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正聚：中國改革和發展不斷成功的原因

中國改革和發展不斷成功的原因

作者：季正聚

季正聚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已近40年，經歷了不平凡的歷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黨和國家事業發生了歷史性變革。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國防和外交等各個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進入新境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日益豐富；黨的建設偉大工程不斷向縱深推進，黨的凝聚力戰鬥力不斷提高；經濟發展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蹟，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全球第一外匯儲備和經濟貿易大國；人民生活得到極大提高，逐步實現了從擺脫飢餓到溫飽到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國際話語權、規制權、影響力、國際地位不斷增強，在國際社會和全球治理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和平發展成果的良性外溢效應凸顯。這些巨大成就，「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意味著社會主義在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並又不斷開闢新境界，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答案。」近些年來，國際社會在十分關注和驚羨中國的快速發展和改革不斷成功的同時，也在思考和探究其中成功之道。概括地講，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人民緊緊圍繞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把黨的基本路線作為黨和國家的生命線，始終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用勤勞、勇敢、智慧、堅韌，克服和戰勝了各種困難和挑戰，成功走出了一條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具體講，至少包括以下一些原因。

一、深刻總結歷史經驗與教訓，堅定改革開放的定力

歷史是教科書，也是「清醒劑」和「營養劑」。恩格斯指出：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以歷史的進步作為補償的。新中國成立後，面臨著國內一窮二白的困難和西方國家的封鎖敵視，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仍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由於沒有經驗，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認識不夠、對中國的國情認識不夠全面，在經濟建設中急於求成，犯了急躁冒進的錯誤，走了彎路。特別是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嚴重悲劇。「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是一場浩劫，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黨和國家事業遭受到嚴重損失。「文革」中鄧小平在下放江西期間，就開始思考中國未來的出路。粉碎「四人幫」後，中國人開始痛定思痛，不斷在實踐中摸索新的發展方向和路徑。從「文革」磨難中復出的鄧小平不能不面對這一民族災難，並且深刻地思考：為什麼會發生如此嚴重的錯誤?根源是什麼？如何才能糾正和避免？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對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使廣大黨員、幹部和群眾在思想上、政冶上、組織上全面恢復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同時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政策，從而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篇章。鄧小平多次強調：是「文革」這場民族災難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裡？鄧小平指出：「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政策不行。」「為什麼我們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現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訓。」

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牢記經驗和教訓，紮實立足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避免急躁冒進和超越歷史階段的錯誤，牢牢堅持改革開放這項基本國策，並一路排除了各式各樣的干擾，堅持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堅定不移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把發展作為硬道理。只要回顧一下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方視察系列講話，從鏗鏘有力的字裡行間就會深深地感受到到黨堅持改革開放的堅定決心。鄧小平強調，我們「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同時，鄧小平還指出，國家的穩定和發展「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軍隊、國家政權，都要維護這條道路、這個制度、這些政策。」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教訓來看，蘇聯東歐劇變使我們認識到，封閉僵化的老路走不通，改旗易幟的邪路不能走，必須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路。早在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就意識到了蘇聯模式的弊端，提出要從「以俄為師」到「以蘇為鑒」，社會主義建設從中國國情出發。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了劇變，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對於蘇東劇變，我們黨保持了清醒的頭腦，進行了正確的應對。一方面，冷靜總結蘇聯東歐劇變的教訓，堅定理想信念，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蘇聯發生劇變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改革沒有堅持正確的路線，放棄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使改革變向。另一方面，以蘇為鑒，堅持改革開放，進行體制改革，致力於發展經濟和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快速增強綜合國力，使中國成為世界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蘇聯在發展過程中，對於高度集中體制沒有隨著時代的變化進行系統性的改革，改革一波三折，導致問題積重難返。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蘇聯模式的反思和揚棄。

正是由於我們黨堅持咬定青山不放鬆、一張藍圖繪到底的精神，把改革作為一場深刻的革命，把改革開放作為強大動力，由農村到城市、由經濟到社會、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不斷深化體制改革，使改革不斷深化，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煥發了社會主義的生機與活力。

