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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瀚:歷史煙塵里的風流

沒有退隱山林,沒有袖手旁觀,沒有騎牆中立,就好像那句著名口號『華北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一樣,時代逼著你不歸楊則歸墨,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歷史煙塵里的風流

文 | 蕭瀚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葛兆光先生的《餘音——學術史隨筆選 1992—2015》是一部孟子所謂「知人論世」的學術史隨筆集。這部集子寫作時間長跨24年,涉及16位百年來的文史學人,對其中有些學人,如沈曾植、王國維、陳寅恪、楊聯陞等,作者都寫有多篇文字。

這部隨筆集涉及的學界人物均已魂歸道山,有前些年去世的思想史學家、經學史家朱維錚先生,文史學家金開誠先生,哲學家龐朴,古代文學史家章培恆先生等當代學界耆宿,也有過世逾百年的一代佛門獅吼人楊文會、自沉昆明湖的中國現代文史哲篳路藍縷者王國維,還有被國內學界幾乎遺忘了的世界級大師沈曾植,至於當代學界所津津樂道其學其人其軼事的陳寅恪、吳宓、顧頡剛、楊聯陞、黃仁宇、潘光旦,也都在作者的學人素描群像中。

如書名所示,作者是在學術史的迴音壁上旁蒐遺像,遠紹餘音。這些餘音,或繞樑多時,聞者流連低徊,久久不散,比如王國維、陳寅恪;或如遠方的空谷足音,只有耳聰者聞其聲,駐足細品,比如沈曾植;或遠涉重洋,顛沛異國,學富四海而命運迥然,如楊聯陞、黃仁宇、何炳棣三人各各不同的學者之路。這些發出「餘音」的學人,別度滄桑各盡風流,聚在這本集子里就拼出時代的鏡像。

《餘音——學術史隨筆選 1992—2015》

葛兆光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1月

除了這層「餘音」的含義,作者還有更深一層的用意。他在序言中針對書名說:

編這本集子時,我的心境卻很蒼涼,覺得前輩的身影,連同一個時代的學風與人格,彷彿在暗黑之霧中漸漸消失,不由得想到的卻是『餘音』這個多少有些無奈的詞語。儘管說,『餘音繞梁』也可以『三日不絕』,但是『三日』之後呢?因此現在我想到的,卻是『餘音』或成『絕響』,總會裊裊遠去。

正是以這種蒼涼的筆觸,本書的學與人之群像素描,描摹出時代,也描摹出人。作者雖不是龔定盦「藥方只販古時丹」,但借逝去之風流為當下振衰起敝的心曲似也不難理解。

晚清以降,中國因遭遇「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而帶來這樣一個世紀:

國家與民族的動蕩不安,把所有學者拋進巨浪顛簸之中。且不說帝制王朝與共和政體的交替,民族危亡與思想啟蒙的衝突,民族本位與世界主義的抉擇,就是業已習慣的舊傳統與洶湧而來的新潮流,賴以自負的舊學問與需要追逐的新知識,習慣面對的舊朋友和不得不面對的新貴胄,也已經把那個時代知識人的心靈撕得四分五裂。

作者序言里的這段話可謂全書文眼。這百年的動蕩曾給國人帶來過希望,也鍛煉了國人的靈魂,它是造就作者筆下16位人物一生成就的沃土,也是折磨以至將他們埋骨於其中的荒原。理解了這段話,也就能清晰切入16位學人時代與人生的肯綮。

比如楊文會,這位「得力於《華嚴》,而教人以《凈土》,流通經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學者,什九皆聞文會之風而興也」的居士,從佛教中尋求中國的出路,是病急亂投醫,但時運交逼之際,楊文會尋求藥方的誠心之切,使他成就「近代昌明佛教第一導師」的美譽也就順理成章,而這看似無用的江湖醫方,時隔百年依然閃爍著時代激蕩的餘光,讓人肅然。

晚清以降的巨變是全面的巨變,包括學科的變遷,不從屬於政治,甚至不從屬於思想的學術獨立日漸來臨,而巨變來臨之前,沈曾植就已經憑著天才的直覺與半生之學養站在了世界學界的前沿。但在後世的時局迷霧中,政治上清遺民的形象遮蔽了他的學術,他被王國維等一流大師們盛讚的超凡學術成就也因此隨風而逝,後人少有記取。

而王國維這位世所罕見的天縱奇才,不但是中國現代文史之學的開山之人,也具有傑出遠邁的政治眼光(早在1917年他就準確預判了中國的未來之路),而最讓人唏噓感懷甚至訝異的是,王國維作為一個國際大師級的學者,其學術視野、學養、學思、學品、學格都是當時世界一流的,卻以滿清遺老身份「經此事變,義無再辱」而自殺,死後被溥儀追封王忠愨公。在總共四篇寫王國維人與學的文字中,寫於20年前的《陰晴不定的日子——1927年6月2日紀事》,以類似白描手法描摹那一天的日常生活,試圖給出王國維之死的時代真相。時代在這部隨筆集里的地位重乎其重。

