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講李佩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兼與張志會商榷
撰文｜王丹紅（《知識分子》專欄作者）
責編｜李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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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5日上午，在北京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在「李佩郭永懷骨灰合葬儀式」上，李佩的弟弟、89歲的李佩璋先生代表家族在紀念會上致詞，他在最後說：
「北平解放後，李佩乘坐第一艘從香港到天津的輪船，回到祖國。1949年10月北平剛剛解放時，她到北京參加華北革命大學學習，半年後，高層領導決定要她回美國去，盡量動員科學家回國為祖國效力。她在西單的一個小旅館裡見到我，跟我說了這一切，而且她在做準備工作，而且由組織上專門把她送到美國。她在美國做了大量動員工作，鼓勵科學家回國效力。她的活動受到了FBI的注意。」
這是李佩璋第一次公開講述李佩在1950年受命赴美國動員科學家回國一事，也是李佩的親人告訴世界的一個真相。當時我就在現場。李佩璋的一席話，如一石激起了千層浪，令在場的李佩的老朋友們震驚不已。
但早在一年前，李佩璋已告訴我這個事實。經過詳細考證，我寫成系列文章《李佩的特殊使命》，分別於4月1日、4月2日和4月4日發表在《知識分子》上。
然而， 7月29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張志會在《知識分子》上發表文章： 《爭鳴：李佩先生有無特殊使命》，對我的文章提出質疑，認為「說李佩有特殊使命缺乏說服力，本文認為李佩沒有狹義的特殊使命，更符合事件發展邏輯和情理，但也只提供了她沒特殊使命的諸多旁證。」
在對力學所的老同志俞鴻儒、戴世強、談慶明、李格格等採訪後，張志會寫道：根據現有的材料來看，李佩璋先生作為家屬的回憶可能並不準確。不加修飾的「口述史料」固然能讓讀者直觀地看到親歷者回憶，但卻不能保證所呈現內容的真實性，只是因為任何人在回憶中都會出現記憶模糊或主觀判斷的情況，以至讓歷史失真。
我的問題是：作為一個專業的科學史工作者，張志會怎麼會根據未親歷這段歷史的李佩朋友們的回憶，來否認親歷歷史的李佩親人——李佩璋——所講的事實？
2017年4月8日，我在北京再次採訪李佩璋。在約5個小時的時間裡，李佩璋講述了李佩當年承擔任務回美國的更多細節。在李佩女婿、郭芹的丈夫吳海威先生的幫助下，我獲得美國職業外交家Harry H. Kendall
（1919--2009）
分別於2003年和2004年出版的兩本傳記，其中一本（2004年版）
中有一章專門講述他和李佩1945年在中國相遇、相戀的經歷，這段戰時異國戀情影響了Kendall一生的職業選擇：成為一名外交官，短暫的戀情也演變為持續一生的友誼。
根據李佩璋的回憶和Kendall的兩本傳記，我再次出發，探尋李佩的革命道路。
「為什麼不講李佩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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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我在李佩家中
我認識李佩的是在1999年底，十多年的時間，我以為自己已經很了解她；但一年多前，2016年初，李佩璋對我講的幾句話，尤如當頭一棒，驚得我目瞪口呆，我開始了對李佩在60多年前特殊使命的研究。
那是在2016年3月底。李佩的外侄女袁和告訴我：「舅舅
（李佩弟弟李佩璋）
說，王丹紅寫了李佩那麼多文章，她為什麼不寫李佩一生中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呢？」
我大吃一驚，立即問道：「李佩一生中做的最重要事情我都寫了，還有哪些事沒寫？」
李佩璋回復我說：
「李佩在北平解放後乘坐第一船到天津大塘沽，之後直接到北京，4月，朱學范請她在東門翠花飯店吃飯，佩珊、永厚和我作陪，之後，朱學范送她上華北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畢業後由組織安排由專人護送回美國，承擔動員高級知識分子回國的任務，她在美國做了許多工作，動員了包括郭永懷在內的一批科學家回國。」
這實在是令我難以置信！當初難道不是李佩跟隨丈夫回國嗎？她動員了哪些科學家回國？
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裡，我開始逐一核實李佩璋先生所講每一件事，並由此發掘出彼此縱橫相聯的新史實，在這些令人眼花繚亂的材料背後，我看見了李佩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足跡，以及相關事件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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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8日 我在李佩璋家中採訪