二、實施創新戰略，實現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實踐創新和綜合創新的良性互動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創新包括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文化創新等。思想觀念的創新是實踐創新的基礎。解放思想是改革的一個重要特徵。1978年5月開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在整個社會掀起一場思想領域的大解放，在討論中逐漸形成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基本觀點，擺脫了教條的束縛，幫助人們實現了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革，為國家的改革和發展營造了一種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人們逐漸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觀念的創新必然是理論的創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進入新境界。改革開放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斷豐富和發展。在探索和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麼黨、如何建設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實現什麼樣的現代化、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等幾大基本問題上，在深刻回答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社會發展規律、共產黨的執政規律等幾大規律的認識上與時俱進，不斷推動著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的理論與實踐的創新程度、豐富程度和深刻程度；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重大實踐問題上與時俱進，不斷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在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與時俱進，不斷開拓工作新局面。十八大以來黨的一系列創新理論豐富發展了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和21世紀馬克思主義。

理論的創新和實踐創新、制度體制創新、科技創新交相呼應、互相促進，從而推動著中國改革開放不斷取得新成績。制度的創新有助於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又能夠進一步加速制度的創新。制度創新帶動社會生活自主性和整體性的綜合性創新，為社會的改革和發展注入活力，並且進而激勵發展自主創新，為改革和發展提供持續的動力。

三、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為改革開放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才保障

馬克思指出，科學技術是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國力的競爭，最根本的在於人才的競爭。國家的發展，離不開科技和教育的支撐。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經歷了一段喪權辱國的屈辱的歷史。這段經歷讓人們銘記住了「落後就要挨打」的道理，而中國之所以落後，之所以挨打，一個重要原因竟是因為錯過工業革命的機遇。蒸汽機的發明標誌著人類社會進入了全新的時期。機器化大生產不僅提高了社會生產效率，而且推動著社會生產關係的深刻變革，同時也孕育著世界秩序的重構。中國在清朝末期由於閉關鎖國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這也使得中國在科技領域與其他國家逐漸拉開了距離，並最終導致近代被西方列強打敗的命運。對於蘇聯來說，蘇聯後期之所以在與西方競爭中落敗，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把握好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機遇。

1977年10月，中國重新恢復高考制度，使中國的人才培養重新步入正規。改革開放後，黨和國家更加重視發展科學技術和教育。鄧小平在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而後，黨中央、國務院果斷決策，於1986年3月啟動實施了「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旨在提高我國自主創新能力。1985年5月，實施了「星火計劃」。1988年8月，實施了「火炬計劃」。鄧小平指出，「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近一二十年來，世界科學技術發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領域的一個突破，帶動一批產業的發展。我們自己這幾年，離開科學技術能增長得這麼快嗎？要提倡科學，靠科學才有希望。」在教育方面，鄧小平提出了「三個面向」，即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鄧小平強調，我們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為適應新時期的要求，鄧小平提出要培養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幹部。20世紀90年代，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繼承鄧小平科教興國戰略思想的基礎上，指出科技發展要與經濟建設相結合，要注重科技創新，注重人才培養。進入新世紀，結合時代發展的新要求，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進一步豐富了科教興國的戰略思想，將科教興國與創新型國家建設相結合，強調科技強國、人才強國。新時期，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方興未艾，中國積極抓住機遇。習近平指出，「科技是國之利器，國家賴之以強，企業賴之以贏，人民生活賴之以好。中國要強，中國人民生活要好，必須有強大科技。」進入新世紀，國家實施了「萬人工程」「千人計劃」「四個一批」等人才培養工程，一批批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大批海外留學人才回國效力。

科教興國是我國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宏偉目標而提出的發展戰略。隨著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在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下，各項科技工程和人才工程相繼實施，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得到快速發展。我國的基礎教育已實現九年義務教育的全覆蓋，繼高校「985」和「211」工程後，高等教育正在積極開展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雙一流」建設。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為我國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才資源。這些富於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優秀人才活躍在科技、經濟、教育、文化等領域，為社會發展貢獻了智慧和力量。我國的高精尖科技在世界範圍內佔據一席之地，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專利大國，科學技術呈爆髮式增長，尤其在航天、通信、高鐵、網路開發、電子支付等新技術領域已領先世界，這與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緊密相關。「中國製造」正向「中國創造」和「中國智造」升級。科教興國戰略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人才力量，為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打下堅實基礎，為「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國夢的實現提供了強大助力。

