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先生及其學術貢獻·武漢大學郭齊勇

湯一介思想專欄

三智書院官方微信平台，在每周二開設湯一介思想專欄，為大家推送湯一介先生的文章或相關文章。作為中國當代哲學界代表性人物之一，當代著名的哲學家、國學大師、哲學史家、哲學教育家，三智書院創院院長和永遠名譽院長，湯一介先生的一生有很多值得學習與研究的地方。為了讓大家更加便捷、明了、容易的了解其思想，我們將會秉持傳承「儒、釋、道」，體悟「空、假、中」，弘揚「中、西、印」，追求「真、善、美」，圓融「天、地、人」的原則與大家分享湯先生的相關文章。如果您有好的意見或建議，請留言三智書院官方微信。感謝您對三智書院的關注與支持！

湯一介先生及其學術貢獻

————武漢大學郭齊勇教授（本文收錄在由湯一介研究會組織編寫的《鑽仰集》中）

湯一介先生（1927--2014）是我國當代著名哲學家、中國哲學史家、教育家。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深思力行，著作等身，為弘揚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而操勞了一生。筆者謹以此文深切悼念湯先生，緬懷他的學術貢獻。

湯先生祖籍黃梅，是我們湖北佬。他與我的導師蕭萐父先生是好朋友。蕭先生曾請他來武大跟我們講過課，因此我也算是湯先生的弟子，只是未能登堂入室。

湯先生否認自己是「大師」、「哲學家」，這恐怕並不能用「謙虛」兩個字來加以解釋。煌煌十大卷《湯一介集》出版了，基本上包括了湯先生已發表的論著與訪談。有意思的是第一卷，極左時代的哲學論文「立此存照」。作者坦然面對，也深刻反省。

湯先生有家學淵源與家風的陶冶。他的祖父湯霖是光緒十六年的進士，後來也做過不大的官，主要的事業還是教學，教了一些學生。他的祖父留下了兩句話：「事不避難，義不逃責」。這就是：面對困難的事情，不要逃避它；合乎道義的事情，要擔負起責任來。湯先生晚年組織同仁與學生辦書院，編儒藏，做經學史、儒學史、三教比較史研究，也體現了這一擔當精神與責任意識。

他儒雅平和的性格，來自於乃父。他的父親湯用彤是一位超群的學者，留學哈佛，可以同時開印度佛學、歐洲唯理論與經驗論、魏晉玄學與隋唐佛學的課程。湯用彤先生是佛教史的大家，敦厚，喜歡安靜，平常獨默不語。錢穆《師友雜憶》寫老湯先生等很傳神。湯用彤先生參加了吳宓、梅光迪、柳詒徵等於1922至1933年編的《學衡》雜誌，是《學衡》派的重要學人。此學派受到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影響。該刊的宗旨為：「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實際上，《學衡》對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派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老湯先生等探討「東西歷史民性的差異性」問題，主張選擇中西文化真正的精華加以融會貫通。

湯用彤（右一）給湯一介、楊辛（左一）講書（約在1957年春）

湯一介先生在中國文化思想界是開風氣之先的人物。改革開放初期，他最早出國，並把海外學者及其學術引進國內。記得1985年初，我出席了湯一介先生創辦的中國文化書院在北京舉辦的第一屆中國文化講習班，親耳聆聽了海內外著名的學者專家梁漱溟、馮友蘭、張岱年、周一良、侯仁之、金克木、季羨林、任繼愈、湯一介、李澤厚、龐朴、吳曉玲、孫長江、丁守和及來自海外的魏斐德、杜維明、陳鼓應、成中英、鄒讜等先生的演講，一睹名家風采，親承大師謦欬，接受了許多新信息與新詮釋，頗受教益。我們這批來自全國各地的教師們感覺很興奮，自稱為「黃埔一期」，擠住在中央團校地下層的大教室一點不覺得苦，心裡很溫暖。當時我們對自家文化的理解還是教條的、批判的，這期講習班給我們觸動很大，扭轉了我們的一些看法。