而王國維這位世所罕見的天縱奇才,不但是中國現代文史之學的開山之人,也具有傑出遠邁的政治眼光。

除了他們,作者筆下還有著名的治「不古不今之學」的陳寅恪,本要推翻古史學中大一統、一個民族觀念但到頭來為「一個民族」大唱讚歌、自相矛盾的顧頡剛,完全不能接受毀滅舊文化因而以身自負傳統的吳宓,被徹底邊緣的社會學家潘光旦(作者盛讚其清通流暢的文風),被時代巨浪沖得東倒西歪的周一良,異國謀生緊張高壓下精神分裂的楊聯陞,顛沛重洋謀生無著一生未能釋懷的黃仁宇??所有的人物身上,作者都傾注了強烈的同情之理解,即便對顧頡剛和周一良兩位也無批評之意,更多的是追問「在那個時代,周先生為什麼不能真正地過他的書生生涯,反而相當自願和自覺地做『馴服工具』,以致怠慢了自己真正鍾愛的學問?」

至於龐朴、金開誠、章培恆、朱維錚四位與作者本人學術生涯密切相關的師友,作者對他們的敬和愛,自然而節制,且有著私交之外更深的含義,即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將他們視為一種更久遠(至少一定程度上前續百年前)的學格傳統之代表,是在當代有著絕響之虞的某種精神的艱難薪傳。

上述學人,都曾在時代夾縫中痛苦煎熬,無論玉碎還是瓦全者,抑或劫後餘生者,作者都孜孜以求他們的「餘音」,希望在其消失之前,讓後人還能聽到一些。因為那可能是未來希望的一部分,甚至是起點。也因此,本書自始至終有股從未散去的悵惘文氣,與書名「餘音」兩字可謂絕配,如大海上疾風高雲下的夕陽,「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如小王子在他的星球上一天里看了43次的日落。

最能代表這種意境的篇章,還是前面提到的《陰晴不定的日子——1927年6月2日紀事》。作者用這個特定日子展現時代的面貌。革命大潮固然洶湧已久,「但是1927年6月2日,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中,大多數還在生活中掙扎,為謀生而勞作著。」也正是這一天,王國維先生自沉昆明湖——自殺過程只有寥寥數筆,於是世界變了——那一天的中國,政壇與學界,尤其是北京的校園、公園以及市井街巷,其細緻的景象都因了王國維之死而散發出一縷幽光。這幅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圖」,不耀眼不詭譎,含混而曖昧難掩其料峭甚至凌厲,間雜著凄惶。時代,只有那個時代,才能解釋王國維之死。那個時代交織了一切自相矛盾的東西,尤其革命已經吞沒了一切,即便清末以來的新時尚,民主也好科學也罷,都在掃蕩之列,遑論國故傳統。王國維因打通古今中西開闢新學,與「革命」的時代齟齬難通,最後只能以自己的死,作為時代大潮里一個「無關緊要的細節」結束衝突。

20 世紀非常特別,充滿政治化的環境,使得知識分子的命運與處境也非常特別。這個時代,沒有退隱山林,沒有袖手旁觀,沒有騎牆中立,就好像那句著名口號『華北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一樣,時代逼著你不歸楊則歸墨,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這段序言中的文字不僅可用於解釋王國維之死,也可以解釋其他15位學人的風雨人生。時代巨輪下是一個個痛苦的生命,他們被時代巨輪漠然輾軋而過,血肉模糊地被遺忘,但終究不脫後人自身的代入感,這些「無關緊要的細節」,對於涉事者本人,不可能不是「驚天動地的全部」。

因此,作者不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人在時代大潮中如何自保而不被裹挾席捲?

最後一篇附錄《世家考》或是某種隱喻。作者以義寧陳氏家族陳寶箴、陳三立、陳寅恪三代人為例,探索世家在傳承精神傳統方面的特殊價值。從陳寶箴對晚清變法的支持,到陳三立「高不絕俗,和不同流??胸襟落落,自有獨往獨來之精神」,再到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單子化個人的力量原本微渺,不足以拒俗流以自固,但「三代承風」成就的世家,即使被時代的巨浪拍散在海岸邊,其「文化精神的傳續和家族血脈的延續」所積聚的相對成熟之倫理規則和家族榮譽,就會具有更穩固的倫理定力,不為時風所移易。陳寅恪身上表現出的知識貴族操守,獨立不依的尊嚴甚至滄海橫鎙的勇毅,即作者所謂「一種擁有自己的真理,不與流俗和光同塵,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正是源於此,而這正是任何一種文化傳統得以久遠甚至永續的命脈所在。

至此,"餘音"或許得到了部分的迴音。

刊於《財新周刊》2017年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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