四、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成本優勢、規模優勢和製造優勢

計劃和市場的關係，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有不同的認識和爭論。蘇聯在這個問題上走了不少彎路，長期排斥市場的作用，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生產結構、所有制結構、分配方式等都存在不少弊端，束縛了生產力和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實行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經濟體制越來越適應實踐的發展要求，推動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在經濟活動開展中，市場經濟調動了經濟行為主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改變了經濟體制「一大二公」的情況，消除了分配上的「大鍋飯」和平均主義，發展混合經濟激發了各種生產要素的活力，激發了社會財富的充分涌流。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了中央和地方在經濟調節、市場監督、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等方面的管理權責。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意義，習近平指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這是我們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解決了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長期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

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成本優勢和規模優勢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強大助推力。中國是一個人口多、市場大、充滿活力的國家，有利於發揮資源的配置和集約效應以及規模優勢。首先，人口為中國改革帶來一定的紅利。最突出的就是大量的人力資源降低了勞動力成本，成為改革發展的重要優勢。長期以來中國以較低勞動成本的優勢成為「世界工廠」。2010年，中國製造業佔全球製造業的1/5，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其次，基於巨大的人口基數，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內需市場。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中國充分利用國內的市場，實現了製造業產值的世界第一。事實上，金融危機的爆發讓我們看到，國際市場出現了一定的萎縮，而隨著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國內居民的消費能力持續增長，內需規模日益擴大。基於此，國家及時調整發展重點，重視國內市場。再次，充分發揮規模優勢，培育跨國企業。近些年，國家支持企業發展，靠內需發展國內有潛質的企業，培育國內企業實現走出國門成為跨國公司，提高對全球經濟的適應力和整合能力，不斷推進中國的改革進程。如在手機製造業方面，華為、OPPO和小米等國產品牌依託國內市場發展壯大，並走出國門，打入非洲和歐美等國家，成為全行業的領頭企業。

五、積極穩妥地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保證改革和發展有良好的條件和環境

在改革開放近40年的探索過程中，黨和政府逐漸形成了關於改革的科學方法論，辯證把握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關係。例如，要處理好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的關係，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的關係，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係，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的關係，改革、發展和穩定之間的關係等等。

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是關係到中國改革和發展的重要課題，黨和政府一直對此高度重視。從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來看，三者之間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相互制約、辯證統一的。首先，發展是目標。鄧小平指出：「中國的主要目標是發展，是擺脫落後，使國家的力量增強起來，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而想要發展，需要通過改革實現。其次，改革是手段，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動力。鄧小平認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而且，「要發展生產力，經濟體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對此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再次，穩定是條件，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有力保證。在這三個方面之中，鄧小平反覆強調穩定的保證作用。他指出，穩定壓倒一切。改革和發展都十分重要，但改革和發展都必須以穩定為條件，失去了和平穩定的環境，就談不上真正的、可持續的改革和發展了。也就是說，改革、發展和穩定要放在一個系統里進行理解，要在改革中發展，發展中改革，而改革和發展都離不開穩定。沒有穩定，改革和發展就沒有條件，沒有改革和發展，穩定就不可持續。

