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部分人能夠經過創傷卻變強 | 研究:你的創傷後成長水平怎麼樣?
當我們談起「創傷」這個詞時,我們容易聯想到的是它給個體發展帶來的各種不良的影響。
然而,近年來心理學家在針對各類創傷事件的研究中發現,
有一部分經歷過長期的羞辱或虐待、絕症、至親離世、戰爭、恐怖襲擊等創傷事件的人們,反而從這些經歷中獲得了積極的個人成長。這些人被稱呼為
「倖存者」
。倖存者這個詞,一方面代表他們經歷了負面的人生體驗,同時更是一種力量的體現——
這個詞強調了「他們有力量度過了那些負面事件」
。1995年,Richard Tedeschi 和Lawrence Calhoun提出了
「創傷後成長」
(post-traumatic growth)的概念。創傷後成長是指一部分人
在和具有高度挑戰性的生命境遇抗爭之後,所經歷的積極的心理變化
:在創傷後,個體發展出了比原先更高的適應水平、心理功能和生命意識。
不是每一個經歷過創傷的人,都會發生「創傷後成長」
,那麼,是什麼讓一些人發生了這樣的創傷後成長呢?它是如何發生的呢?
今天我們的話題是「創傷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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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
在聊創傷後成長之前,我們需要首先了解,我們所說的創傷是什麼意思。
根據APA(1994)的定義,創傷性的事件是指
與(實際的或威脅性的)死亡或嚴重傷害相關的事件
,暴露在這樣的事件中會使人感到害怕、恐怖、無助的情緒。Tedeschi(2012)認為,能夠引發創傷的事件往往包含以下特徵:
a. 事件的發生是突然的、令人意外的或不尋常的;b. 通常包含身體上的傷害,或者感到生命受到威脅;會使人產生失控的感覺。
在
一些特定人生階段的發生的創傷事件更容易使人脆弱
,比如
童年及20歲前後
。
然而,研究者卻在一些倖存者身上發現,
在與創傷性事件抗爭的過程中,儘管痛苦仍未消失,但
他們也經歷了一些新的、積極的心理變化
。
比如,針對被關押在越南監獄長達8年的前戰犯的研究中驚訝地發現,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在被釋放後,都經歷了持續不斷的積極的個人成長。而且,那些經歷最惡劣處境——反覆的折磨、飢餓和肉體傷害的人,積極的成長會比他人更顯著
(Fretwell, 2013)。Calhoun稱,在他所研究的案例中,大約有
35-75%
的倖存者經歷了不同程度的
創傷後成長(Kushner, 2016)。這種成長是如何發生的,它是創傷的直接結果嗎?答案是否定的。
Tedeschi(2004)認為,儘管名為「創傷後成長」,但在其中,
促成成長最關鍵的因素並不是創傷本身,而是倖存(surviving)的過程——是嘗試與創傷抗爭、最終倖存下來的過程,決定了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獲得成長。
儘管我們很少有人會有意識地、系統性地嘗試給創傷賦予意義,或者從中尋找創傷的好處,但當我們做出努力時,這種成長是真實存在的。在每個經歷創傷的個體身上,
創傷帶來的負面影響和正面影響都是並存的。
只不過在每個人身上這二者的配比不同。有一些人能夠不斷通過「倖存」的過程,克服負面影響,讓自己產生更多的正面影響。從這個角度說,創傷後成長既是一種過程,也是這個過程所產生的結果。
*Tedeschi和Calhoun(1996)認為,當我們與創傷性事件抗爭時,會獲得以下3個方面的成長:
1. 自我的改變(changes in self)
不知道經受過創傷的你,是否曾經這樣想過:「再壞的情況也不會比現在更壞了。連面對這樣的困難時我都能夠處理好,還有什麼事情是我不能應對的呢?」
在憑藉努力度過創傷後,我們都會發現:自己比想像中更加強大。研究發現,
應對和處理創傷的經歷,讓倖存者們更加能夠自我依靠,獲得自我效能感和價值感的提升,改變了一些對自己的看法。