從2016年3月開始，在袁和的幫助下，我向李佩璋求證了諸多細節； 在李偉格的幫助下，我打電話向李佩璋求證新發現的每一個史實：1945年李佩與鄧發、朱學范、陳家康的歐洲、印度行，1949年北平解放後回國、上華北革命大學、被專人護送返美……
1948年底至1949年初，20歲的李佩璋是清華大學學生、地下黨員，受組織安排在北京城內中學作宣傳工作，住在清華城內駐地匯文中學。2017年4月，他在接受我採訪時說：「1949年，李佩以探親名義回來，但回國一年多時間裡，雖然父母家在天津，但她從未回過父母家，父母也不知道她在國內。」
我查閱了朱學范的傳記、陳家康的文章、鄧穎超的文章、李佩自己寫的文章、汪德昭對李佩的評價；對照老照片；與談慶明先生通信等，均從不同角度印證了李佩璋所講史實。而令再次我震驚不已的是，我在查朱學范的資料時，李佩的鼎鼎大名赫然出現在台灣版的《杜月笙傳》中......
我開始重新研究、認識李佩：1950年，當李佩承擔使命回到美國後，她做了哪些工作？動員了哪些科學家回國？為此，我撰寫了系列文章，先後在《知識分子》發表。不少力學所的老同志對此存疑，並委託專人在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查詢了李佩的檔案——
李佩歷史上參加過國民黨，與國民黨上層反動人物戴笠、胡宗南、康澤等人結識，有過來往。同時與美國某些中上層人物也有交往。李佩本人歷史複雜，社會關係複雜。文化大革命中受審查，已基本結束，有些問題一時難以弄清」。
（李佩 政審材料. 中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委員會）
陳忠經是誰？
2017年4月8日下午，在北京家中，李佩璋告訴我：
在黨的高層領導中，陳忠經是李佩的老同學，李佩通過他認識了胡宗南。1949年李佩在北京華北革命大學時，她和陳忠經之間有聯繫。
「陳忠經？」我聽得目瞪口呆。我早已知道這個名字，他和熊向暉、申健三人，被周恩來總理稱為我黨情報保衛戰線上的「後三傑」。解放後，陳忠經和熊向暉先後擔任過中央調查部副部長。李佩和他有什麼關聯？
資料查證顯示，陳忠經是李佩在北京大學經濟學系的校友，他1934年入學，李佩1936年入學；而與李佩同級的北京大學學生許煥國，是陳忠經在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之一。
陳忠經1915年12月出生於江蘇揚州，幼年時隨家人到北平，父親陳延暉曾長期擔任國民黨高級將領徐永昌的幕僚。1945年9月3日，在東京灣美國海軍密蘇里號戰艦上舉行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儀式上，中國代表團團長為徐永昌上將，陳延暉為代表團秘書長。陳忠經曾利用父親的地位來開展情報工作。
陳忠經曾就讀於北平著名的師範大學附中，這所中學和當時李佩家一樣，同在北京皇城裡，同學中先後參加革命的有鄭天翔、喬培新、王光傑
（王光美之兄）
。1934年，他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在北大期間，他連任兩屆校學生會主席，參與領導1935年的「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2月，21歲的他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社聯」。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他從北平輾轉到湖南長沙，進入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並擔任學生會主席。
在長沙，陳忠經和另一位北大學生許煥國共同從事進步活動。許煥國1914年出生，1930年考入省立泰安三中，「九·一八」事變後，曾積極發動泰安學生組成南下請願團；1933年考入北平西北高中，1935年參加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一二·九」請願遊行；1936年，22歲的他考入北京大學
（這種學生被稱為職業學生，即以學生身份為掩護，從事革命活動）
，參加北大民先隊和學生會運動。1937年「七七事變」後，回泰安城參加縣抗敵後援會工作；10月到長沙復學。
陳忠經1935在北京大學任學生會主席時，副主席是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葛佩琦
（1911.9～1993.1）
，兩人均是1935年「一二·九」學會運動的領導人。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陳忠經和葛佩琦有極為密切的地下工作關係。1946年春，由陳忠經舉薦，趙耀斌派遣，葛佩琦打入東北國民黨軍政部門，成為「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將督察」，為中共提供情報，對解放戰爭勝利做出卓越貢獻。