在改革開放的近40年的探索過程中，黨和政府逐漸形成了關於改革、發展和穩定的科學方法論。從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教訓來看，改革之所以失敗或者步履蹣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沒有處理好這些關係。蘇聯改革後期，政治失去穩定，社會秩序混亂，人心浮動，蘇共黨內極端民主化思潮泛濫，社會共識難以達成，導致發展沒有穩定的環境，改革失控和變向。鄧小平高度重視政治和社會的穩定，強調穩定壓倒一切，沒有穩定，中國什麼事情也幹不成。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關於《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若干重大關係》中說，「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係。實踐表明，三者關係處理得當，就能總攬全局，保證經濟社會順利發展。」改革、發展和穩定將貫穿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三者的關係既關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全局，又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每一個細節問題息息相關。胡錦濤指出，「必須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堅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以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使改革發展穩定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確保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確保社會政治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胡錦濤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上講話中強調，改革開放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把促進改革發展同保持社會穩定結合起來。在歷史新階段，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十分重視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要求準確把握三者之間的平衡點。習近平指出，「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必須堅持正確的方法論，在不斷實踐探索中前進」「我們要本著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準確把握改革發展穩定的平衡點」。這是說，在把握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時，要堅持以人為本，注意堅持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中國改革一直注意把改革的力度、速度和人民群眾接受的程度和認同度結合起來。正確認識和把握改革、穩定和發展的關係是中國在社會主義實踐中總結的成功經驗，保障了改革開放的穩步推進。

六、堅持頂層制度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保證改革方向和改革戰略的正確性

近40年的改革開放有一條貫穿的紅線，就是堅持和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如何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改革的路徑和方法密不可分。習近平強調，「如果路走錯了，南轅北轍了，那再提什麼要求和舉措也都沒有意義了。」因此，中國改革始終注意蘇聯改革後期迷失社會主義方向的教訓，堅持黨的領導、依法治國、人民當家作主的統一，堅決防止犯顛覆性錯誤。

摸著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相結合是中國在改革過程中摸索前進道路時形成的科學方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正是始終堅持了這一基本方法，才能不斷成功。摸著石頭過河，說的是一種過河的方法，是一個意象。鄧小平透視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論意義，把其運用到改革的實踐中，指出其在方法論上就是重視試驗，在實踐的過程中不斷調整和完善改革的策略和方案。鄧小平強調，在改革中要大膽試驗，勇於創新，犯了錯誤及時改正。這種方法在改革初期幫助我們對改革規律的認識和理解不斷加深，不斷學習和運用客觀規律，不斷推進改革開放的進程。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和「啃硬骨頭」，單純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已無法滿足改革開放的需要，「頂層設計」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頂層設計」是在《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中首次提出的。《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改革優先順序和重點任務。」改革進入攻堅階段，需要將「摸著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統一起來，「頂層設計」要以「摸著石頭過河」所獲得的經驗為基礎，離不開「摸著石頭過河」方法的支撐，將二者割裂開來的做法是不恰當的。

事實上，「摸著石頭過河」這一方法不排斥整體性的思考和研究，而「頂層設計」的過程，實質上也是一種摸索前進的過程。所以，要將「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程」結合起來，正如《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所指出的，「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係，膽子要大、步子要穩，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促進，提高改革決策科學性，廣泛凝聚共識，形成改革合力。」改革過程中，兩種方法的互補與制衡能夠產生一定的張力，有助於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推進。

在改革中堅持摸著石頭過河和頂層設計相結合，表明改革發展必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立足於中國大地，邏輯和推理的真理性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最終檢驗。我們可以將發展放慢一點，但是要穩當一點，否則可能出現南轅北轍甚至翻車的現象。中國近40年來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以事實證明了摸著石頭過河和頂層設計相結合的方法是改革開放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七、黨和國家領導人有遠大的科學的戰略思維，把握世界大勢引領時代潮流

知天下者，善謀大勢。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隅。戰略思維要求從整體性的視角把握事物發展的總體趨勢，習近平指出：「戰略思維能力，就是高瞻遠矚、統攬全局，善於把握事物發展總體趨勢和方向的能力。」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戰略思維至關重要，黨和國家領導人需要有高瞻遠矚的視野和統攬全局的能力，不僅是政治家、理論家，也是戰略家。