簡單來說,他們對自己應對困境能力的自我評估會提高,而且也會更相信自己在未來遇到困難時會有能力去處理(Tedeschi, 1996)。這是因為我們會把自己在一次艱難情境中的倖存過程,更廣泛加以總結和推論。
2. 與他人關係的改變(change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針對重病新生兒的母親、以及失去父母的個體的研究發現,有60%的人都認為自己從這個過程中有所受益。20%的人報告說,這段經歷使得她們的家庭關係更加親密 (Affleck, 1985)。這是因為,創傷經歷使他們意識到與他人的關係有多重要,以及喪失親密的人可以是一件多麼迅速的事情,從而更珍惜和他人的關係(Malinak, 1979)。
一部分被父母忽視、虐待過的孩子,也會對家庭以外給予了自己愛的人(朋友、老師、戀人)等,有著更多的珍惜和感恩之心。
這種珍惜會讓他們擁有更緊密的關係。此外,
創傷也是一個機會,讓我們重新找到曾經被忽視的社會支持系統。
受到創傷時,我們願意自我暴露的程度會比以前更多,這種自我暴露則能夠使我們尋找到合適的社會支持,當得到了回應是,我們會明白當自己處於困難中時是可以依靠他人的,願意接受他人的幫助
。在被強姦的女性的報告中,有25%的人都說因為受傷害的事件,而和原本疏遠的家人增進了關係(Burt, 1987)。同時,
我們也會因為自己體會過痛苦,而對他人的痛苦更加敏感,我們因此變成一個更有關懷的人。
這一點也會給我們帶來更好的關係。3. 人生哲學的改變(changes in philosophy of life)
除了對自己和他人看法的改變,和創傷抗爭的過程還會改變我們對人生的看法。在被查出癌症的女性身上,表現出了這樣的變化:
她們開始對人生的優先順序進行調整,對自己該重視什麼有了新的判斷,比如,會更欣賞自己的人生價值,讓自己活得更輕鬆,更享受生活
(Taylor, 1984)。從長期來看,與創傷鬥爭的過程最終增強了倖存者們的精神信仰,使他們人生的意義感增強。他們會獲得情感上的釋然,並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學,比如,
相信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都會在同一個人身上發生,而這並沒有什麼
(Aldwin, 1994)。創傷後成長是如何發生的?
——「創傷後成長模型」
關於創傷後成長是如何發生的,Tedeschi和Calhoun(2014)提出了創傷後成長模型(model of posttraumatic growth)。如圖所示,創傷後成長的發生軌跡往往是這樣的:
來源:A Model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Tedeschi, 2004).
漢化/隋真
1. 首先,當個體經歷創傷事件後,我們會在三個方面受到重大的挑戰:
·
在管理悲痛情緒上的挑戰
,即如何控制和處理自己的極端負面情緒;·
在人生圖式、信念、目標上的挑戰
,即如何處理自己對世界的基本認識和信念的懷疑,建立起新的、更高級的價值觀和目標;(當創傷讓你懷疑人生,你還得想辦法重新樹立對世界的基本認識和信念)。·
在生活敘事上的挑戰
:如何擺脫痛苦的敘事,建立起新的敘事方法。敘事(narrative),即我們如何講述自己的故事,在故事中我們關注了什麼,如何解讀細節,不僅展示了我們(已經)是怎樣的人,也同時塑造著我們將成為怎樣的人。
對創傷的敘事,對象可能是他人(比如在互助組中),也可能是自己(比如寫日記),但都會逼迫我們去直面創傷事件,直面對人生意義的追問。
2. 大多數的個體會進入反覆的思考,即沉思(rumination)。
一開始,沉思大多還是無意的(automatic)、侵入性的(intrusive)
(侵入是指不受你自己控制、明明不願意去想卻總是鑽到你腦子裡),這些思緒會自動進入我們的腦海,使我們不由自主地反覆進行和創傷相關的思考。在沉思的過程中,
有一部分人能夠自己
減輕悲痛的情緒,對被動的沉思過程進行管理,
進入主動、有意的(deliberate)沉思。還有一部分人,則會去外界尋求支持。
他們會通過溝通、祈禱等方式來對他人進行自我暴露,並從其他榜樣人物(比如心理諮詢師
