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死磕董卓，曾拿太監開刀，結果卻成曹操反面教材？

文：陳思（作者原創授權）

董卓伏誅後，東漢王朝並未回到正軌，而是在短暫的平靜後又出現了更大的混亂。忠正剛直的王允雖然竭盡全力除掉了迷信強權暴力的軍閥董卓，但其對董卓伏誅後的諸項事務處置，則顯得有些倉促和意氣用事。在筆者看來，王允忠誠、正直的品行是毋庸置疑的，在漢末亂世的環境下，仍能夠恪守禮節，為在風雨中飄搖的大漢王朝殫精竭慮的臣子可謂鳳毛麟角，王允，可以說是為漢末士人堅守住了一方精神陣地。然而，王允的脾性過於剛直，對周圍環境的變化和敵我力量的估計都不足，沒有處理好董卓伏誅之後緊隨而來的一系列事件，最終使得局勢更加動蕩。

一、王允的品行

王允出身山西世家大族，故而自小就深受儒家傳統的教育，對忠奸善惡之分別十分敏感。從歷史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王允也確實忠正剛直、不畏強權。其年輕時，就曾經和權傾朝野的宦官集團正面交鋒過。王允先是在地方拿一個宦官的頭目開刀，史載：「（王允）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這裡頗有後來曹操五色棒棒殺蹇圖的影子。之後，又在平叛黃巾的過程中，劍指十常侍頭目張讓，史載：「（王允）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奸，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雖然王允的行動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張讓的地位，但是也給氣焰囂張的宦官集團當頭一棒，而王允也因此成為了宦官集團切齒痛恨之人，曾經幾度入獄，其之後的仕途頗具坎坷。但是，從王允的早期經歷中，我們能夠看到其是一個膽大、剛直之人，他不僅敢言，更敢為，有著一身正氣和一腔熱血。

之後王允在國家危難之際接任司徒的職務，面對執掌生殺大權的軍閥董卓，王允表明配合，暗地裡則積極組織反董。從王允後期對待董卓的態度來看，筆者認為，在經歷了前期與宦官的正面交鋒後，王允是得到了一些經驗教訓，故而在面對董卓時，其沒有像之前那樣正面硬頂，而是採用了迂迴曲折的辦法，然而王允之內心卻並未改變，仍然是保著一腔熱血甚至於憤懣，因此，當董卓伏誅後，王允的情感得到了宣洩，而這一宣洩便一發難以控制。

總而言之，從歷史的記載上看，王允決不失忠正剛直，然而也不難看出，王允無論是表達或是隱忍都下意識地夾雜著濃厚的個人情感。

二、王允執政之失

董卓伏誅後，王允開始執政，但是在筆者看來，王允反董，其核心在於誅滅董卓，至於董卓伏誅後，朝堂需要有怎樣的制度設計或是人事調整，王允自己心裡也沒有具體的計劃和方案。因此，在筆者看來，王允反董，更多的體現為一種道德的討伐。而接下來本該需要重視和謹慎的幾件事，王允的處理卻恰恰出現了重大差錯。

第一，王允對待董卓餘黨態度模糊，經過了很長的思想鬥爭最後採取了公開拒絕赦免董卓餘黨的態度（筆者按：《三國演義》中王允對待董卓餘黨的態度則是強硬）。史載：「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這就導致了李傕、郭汜之後的反攻長安，在筆者看來，王允在這件事上有兩處失誤，一是沒有在誅殺董卓時就對這個問題有詳細的解決方案。比較合適的做法是王允在誅殺董卓之後就必須迅速地對其餘黨做出相應的處理，到底是安撫還是徹底剿滅，在第一時間就應該有所決斷以至於不給李傕、郭汜等人喘息的時間。二是在浪費了寶貴時間後再採取公開的方式拒絕赦免。在筆者看來，如果要徹底剿滅董卓餘黨，首先也要先判斷雙方的力量，其次採取緩兵之計，最後再引誘幾個為首的人物入京，處置為首的幾人即可。而公開拒絕雖然義正辭嚴但是卻是在不清楚敵我雙方力量對比的前提下將自己陷入被動。

第二，因為蔡邕的反董態度不明確，便將蔡邕下獄。董卓曾經重用蔡邕，因此在董卓伏誅後，蔡邕並沒有表現的很高興，按理此亦為常情，而王允卻因此將蔡邕下獄，並拒絕蔡邕欲受刑寫史的請求，史載王允說道：「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這裡王允的做法已經超出了任人只唯德，已不是單純的注重品行了，而是將品行強加於立場上。而太尉馬日磾也指出「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製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

史載：「允性剛棱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從以上兩件董卓伏誅後的大事上看，王允的處置方式確實過於激切、失於妥當，缺乏智慧。

三、王允執政失敗之教訓

在筆者看來，依據王允的個性、品行和能力，其適合擔任的職務大抵傾向為主管禮儀的官員亦或是皇帝、皇子的老師，這樣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優秀的品行。而王允實際上並不適合擔任處理政事的官員，一者，就用人標準而言，正確的做法是，既要任用賢人，也要任用能人，需要宣傳賢人的品行，但也要容忍能人的缺點。而王允的評價標準恰恰單一，即必須要求品行為先，凡是不符合這一標準的，即便再有才華，也不給機會。這樣明確的對立，會使得有才幹的人其才能不能充分施展，而當政的會逐漸以一群空談之人為主，由此行政的效率反而不高。二者，有剛有柔、能進能退、思慮周全，這樣才能夠遊刃有餘，像王允這樣激切，所得出最終方案可能是符合品德要求的，但並不一定有效率、有效果，往往不能夠達到妥善處理問題的最初目的。

王允執政後的失敗教訓，在筆者看來實際上也為曹操後期的執政提供了經驗教訓，即如何更加有效地執政才能保持社會的穩定同時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人才的作用。在曹操的時代，如王允的風骨品行的人仍有，但重心則從王允片面注重品行和政治立場轉向注重才幹和理政能力。因為曹操認識到了，亂世雖仍然需要有道德榜樣，但穩定局勢、重建秩序才是最為緊迫的任務，在此基礎上能夠富國強民、能夠肅清混亂甚至於開闢新的標準也無所畏懼。王允的落幕，背後也暗含著舊標準即將從歷史舞台上落幕，而新的標準則由其他人（諸如曹操）摸索建立起來。

王允有著忠誠、正直的優秀品質，這是值得提倡的，然而在東漢末年的大環境下，僅僅具備忠貞的品行是遠遠不夠的，亂世治國不能僅憑一腔熱血，因為東漢王朝已經病入膏肓，已經遠非殺一個董卓可以解決問題，缺乏政治家的眼光和智慧是終究不能在亂世立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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