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審時度勢，提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判斷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具備現實條件和發生緣由，果斷裁軍一百萬，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展現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氣魄。鄧小平強調，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要運用全局性思維。在處理國內問題時，要堅持總攬全局，抓根本，辦大事，要處理好局部與全局的關係。在面對國際問題時，要秉承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加強與國際社會的交流和合作，考慮這些問題時，既要立足於中國的國情，又要放眼世界，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可以說，東西方冷戰結束後，中國把握機遇，堅持獨立自主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韜光養晦，科學發展，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進入新世紀，我們黨科學判斷，頭20年中國仍然處於難得的戰略機遇期。這是從戰略思維的層面使改革開放得以順利推進的重要保障。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於促進中國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實行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外開放，加速與國際市場的接軌，促進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新時期，基於對世界大勢和中國基本國情的把握，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兩個一百年」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目標，以新的發展理念為引領，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面」二字表明了對過往方向的繼承，「全面」就是要求在以往的基礎上拓展覆蓋面、加強改革的深度和廣度。這是新時期黨和國家在戰略思維方面的新進展，體現了黨和國家對中國現實和時代要求的整體把握，展現了黨和國家深化改革、開創新格局的堅定決心。習近平在2016年7月26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我們強調重視形勢分析，對形勢作出科學判斷，是為制定方針、描繪藍圖提供依據，也是為了使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圖安。」面對國際格局的深刻變化，中國以新理念積极參与和引領全球治理，推動和引領經濟全球化發展，樹立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等大手筆的戰略舉措，必將為全球經濟發展帶來更多的精彩篇章。除了戰略思維外，習近平還強調要善於運用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和底線思維等科學思維方法，分析和處理問題。

作為對照，反觀一些西方大國，即使東西方冷戰結束後，仍然抱著冷戰思維不放，窮兵黷武，勞民傷財，錯過了歷史機遇，廣受批評，損害了國際形象。對此，弗里德曼指出，如果仔細考察有的西方國家領導人的「行」，而非「言」，就會發現，領導人沒有大戰略思維。

八、走和平發展和平崛起之路，實現國家現代化

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中國的和平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復興也是不爭的事實。從大國興衰規律來看，在歷史上有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德國、日本、蘇聯、美國等國的的崛起和霸權，這些國家之所以能夠崛起有幾個因素。一是海上的霸權，二是貿易、金融和資本市場的領先，三是科技和人才的保障，四是制度持續的創新，五是軍事實力的雄厚，而且充滿著戰爭和暴力。當今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影響國家興衰因素已經不僅限於上述幾點，中國在和平崛起過程中，走和平發展之路，展示了世界秩序建設者形象，力求實現中國發展和世界治理的良性互動。

20世紀70年代，在世界冷戰格局之下，鄧小平通過分析世界格局，得出了「戰爭是可以避免的」這一結論，進而做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科學論斷。21世紀初，面對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江澤民指出，「進入新世紀，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主題。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國家要發展，社會要進步，是時代的潮流。」2004年4月，胡錦濤指出，「儘管當今世界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矛盾和衝突，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有所增加，但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世界要和平、國家要發展、人民要合作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指出，「國際力量對比朝著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方向發展，保持國際形勢總體穩定具備更多有利條件。」黨和國家基於對當今時局的準確把握，強調要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要在與其他國家的良性互動和互利共贏中開拓前進。比如，在經濟領域，當今世界正在發生複雜而深刻的變化，世界經濟在復甦和分化，中國秉承開放的區域合作精神，提出共建「一帶一路」以順應世界的多極化、文化的多樣化和經濟全球化，構建全球經濟合作的新格局。習近平指出：「要做好『一帶一路』總體布局，儘早確定今後幾年的時間表、路線圖，要有早期收穫計劃和領域。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要抓落實，由易到難、由近及遠，以點帶線、由線到面，紮實開展經貿合作，紮實推進重點項目建設，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幹起來。」中國在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堅持走和平、共贏、互利的道路，既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環境，又為建設和諧世界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中國走和平發展之路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同和讚揚，解構了一些國家「國強必霸」的歷史陳見。

