才得了一次肺炎。我姐姐生病比較多，小時候得過猩紅熱，那個時候的流行病。」

八十年代的大慶採油二廠工人俱樂部

鄧麗君的磁帶

「人們現在常說油田非常保守，但其實它卻是改革開放的先鋒。最早開始跟美國一些石油公司合作，購買鑽井平台，購買技術。我們還住在這種磚樓的平房裡，我父親或是單位的同事就有去美國出差的。父親當時出差買回來三洋牌的錄音機，他還偷偷帶回來鄧麗君的磁帶。當時說是靡靡之音，我們就關了窗戶在小破房子裡面聽，也很神奇，還會偷偷錄了自己唱。」

雙職工家庭的孩子長大的標準是被分配一串鑰匙，用繩系著掛在脖子上。「我那個時候怕丟，也不帶（鑰匙），回家就靠翻牆。鑰匙鎖著的是平房外面的那間院子，裡面的門是不鎖的，其實說實話誰也擋不住，但油田上家家戶戶都是這樣。小孩子吃飯都是端著碗到處串門，小孩都會覺得別人家菜比較好吃。石油工人的工資當時還是不錯的，是一般工人的兩倍吧，也沒有別的地方花，只能花在吃上面。」

侯麗還記得小時候最討厭的一道菜是羅非魚，總有一股原油的味道，「可能是泄漏吧」。直到多年之後去美國讀書，吃到一種英文名叫 Tilapia 的魚，價錢便宜，味道很不錯，查了之後才發現就是小時候自帶「原油味」的羅非魚。

「我一直以為羅非魚是非洲引進的，裡面有個『非』字嘛。因為有一陣社會傳言『伊拉克棗』，六十年代從伊拉克進口的棗，謠言說這批棗帶了大量的病菌，造成大面積的肝炎。」

大慶的孩子

1990 年，侯麗考大學。「可能每個人都會如此，特別熟悉一個環節之後，有的人會想留在這個舒適圈裡，有的想逃出去。」

「油田就像是一個巨大的村，熟人社會，你做任何一件事情，瞬間所有人都知道了。一點隱私都沒有，管頭管腳。這裡很封閉也很保守，大家相對平等，但也講究級別、工齡、行政科級。是『工人』還是『幹部』，分得很清，沉悶又乏味。」

大部分油田子弟會選擇讀石化類專業，最終回到石油系統。侯麗還記得一個男同學想去北京，自己報專業時填的是體育專業，被他的父親關在家裡，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談心，最終被趕回了石油地質專業。

「我最初對考古和地理感興趣，我父親一聽覺得很可怕。」

「當時有個同學的哥哥在同濟讀書，寫信回來，我就覺得『同濟』這個名字很好聽，舒同體的字也很好看。招的專業第一個是建築學，第二個城市規劃，我也不知道城市規劃是做什麼的，就說報這個吧。父親很高興，覺得我肯定不會被分到鄉下去了。他們那一代人一畢業就會被分到全國各地，特別偏遠的地方，就像當時很多上海人不願意報考大學，寧願上中專和技校，這樣就不會離開上海。」

「清華來我們學校招生的時候，放了紀錄片，招生的老師說我們的學生都是最棒的，特別勤奮，你看已經是晚上 11 點了，教室還燈火通明。我一看就覺得千萬不能報清華，太苦了，好不容易熬出來。如果沒有那個紀錄片也許我會去考清華。」

侯麗的姐姐在東營讀了技校，「那是最好的，畢業了之後就有了鐵飯碗，工齡也很長。」侯麗還記得父親送自己去火車站的途中，遇到了油田的同事，「他們都說以後我的工資肯定比不上我姐姐」。1997 年，侯麗在同濟大學讀完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

1979 年油田開始建造第一批職工宿舍，侯麗一家人就住在這樣的樓房裡

職工宿舍平面圖，一梯三戶

油田裡存在「鄙視鏈」，侯麗形容自己生活的勝利油田像是一塊「飛地」，採油廠算是一個「小四川」，通用語言是普通話。

「我們當時稱本地人『老鄉』，這是屬於部隊的詞，其實很居高臨下。」後來，成為規劃師的她還會到東營，參與了東營規劃局的一些項目，她曾經遇到一個東營的同齡人，原籍住在墾利縣，兩個人其實在同一個地方長大，但生活卻毫無交集。

「油田子弟和『老鄉』像是活在兩個平行世界，教育是分開的，居住空間也是如此。他們生活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那個規劃局的同齡人長得挺帥，他自嘲說帥也沒有用，只要是普通話不標準，那個時候根本沒有機會（和油田子弟）『通婚』，所以說真的是非常封閉、隔離的社會。」

如今侯麗和丈夫、兩個孩子居住在上海的樓房裡

進入九十年代，變化突然提速。

侯麗還記得自己 1990 年剛入大學，每個月的生活費是 100 塊，來自廣東沿海的同學是他們眼中的「土豪」——每個月的生活費有一千，穿的是 Adidas。

1993 年第一次有了通貨膨脹，侯麗打電話問家裡要錢：「當時覺得很委屈，也很莫名，怎麼突然錢就不經花了，一下子（物價）翻了好幾遍。他們（父母）也很吃驚，所有人都很奇怪。」

侯麗在同濟大學的同學們很多去了沿海城市，紛紛「下海」。那些遠在深圳做項目的同學總能帶來「傳奇」，「他們收設計費是用麻袋裝的，那時候大部分還是現金交易，一筆設計費幾萬塊，當年只有 10 元面值的紙幣（1988 年發行的第四套人民幣中開始重新使用 100 元）。他們用麻袋裝著現金，帶回家就塞進床底下。」

而勝利和大慶，節奏是緩慢的。侯麗回憶朱鎔基時代的改革，「當時讓大家買斷工齡，一些人提前退休，拿了十萬塊走人。但很快，十萬塊九花完了。我覺得其實大多數在油田的人都不適合市場經濟體制，在這一套計劃經濟體制內，他們過得太舒適了。有的人拿著十萬塊去做小生意，或者創業，大多賠本。也有的什麼都不做，過了幾年，發現十萬塊根本不算什麼。改制提了很多年，發生過很多次衝突，國企又讓步了，同意他們回來工作。」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七零後，經歷的每個十年都有特別大的變化。我和很多人聊過，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認同。我們這一代人可能都會有叛逆精神，不相信任何事情，因為所有你曾經面對的所謂正確的東西都被打倒過，一次又一次被否定。你必須學會懷疑，你所面對的到底是怎麼樣。當然還有強韌，這一代人都是從那樣一個普遍貧窮的狀態中走過來。」

製圖：林玉堯

Banner 及文中未標明出處圖片來源均由侯麗提供，題圖來自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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