1985年底在湖北黃州，湯先生與蕭先生主持「紀念熊十力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我在他們手下跑腿張羅，來自全國和美國、加拿大、蘇聯、日本的學者近百人出席了會議。石峻先生、湯一介先生、樓宇烈先生等都來了，海外冉雲華、杜維明、成中英及蘇聯科學院布羅夫先生等都是第一次來湖北。當時黃州還不是開放城市。

湯先生敏銳地應對海外文化與哲學的新論域，予以回應，他致力於中國大陸中國文化思想與哲學界的改革開放，對外交流，做了很多工作。他對儒釋道三教都有研究，最後歸宗於儒。

2011年的暑假，我正好帶了幾位青年教師與博士生在京參加一個活動，我想讓青年朋友們接觸長者，領略大學者的風采，於是冒昧地請湯先生跟我們外地師生談談治學。他欣然應允，大熱天從家裡趕到儒藏中心，跟我們講了一個多小時，談他的新思考與晚年要做的幾個大事。我們如坐春風。

郭齊勇與湯一介、樂黛雲、梁燕城先生合影

湯先生不僅有創新之思，發表了不少創新之論，而且做了不少創新之事。儒者都是要做事且能做事的人。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他做到了守行蓄德，光前裕後。

湯先生有很強的問題意識，一生致力於中國傳統哲學的深度發掘、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工作，為中國哲學的精華在當代中國與世界之可能的貢獻不懈陳辭，大力推動了中國哲學的世界化與世界哲學的中國化，推動了儒釋道、中西馬的互動。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古今中外大的學術文化思潮的碰撞交融及當代世界文明對話的過程中，湯先生是有心人，立足學術，以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以健康開放的心態、深度的同情理解、內在的自我批評，繼承並超邁前賢，力求做到對中國傳統哲學的完整準確的理解與創造性的詮釋，經世致用，推陳出新。

湯先生繼承並弘大乃父用彤先生的學術傳統，在魏晉玄學、早期道教史、佛教、儒學、中國文化與哲學、中西文化與哲學之比較等領域都做出了深入的、精專的微觀與宏觀研究，有獨到見解與較大貢獻。以下我從六個方面談湯先生的學術貢獻：

一、在魏晉玄學領域，湯先生以郭象為紐結，著力於玄學本體論及其範疇的研究。他指出：「魏晉玄學是指魏晉時期以老莊思想為骨架企圖調和儒道，會通『自然』與『名教』的一種特定的哲學思潮，它所討論的中心為『本末』『有無』問題，即用思辨的方法來討論有關天地萬物存在的根據的問題，也就是……形而上學本體論的問題。」（《湯一介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二卷，第12頁。）在這一研究領域中，先生的特點是：1、資料先行，個案為基礎。竭澤而漁，吃透有關郭象及玄學的所有材料並予以細膩的梳理。2、以哲學問題與範疇系統為骨架。他的專著《郭象與魏晉玄學》（修訂擴充後，現為《湯一介集》第二卷）之方法學的原則是邏輯與歷史統一的方法論。該著的優長恰恰在於揭示了《易》、《老》、《庄》三玄，特別是魏晉玄學的體用、本末、有無、動靜、言意之辨，特別是「知」與「無知」、聖人可否「學致」、「外資」與「獨化」、「入世」與「超世」、「自然」與「名教」、「無待」與「有待」等問題。這裡有一個背景：本書出版的1983年前後，湯先生與張岱年、馮契、蕭萐父、陳俊民、方克立等先生一道，推動了全國中國哲學史學界的範疇與問題史研究。3、小中見大，前後貫通，透過郭象把握整個玄學思潮及其發展脈絡。他重視剖析每位思想家內在的矛盾與緊張，又把圍繞魏晉玄學中心問題而展開的各位思想家之間的邏輯聯繫清理出來。他把郭象與正始時期的何晏、王弼，竹林時期的嵇康、阮籍、向秀，以及同為元康時期的裴頠等人的學術異同梳理得清楚明白，並論證了郭象如何下啟東晉的張湛，彼此間的理論聯繫。他尤其能通過郭象哲學探尋儒道之間的真實關係，以「游外以弘內」、「無心而順有」統一內聖與外王、個體精神自由與社會倫常。4、湯先生當時的這一研究仍不免有時代印痕，受黑格爾哲學史觀的影響過重，而他日後努力修正、彌補這些缺憾，對玄學的人生哲學、精神境界與方法有了更深的體驗。