探索出一條新型現代化的道路，是中國和平發展和和平崛起的必然路徑。鴉片戰爭後，中國一直致力於探尋強國富民之道，實現國家現代化。但現代化之路非常坎坷而艱辛，數次被外敵入侵等內憂外患所打斷。而且，一些已經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國家的一些路徑和辦法，中國不能也不會複製、照搬。例如，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曾經用發動軍事戰爭的辦法進行掠奪、推行殖民統治掠奪殖民地、販賣黑奴掠奪廉價勞動力等等。通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走出了一條新型的現代化之路。適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堅定走和平發展之路，努力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做到堅持黨的領導、依法治國和人民當家作主的統一，建設和諧社會，建設平安中國；加強民主與法治建設，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方略，建設法治中國；實行科教興國戰略，造就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建設文化大國強國和創新大國；不斷提高黨的「四自能力」和執政水平，致力於實現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全面現代化中國。

九、發揮制度比較優勢，彰顯改革的制度保障自信

「欲人勿疑，必先自信」。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社會主義制度在與資本主義制度和其他制度的比較中所發揮出的獨特優勢。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鄧小平也指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於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講話中指出，我們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利於保持黨和國家活力、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有利於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有利於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有利於集中力量辦大事、有效應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有利於維護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國家統一」。這「五個有利於」全面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認識。人民佔有大部分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國家代表人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大部分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進行調配。人民當家做主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使國家能夠集中資源進行重點項目和社會設施建設，這使國家在應對突發事件時具有更快的反應速度和更大的自主性。在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黨和國家始終將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彰顯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成為改革開放強大的助推力。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之一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避免了相互扯皮、議而不決、扯而不休的現象。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席捲全球，中國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短時間內集中力量以獨特的競爭力和效率使得自身在這場金融危機中避免遭受重創，並在金融危機之後展現了更強的恢復能力，迅速實現了自我恢復。汶川地震同樣凸顯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汶川地震發生後，政府保證了信息渠道暢通，受災信息在第一時間向外界發布，避免了民眾的恐慌。同時，以最快的速度調動軍隊進入震區支援救災，並在短時間內集結了大批救災物資送到震區，如此快速的反應令全世界震驚和稱讚。汶川震區災後重建面廣、難度高，但在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下調動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汶川地區的災後重建在短短三年內得以基本完成。眾志成城抗擊1998年特大洪水、中國奧運會的成功舉辦等事例，也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成功舉辦了一系列大型高端國際論壇和國際峰會，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為全球治理做出了貢獻，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十、把握後發優勢揚長避短，實現跨越式發展

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在十五計劃《建議》中指出，「發揮後發優勢，實現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習近平強調，中國經濟發展要創新發展思路，發揮後發優勢。中國是後發現代化國家，「後發」為中國帶來了一定的優勢。首先，在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吸取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特別是教訓，這是人類探索發展過程中積累下來的文明成果。以西方國家的發展過程作為參考，中國的改革努力做到揚長避短、有所借鑒，盡量在發展中少走彎路，避免犯前人犯過的錯誤。其次，發達國家已經歷了長期的發展，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形成了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科技成果。「後發」的中國實際上是站在了已有的科技成果之上，有了較高的起點，這是「後發」為中國帶來的重要優勢。中國在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直接引進了發達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並在消化吸收的基礎上進行本土化創新，能將先進的科學技術廣泛地應用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樣便省去了科學發現和自主研發的過程，減少了科學的探索時間，使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實現了「彎道超車」。再次，中國注意借鑒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驗教訓。例如，拉美一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等。

當然，「後發」並不意味著「必居上」，把「後發優勢」絕對化，認為「後發必居上」的觀點並不恰當。事實上，在強調後發優勢的同時，也要看到後發的劣勢。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都採取辯證的觀點看待後發的優勢和劣勢，充分利用後發的機遇和條件，並努力把後發劣勢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順利地實現了跨越式和趕超式發展。

天下之事，必作於細。新時期，中國的改革進入深水區，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場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實踐，只有繼續保持開拓創新、盎然有為的精神，腳踏實地、艱苦奮鬥、求真務實，才能使改革不斷深入，不斷取得新成果，不斷進入新境界，從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

原文刊發於《學術界》2017年第9期

來源：學術界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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