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我娶了她幾十年，從未後悔娶她；也未想過要娶別的女人。

文史 09-27

作者：楊絳

壹 · 我與鍾書

我第一次和鍾書見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著青布大褂，戴一副老式眼鏡，眉宇間蔚然而深秀。見面時，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沒有訂婚。」而我則緊張的回答：「我也沒有男朋友。」於是便開始鴻雁往來，越寫越勤，一天一封，以至於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難受了好多時。冷靜下來，覺得不好，這是fall in love了。

1933年秋的一天，我給鍾書寄了一封信，不巧被其父錢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閱。後來鍾書跟我說，老先生看到信後，對我大加讚賞。因為我在信中對老錢說：「現在吾兩人快樂無用，須兩家父親兄弟皆大歡喜，吾兩人之快樂乃徹始終不受障礙。」老先生邊看邊贊：「真是聰明人語。」

1935年春，老錢獲公費留學資格，那時我還沒有畢業，但是考慮到老錢從小生活優裕，被嬌養慣了，除了讀書之外，其它生活瑣事一概不關心，尤其是不善於生活自理，處處得有人照顧。我就下定決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國。

多年前，讀到英國傳記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

「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我娶了她幾十年，從未後悔娶她；也未想過要娶別的女人。」

我把它念給鍾書聽，他當即回說，

「我和他一樣」，我說，「我也一樣。」

貳 · 我的丈夫錢鍾書

鍾書常自嘆「拙手笨腳」。我只知道他不會打蝴蝶結，分不清左腳右腳，拿筷子只會像小孩兒那樣一把抓。我並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樣的笨，怎樣的拙。

1972年的早春，我們從幹校回北京不久，北京開始用煤氣罐代替蜂窩煤。早起，鍾書照常端上早飯，還有他愛吃的豬油年糕，滿面得色。我稱讚他能蒸年糕，他也不說什麼，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兒。我吃著吃著，忽然詫異說：「誰給你點的火呀？」（因為平時我晚上把煤爐封上，他早上打開火門，爐子就旺了，這一次不是）鍾書等著我問呢，他得意說：「我會劃火柴了」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劃火柴，為的是做早飯。

有位外國學者讀了鍾書的《圍城》後讚嘆不已，打電話說要見他。鍾書在電話里說：「假如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這個雞蛋的雞呢？」

我們在清華養過一隻很聰明的貓。鍾書說它有靈性，特別寶貝。貓兒長大了，半夜和別的貓兒打架。鍾書特備長竹竿一枝，倚在門口，不管多冷的天，聽見貓兒叫鬧，就急忙從熱被窩裡出來，拿了竹竿，趕出去幫自己的貓兒打架。和我們家那貓兒爭風打架的情敵之一是近鄰林徽因的寶貝貓，她稱為她一家人的「愛的焦點」。我常怕鍾書為貓而傷了兩家和氣，引用他自己的話說：「打狗要看主人面，那麼，打貓要看主婦面了！」（《貓》的第一句），他笑說：「理論總是不實踐的人制定的。」

在牛津，我懷上孩子了。鍾書諄諄囑咐我：「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只要一個，像你的。」我對於「像我」並不滿意。我要一個像鍾書的女兒。女兒，又像鍾書，不知是何模樣，很費想像。我們的女兒確實像鍾書，不過，這是後話了。

在我住院期間，鍾書只一個人過日子，每天到產院探望，常苦著臉說：「我做壞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東家的桌布染了。我說，「不要緊，我會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後他又做壞事了，把檯燈砸了。我問明是怎樣的燈，我說：「不要緊，我會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滿面愁慮，說是把門軸弄壞了，門軸兩頭的門球脫落了一個，門不能關了。我說，「不要緊，我會修。」他又放心回去。

他感激之餘，對我說的「不要緊」深信不疑。我住產院時他做的種種「壞事」，我回寓後，真的全都修好。

鍾書叫了汽車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燉了雞湯，還剝了碧綠的嫩蠶豆瓣，煮在湯里，盛在碗里，端給我吃。錢家的人若知道他們的「大阿官」能這般伺候產婦，不知該多麼驚奇。

叄 · 我們仨

鍾書曾逗阿瑗玩，說《圍城》里有個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為真，卻也並不計較。他寫了一個開頭的《百合心》里，有個女孩子穿一件紫紅毛衣，鍾書告訴阿瑗那是個最討厭的孩子，也就是她。阿瑗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鍾書就把稿子每天換個地方藏起來。一個藏，一個找，成了捉迷藏式的遊戲。後來連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裡去了。

每天臨睡前鍾書都在阿瑗被窩裡埋置「地雷」，埋得一層深入一層，把大大小小的各種玩具、鏡子、刷子，甚至硯台或大把的毛筆都埋進去，等女兒驚叫，他就得意大樂。女兒臨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裡的東西一一取出。鍾書恨不得把掃帚、畚箕都塞入女兒被窩，博取一遭意外的勝利。這種玩意兒天天玩也沒多大意思，可是鍾書百玩不厭。

鍾書曾經很認真地跟我說：

「假如我們再生一個孩子，說不定比阿瑗好，我們就要喜歡那個孩子了，那我們怎麼對得起阿瑗呢。」

提倡一對父母生一個孩子的理論，還從未講到父母為了用情專一而只生一個。

我們在牛津時，鍾書午睡，我臨貼，可是一個人寫寫字困上來，便睡著了。他醒來見我睡了，就飽醮濃墨，想給我畫個花臉。可是他剛落筆我就醒了。他沒想到我的臉皮比宣紙還吃墨，洗凈墨痕，臉皮像紙一樣快洗破了，以後他不再惡作劇，只給我畫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鏡和鬍子，聊以過癮。回國後他暑假回上海，大熱天女兒熟睡（女兒還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畫一個大臉，挨他母親一頓訓斥，他不敢再畫。

人間不會有單純的快樂。快樂總夾帶著煩惱和憂慮。人間也沒有永遠。我們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個可以安頓的居處。但老病相催，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盡頭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未，鍾書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

肆 · 獨留人世間

我是在父親的引導下開始迷戀讀書的，無論是中英文的都拿來啃，慢慢地讀書成了我最大的愛好。一次父親問我：「阿季，三天不讓你看書，你怎麼樣？」我說：「不好過。」「一星期不讓你看呢？」我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我早年翻譯英國詩人蘭德的詩句。

鍾書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顧人，男不如女。我儘力保養自己，爭求『夫在先，妻在後』，錯了次序就糟糕了。」

鍾書走時，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邊說：「你放心，有我吶！」

媒體說我內心沉穩和強大。其實，鍾書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裡去呢？我壓根兒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間，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

《堂吉訶德》譯稿歷經「文革」的摧殘，「被沒收、丟棄在廢紙堆里」，最後「九死一生」，逃過劫難。1978年4月，《堂吉訶德》終於出版。同年 6月，西班牙國王和王后訪華，邀請我參加國宴。鄧小平驚訝道：「《堂吉訶德》是什麼時候翻譯的?」此事一言難盡，那時候我忙於和西班牙皇室握手，無暇細談，只好答非所問：「今年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