1937年12月，日軍飛機轟炸長沙，長沙臨時大學決定遷往昆明
（即之後的西南聯合大學）
。對許多學生來講，面臨一個何去何從的選擇。大敵當前，陳忠經和許煥國認為讀書已非首要任務。此時，國民黨胡宗南的第一軍剛從淞滬會戰撤下，損失慘重，急需補充兵員。胡宗南派人到長沙，計劃招一批大學生協助部隊從事戰地工作。
這一時期，是國共第二次合作之初，周恩來未雨綢繆，在國民黨內部安置若干戰略情報人員，其中對有「西北王」之稱的胡宗南「秘書」人選，周恩來特別看重，他提出幾條標準：出身名門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紀較輕，儀錶不俗，公開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談舉止有愛國進步青年的氣質，知識面廣，記憶力較強，看過一些介紹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的書籍和孫中山的著作，肯動腦子，比較細心，能隨機應變。」清華大學中共黨支部書記蔣南翔推薦了大學一年級學生、17歲的熊向暉
（1919.04.12—2005.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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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黨組織指示，許煥國、陳忠經和熊向暉報名參加了胡宗南的部隊，因此，他們未與大多數臨時大學學生一道去昆明，而是同幾十個年青人一起，組成了胡宗南部隊所屬的「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其中還有一名來自西安臨時大學
（原北平師範大學）
學生申健（原名申振民）
。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後，熊向暉、陳忠經、申健這「後三傑」打入了胡宗南部隊，陳忠經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陝西支團書記、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執行委員；申健組成了「三青團」西京分團書記、參加了陝西省國民黨特稱組織聯合機構「特聯組」工作；熊向暉成為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侍從副官。在1938—1947年的九年中，三人密切合作，在各自崗位上獲得大量情報，及時以秘密方式報送中共黨中央。
1936年，18歲的李佩從北京貝滿女中畢業，可能擔心不諳世事的長女過早參加到學生政治運動中，父母不同意她上大學；她好不容易說服父母，但又被要求她必須上女子文理學院，終於，她以每天回家住宿為理由，成為北京大學經濟系的一名學生，和陳忠經、許煥國等成為校友。
許煥國雖然在長沙打入胡宗南部隊後，卻未能留下 ，他輾轉陝西、四川，到昆明西南聯大復學。
1939年，在昆明西南聯大，許煥國是校學生會主席，李佩是副主席。
龔家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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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北京大學女學生李佩（左一）
李佩在西南聯大留下的記錄不多，她曾撰文回憶：「在昆明我當過一次學生會副會長，因為「左派」學生組織，參加並幫助過「左派」社團搞的一些活動，「三青團」就在女生宿舍門口布告罵女生，從我這兒罵起。在大學學習時，我們就為青年女工們組織文化學習班，教她們認字，組織她們唱歌、跳舞、演戲，幫助她們解決各種困難。」
1939年7月24日—8月2日，世界基督教青年大會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召開，李佩作為西南聯合大學的唯一代表，隨龔普生為團長的中國青年代表團赴會。從此，她和龔普生結下一生友誼，並結識龔普生的妹妹龔澎。
龔普生1913年出生於上海，父親龔鎮州是中國同盟會會員，母親徐文是早期洋務運動先驅徐雨生的女兒。龔普生出生後不久隨父母流亡日本，一年後，她的妹妹龔維航
（後改名龔澎）
在日本出生。1916年回國後到上海，龔普生和龔澎均在上海聖瑪利亞中學讀書，同時是校內活動分子。
1932年，龔普生考入北平燕京大學經濟系，1933年，龔澎也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1935年5月，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選舉，新聞系學生張兆麟當選為學生會主席，龔普生為副主席，經濟系學生王汝梅