二、在早期道教史領域，湯先生於1988年出版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一書，以後更名為《早期道教史》，續有補充修訂，現為《湯一介集》第三卷。他著力對中國本土的宗教----道教的創立與早期發展、最基本的教義、主要的經典與代表人物的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特別對《道德經》、《太平經》、《老子想爾注》、《老子河上公注》等經典，對葛洪、寇謙之、陸修靜、陶弘景、成玄英等思想家的分析尤為精到。誠如作者在2012年的新版自序中所說：他在上一世紀80年代即區分了「宗教」與「迷信」，肯定宗教對人類社會生活，對人的心理與精神需求的意義；他論證了道教成為一種完整意義上的宗教，經過了兩三百年的時間，其間形成了該教的理論、教規儀式、經典系統、神仙譜系與傳授歷史；他注意到道教不僅與道家思想密切相關，而且與儒家社會政治理論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同時大量吸收了印度傳來的佛教的思想與教規；注意到道教與民間信仰的緊密聯繫；對道教特有的概念，如「道」、「氣」（元氣）等作了多層次、多角度的分析，努力揭示其內涵，沒有簡單地扣帽子。他肯定東晉葛洪對道教理論的貢獻，很重視北朝寇謙之、南朝陸修靜、陶弘景在建立齋戒軌儀、道教組織與神仙譜系方面的重大作用。在研究葛洪成仙理論的影響時，湯先生指出，宗教哲學與一般哲學所討論的問題與表現形式是不同的，如用一般哲學史上的問題來要求宗教中的哲學問題，就會抹殺宗教的特點。例如葛洪實際提出的是成仙是否可能、如何才能成仙、神形關係和個體與整個宇宙的關係問題，這不是一般哲學問題，但正是道教必須回答的理論問題。關於唐初成玄英的重玄學，先生認為，成玄英深受佛教三論宗的影響，促進道教理論精細化、系統化，開啟了「內丹學」，從而使「內丹學」與「外丹學」成為道教不可或缺的兩個重要部分。他認為重玄學實開宋代理學心性論的先河。先生從總體上認為，道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特點，通過道教可以使我們了解我們的民族心理、宗教信仰和思維方式，了解我們的傳統科學技術、醫藥衛生髮展的道路及其缺陷所在。他同時分析了道教的理論與實踐上的內在缺失。

湯先生書稿手跡

三、在佛教領域，湯先生謙虛地坦承自己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特別是沒有系統研讀佛經，沒有學習梵文與巴利文，缺乏進一步深入探究的基礎。這是他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實際上，他對魏晉到隋唐的佛教哲學資料的理解很有深度，詮釋非常精到。我們從他1999年出版，爾後又補充增訂的《佛教與中國文化》一書（現為《湯一介集》第四卷），可以發現他在佛教哲學義理與佛教史的研究上，有不俗的成就，可圈可點。先生在佛教傳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及其與儒、道、玄學的關係、僧肇《肇論》的哲學意義方面，在隋唐以來的中國化佛教宗派天台宗、華嚴宗、禪宗哲學要旨及儒釋道「三教歸一」方面，在普林斯頓大學所藏《磧砂藏》等佛教典籍考訂及《心經》的解讀方面，極深研幾，創見疊出。湯先生是哲學家，他深入到佛教哲學的深層，對華嚴「十玄門」與禪宗「明心見性」說有透徹的領悟與哲學的詮釋。湯先生善於提出問題、思考問題、回答問題。從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到中國化佛教宗派的形成，到宋明理學的產生，湯先生思考了「文化的雙向選擇」問題。一方面，中國文化不斷吸收印度佛教文化而極大地豐富了自己；另一方面，中國文化的「入世」精神卻沒有被「出世」思想所改變，「相反，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卻越來越走向世俗化，而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實現成佛的理想，『挑水砍柴，無非妙道』。因此，只要前進一步，『事君事父』也可以成聖成賢，這正是宋明理學（儒學的發展）可以在中國取代佛教的根本原因。這就說明，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為適應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要求而不得不變形。」（《湯一介集》第四卷，第8頁。）湯先生提出並回答了為什麼其他佛教宗派先後衰落而禪宗影響越來越大，終至一家獨秀的問題，究其根本原因，是禪宗較好地吸收了儒道重要思想，真正中國化了，而與印度佛教不同。宗杲禪師所謂「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表明禪宗不再否定「孝養父母」等，而禪師則表白，「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相同。荷蘭皇家科學院院士施舟人教授曾向湯先生提出問題：「為什麼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發生過戰爭？而其他國家、民族、地區在歷史和現實中常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發生過這種或那種的宗教戰爭？」湯先生研究後認為，原因是儒、釋、道之間雖有矛盾衝突，但仍能共存共榮，並從內部提出「三教歸一」、「萬善同歸」等思想協調三教關係。這「或許對治理今日世界的因宗教思想文化的不同引起種種戰爭的亂象有所貢獻」（《湯一介集》第四卷，第214-215頁）。