)那裡獲得關於如何認知、如何處理的模範學習和支持,獲得生活敘事的新視角,從而進入主動的沉思。3. 進入有意的沉思後,個體就能逐步改變認知圖式(即你認識世界的一些基本框架)和敘事方式,進行新的意義發現,從而獲得創傷後成長,並獲得人生
智慧
(wisdom)。獲得人生智慧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會使我們「不斷地平衡反思與行動,衡量已知與未知,更能夠接受人生的種種矛盾之處,以更開放的心態去理解與人類存在相關的基本問題」。
創傷後成長中的認知策略
Zoellner(2006)認為,在「創傷後成長模型」中包含著幾個重要的認知策略,他們對創傷後成長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 積極的認知重評(Positive cognitive re-appraisal)
積極的認知重評,指的是用一種更積極的方式去理解產生負性情緒的事件。它是一種「先行關注」的情緒調節策略,即不要等到對情緒做出反應,而是
在產生和接收情緒的當時,就對情緒進行重新解釋。
認知重評是讓倖存者感到強大、能夠控制和管理艱難情境的最有效策略
(Castro, 2016)。
認知重評的過程包括
:當我們遇到一件讓自己感受到負面情緒的事件時,先試著識別自己的負面情緒,給他們打標籤,比如「我開始有憤怒的情緒了」或者「我感到非常焦慮」。然後,系統地重新分析這件事對我們個人產生的影響,以新的、樂觀的方式去敘述和評價創傷,分析它對我們現在和今後的人生的積極意義。
· 有意的沉思(deliberate rumination):
對於創傷後成長而言,有意的沉思指的是「對於意義尋求、問題解決、回憶和期待的反覆思考」(Martin, 1996)。如前文所說,經歷創傷事件後,我們往往會先進入無意的沉思,再進入有意的、建設性的沉思。
當有意沉思和積極重評相繼發生的時候,創傷後成長的程度最高。
· 接受式應對(acceptance coping):
在對9·11創傷人群的研究中,使用「接受應對」策略,即在應對創傷時,平靜地接受已經發生的創傷事件,
接受不能改變的事情,是能夠促進創傷後成長的一項重要策略
(Butler et al., 2005)。相反,如果採用防禦性應對,即對災難性事件表現出否認、憤怒,則不利於個體積極的成長。
· 追求意義感
2013年發表於PNAS的研究發現,
快樂感和意義感往往並不重疊,快樂感往往更注重當下和利己,意義感則更長遠和利他;
並不是快樂感高的人意義感就一定越高,反之亦然。那些報告負面事件和痛苦掙扎(快樂感較少)的個體,人生的意義感更強,他們需要意義感,才得以在逆境中維持信念,相信自己是在獲得更長遠的、更宏大的人生獎賞。
研究也證明,如果一個人的意義感(meaningfulness)比較強,他們可能會更好地獲得創傷後成長。在針對脊髓損傷的人群、喪失孩子的父母的研究中都發現,如果
個體具有較強的意義感
(覺得世界是有意義的,正面和負面的經歷都是有意義的,並且願意去追求意義,認為具有挑戰性的情形也值得為之投入)
,那麼他們就會更好地獲得創傷性成長
(Zoellner, 2006)。我們曾經做過一次互動留言徵集,標題是一個粉絲的留言:
「那時候自殺都沒死成,現在的每一天都像是重生。」
當時有很多人給我們留下了非常特別的故事。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讀著這些充滿細節的故事時,我發現故事的主人深知自己的不幸,但他們從未忘掉那些過去,過去不是用來忘掉的——那些讓你「忘掉過去,就能忘掉傷痛」的勸告永遠是軟弱無力的。相反,只有那些選擇深刻地記住它們,理解它們的人,選擇認真地活下去,並且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了平靜和力量。
比起宿命,他們更相信自己。
當時其中一位留言的粉絲畫了一幅小畫,現在把它送給你們,所有的「倖存者」:
以上,晚安。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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