（後改名為黃華）
為執行委員會主席，龔澎為財政部長，陳絮（後改名為陳矩孫）
為文書。
龔家姐妹是1935年12月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1936年2月，燕京大學成立黨支部，龔澎經同學陳絮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陳絮大學畢業後赴延安，解放後曾擔任劉少奇秘書。
龔家姐妹先後於1936年和1937年大學畢業，回到上海。喬松都在《喬冠華與龔澎——我的父親母親》一書中寫道：
「母親在燕京大學畢業後回到上海，在母親聖瑪利亞女中教地理課，並以此為掩護，在上海基督教學生團體聯合會進步學生中開展地下黨活動。『上海聯本是教會系統大中學生與青年會的一個傳統校級組織，在中共地下黨與進步力量的推動下，他們積極團結引導青年學生走上愛國進步道路，為支援抗戰，組織青年學生為傷員服務，舉辦讀書會、歌詠會、夏令營和冬令營等多種形式......大姨和母親同在上海聯工作。』」
1938年3月，經上海學生會救亡協會黨團書記王明元介紹，龔普生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她介紹了上海醫學院學生計蘇華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上海醫學院第一個學生黨支部建立，計蘇華任書記。1945年8月，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時，計蘇華負責毛澤東的飲食健康安全。
1938年2月，龔澎和幾位燕大同學離開上海奔赴延安。在延安，龔澎成為馬列學院第一期學員，畢業後被分配到太行山沁縣後溝村《新華日報》社工作，後被彭德懷將軍留在八路軍總部秘書科工作；1941年8月，龔澎奉中央命令調往重慶南方局，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工作地點就在被稱為「周公館」的曾家岩50號，主要任務是對外開展統戰工作。
喬松都在書中寫道，1941年春，姥爺
（龔鎮州）
從桂林專程到重慶看望兩位女兒，周恩來得知消息後專門在紅岩村設宴招待，並詳細地談了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和政策。
1941年秋天，李佩從西南聯大畢業，到位於重慶的「中國勞動協會」工作，在這裡，她遇見了龔澎。
重慶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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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朱學范同鄧發、陳家康、李佩合影於菲律賓華僑工聯合會。朱學范故居提供。
1941年秋，23歲的李佩從西南聯合大學畢業後，到位於重慶的「中國勞動協會」工作。朱學范、龔澎是李佩在重慶時期的重要人物，她成為重慶曾家岩50號「周公館」的常客。
李佩回憶：「協會主席是朱學范……這個協會裡面有地下共產黨員，也有比較有正義感的人。當時，美國勞工組織支持中國抗日戰爭，給協會捐獻了一大筆錢，為改善中國工人生活條件，我們就利用這些捐款辦了一些工人夜校、福利社、圖書館與託兒所，幫助當時中國最底層的工人和婦女們學習文化知識。當時，新華社對我們很重視，經常有人跑來和我們聯絡、要材料。」
中國勞動協會1935年2月24日在上海成立，由國民黨中從事勞工運動的陸京士、淞滬警備司令部軍法處長陶百川、上海市總工會主席朱學范等，以「研究勞動問題 積極喚起勞動界本身覺悟 促進全國民眾服務精神」為宗旨發起，首屆理事長為陶百川，該協會由國民黨中央社會部管轄。抗日戰爭爆發後，勞協總部於1938年2月遷至漢口，8月遷至陪都重慶；1939年7月，經國民黨中央批准，勞協以中國工會全國總組織名義加入國際工會聯合會，1939年12月，在重慶召開的勞協第二屆年會上，朱學范當選理事長，他擔任這一職務直至1949年11月。
李佩在勞協工作的職務包括理事長朱學范的英文秘書和助手，負責管理美國工會捐給中國工人抗戰事業的經費。朱學范是民國時期工會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郵電部部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要創始人之一。他1905年出生於上海，1924年參加上海郵局招工考試，成為郵務生，1925年5月，上海「五卅運動」爆發，他參與組織郵務工人罷工，結識了此次罷工的領袖李立三，從此開始從事工人運動。1928年，朱學范投入上海青幫杜月笙門下，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32年，他發起成立全國郵務總工會,出任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創辦大公通訊社，1935年2月，中國勞動協會成立，他是理事之一；1936年6月，他赴日內瓦參加第二十屆國際勞工大會，並訪問蘇聯，在莫斯科期間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李立三和康生秘密會面，雙方提出為工人利益聯合抗日的主張。