湯一介、樂黛雲在向北京大學捐贈湯用彤和湯一介的全部圖書儀式上（2011年9月16日，左三為湯一介弟弟湯一玄）

四、在儒學領域，湯先生在宏觀上及重要的命題上作了深入探討，這與他在前三個領域是個案基礎的斷代思潮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湯先生的學術興趣，原在道、佛與玄學，他1983年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時及在以後的交往中，深感外國學者、世界哲學界更關注中國的儒家思想，此後為了學術對話與溝通，開始關注儒學，經常思考儒學對我們今日人類社會的健康、合理髮展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貢獻。20多年來，他在中外學術刊物上發表的多篇儒學研究論文，於2009年輯成論文集《儒學十論及外五篇》，晚年又有增補，更名為《在儒學中尋找智慧》一書，現為《湯一介集》第五卷。他關於儒家的論說並不只限於這本書，實際上，在他晚年輯成的《思考中國哲學》、《面對中西文化》等書所收的諸論文中，儒學都是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他的討論，圍繞儒學與現代化的關係這一中心，涉及儒學與中華民族的復興、儒學第三期發展、儒學中的真善美問題、新軸心時代儒家思想的定位、儒家倫理與企業家精神等問題，尤其是重點闡發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普遍和諧」、「內在超越」、「內聖外王」、「和而不同」、「禮法合治」等命題。他的研究還涉及到《周易》、郭店楚簡的性情說與韓國李朝大儒南冥的思想等。他認為，儒學仍然影響著我國現代生活的各個方面，還有生命力。儒學的現代化，是對儒學做現代的解釋，使它在現代社會中的某些方面發揮作用，並加入現時代的世界學術文化之中。他認為，儒學的「外在超越」不夠，沒有獨立的認識論體系，應吸納西學來補充、豐富自己。他晚年在《論儒學的「普遍價值」問題》、《儒家思想及建構性的後現代主義》等文中，發掘儒學的普遍價值，認為儒家的「仁愛」及「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克己復禮」的思想中，包含著並可創造性轉化為現代世界特別需要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相接相處的普遍之道，在「關心他人、尊重差異」的第二次啟蒙中特別有優勢，而且「仁」「義」「禮」可以與現代人權觀念相溝通。

五、在中國文化與哲學領域，湯先生全方位地討論了「傳統中國文化很可能對人類社會做出劃時代的貢獻」的問題，包括中國的儒道文化可以讓文明不再衝突等內容。2012年底，他把近30年的相關論文輯成《思考中國哲學》一書，系《湯一介集》第六卷。透過這本書，我們不難領悟先生思考傳統中國社會文化與哲學的現代轉型問題的慧解。他對傳統哲學範疇體系、陰陽五行觀念與中國醫學做了細緻的探索，對五四運動與現代哲學作了深刻的反思，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起，就考慮如何走出中西古今之爭，而走向融會中西古今之學，提倡走「反本開新」之路。他主張「接著講」，促使中西馬融合，讓中國文化在傳統中創新。關於中國哲學的理論體系，湯先生指出，由「天人合一」及其派生的「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以及由這些基本命題所表現的思維模式「體用一源」，可以引發出中國傳統哲學的三套相互聯繫的基本理論來，這就是「普遍和諧觀念」、「內在超越精神」、「內聖外王之道」。這三套理論是從三個方面來表現中國傳統哲學的理論：「普遍和諧觀念」是中國哲學的宇宙人生論；「內在超越精神」是中國哲學的境界修養論；「內聖外王之道」是中國哲學的政治教化論。這三套理論就構成了中國傳統哲學的理論體系。從這三套理論，我們不僅可以看出中國傳統哲學的價值，同樣也可以認識到中國傳統哲學的問題所在。1998年至2001年，他寫了五篇論文，創造性地提出「建構中國解釋學」問題，成一家之言。他梳理中國解釋經典的歷史，指出中國歷史上主要有三種解釋經典的方式，即以《左傳》對《春秋經》的解釋為代表的敘述事件型的解釋，以《易傳?繫辭》對《易經》的解釋為代表的整體性哲學的解釋，以《韓非子》的《解老》《喻老》對《老子》解釋為代表的社會政治運作型的解釋。此外，還可以找到其他的解釋方式，如《墨經》中的《經說》對《經》之字義或辭義的解釋等。他還以僧肇注《道德經》為例，講解中國經典注釋的知識系統。「解釋問題」對中國文化、哲學、宗教等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湯先生的意圖是，運用西方解釋學理論與方法，對中國註疏經典的傳統做系統研究，發現其同異，最後建立一種不同於西方的「中國解釋學」。

作為第八屆「國際中國哲學會」主席在美國波士頓大學第九屆「國際中國哲學會」年會上發言（1995年）

六、在中西文化與哲學之比較領域，湯先生高屋建瓴，以中國智慧參與世界性對話，批評美國學者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並對中西印文化的跨文化對話做出了示範。他的相關論文收入《湯一介集》第七卷《面對中西文化》一書。湯先生分析了中國文化如何從傳統走向現代及從中國走向世界的問題，肯定中西文化交流對話對雙方的積極意義，思考「文化熱」與「國學熱」。湯先生認為，西學的衝擊使中國學人對自身文化有了自我反省的機會，喚起了我們的「文化自覺」，使我們逐漸知道應發揚什麼，拋棄什麼，吸取什麼，「因而在這百多年中，我們中國人在堅守中國文化主體性的條件下努力學習、吸收和消化『西學』，這為中國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奠定了基礎。」（《湯一介集》第七卷，自序第1頁）他指出，「國學熱」的興起，「預示著中國人的一種『文化自覺』，強調自身文化的主體性，追求把中國文化的發展紮根在自身的文化基礎上。」（同上，第2-3頁）他強調，他對亨廷頓的評析，主要是用儒家的「和而不同」等觀念批評美國的「霸權」。他還以他深厚的學養，把老子、孔子、莊子的思想與西方的黑格爾、康德、謝林的思想作了比較，提出了西方哲學主要是要建立一完滿的知識系統，而中國哲學則是在追求一種內在人心的精神境界。他與法國學者李比雄、汪德邁的對話，意義深遠。

湯先生的學術思想博大精深，筆者限於學識，管窺蠡測，對他的述評難以全面、中肯，懇請方家不吝賜正。筆者曾在多文及不同場合指出，湯先生不僅是一位醇儒、學者，而且是具有卓越學術組織能力的學術領袖，他以多元開放視野與學術敏感，開風氣之先，力辟新域，以心血與生命做了大量的文化傳承積累與發展創新的實際工作，創辦中國文化書院等機構，積極開展對外交流，費心組織高端學術會議與講習班，邀請諸多國外境外學者出席並講學，主持《儒藏》編纂，組織西學東漸史、中國儒學史、經學史、儒釋道三教交融史等叢書的編寫等。他是人師，培養了大量德才兼備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英才。湯先生的貢獻絕不應限於他的文字著述，他還有文字語言之外的精神遺產，主要是實踐精神。他是一位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內聖與外王、做人與做學問並重，有理想追求與理想境界的大師！他把全幅生命與精力奉獻給了中國哲學創造性發展的偉業，是我們後輩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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