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共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9年10月，朱學范在重慶與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會晤，提出今後在國際活動方面希望與陝甘寧邊區總工會共同參加，周恩來建議陝甘寧邊區總工會作為團體會員加入勞協。1943年3月，勞協在重慶召開第四屆年會，易禮容任書記長，勞協中的進步力量得到發展。
在李佩到勞協工作之時，1941年6月，龔普生也從上海來到重慶看望妹妹龔澎。一天，龔澎在與鄧穎超的談話中偶然提到姐姐的名字，鄧穎超馬上問：「龔普生在哪裡？我們一直在找她！」一天黑夜，龔澎帶姐姐來到曾家岩50號，見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談話中，周恩來對龔普生說：「你應該設法到美國去，你到美國可以利用各種機會向世界人民介紹中國人民抗日的情況，儘可能爭取國際社會對我們抗日戰爭的支持和同情。你到美國後要多交朋友，多了解美國，你完全有能力做更多的國際統戰工作。」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龔普生1941年9月從上海乘船赴美國，身份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的學生。1947年，計蘇華受組織派遣，也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
1946年12月，李佩赴美國留學。在紐約，她與龔普生和陳忠經等重逢，當時龔普生在剛成立的聯合國工作，陳忠經受胡宗南派遣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學習。
遠方的木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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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在印度加爾各答 李佩身著美軍服
1945年9月-11月，世界工會、婦女、青年代表大會分別在法國巴黎和英國倫敦召開，因受國民黨政府的阻撓，只有在工會打開了共產黨代表與會的突破口，李佩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她在歐洲參加了工、青、婦三個會議。
1945年9月8日-11日，她在印度加爾各答三天期間，與自己的美軍男友Harry H. Kendall重逢，並告訴他：自己將在歐洲會議結束後，於1945年12月到美國紐約。
Kendall是陳納德將軍領導的援華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的一名軍人，他和李佩1945年4月相識於蘭州。
1940年仲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在歐洲瀰漫，在美國中部的路易斯安娜州，20歲的Harry H. Kendall報名參軍，成為空軍後勤一名無線電士兵。1943年10月，他隨部隊來到昆明，加入陳納德將軍領導的美國十四航空隊，即飛虎隊。1944年10月，他和無線電中隊到蘭州創建長距離天氣預報站，為中美戰機提供天氣服務。
1945年4月，在美軍駐地蘭州西北大廈的餐廳，Kendall第一次遇見李佩，驚人為天人：端莊、美麗、高貴、一口流利英文。Kendall主動打招呼，從午餐後的茶敘開始，他們相互介紹：李佩在重慶的中國勞工協會工作，這次來蘭州出差兩周，她出生成長自中國東北，父親是天津一家重要煤礦的管理者，她曾在北京大學上學，日本入侵後，她逃到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完成自己的學業；他告訴她，作為美國空軍一員，自己繞地球半周來中國的經歷、目前所做的工作，她深感興趣。
在蘭州的兩周，工作之餘，兩人結伴遊玩，她告訴他，自己所在的中國勞工協會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錯誤懷疑，指責協會與共產黨人聯合，但Kendall更多關注的是她個人而非她的工作。一天，在同伴羨慕嫉妒的目光中，Kendall帶李佩參觀了無線電中隊的工作室，她對他們採集、發送天氣預報資料的方式迷著了。
在短短兩周時間內，與李佩的神奇相遇，影響了Kendeall一生的職業選擇，他原本計劃退伍後到大學裡學化學工程，成為一名石油工程師，但與李佩的交往，他看見一個新天地，他決定從事中美文化、勞工、教育、工業、商業和外交等方面的工作，最終成為一名美國國務院下屬的職業外交官。
在蘭州機場送李佩回重慶時，李佩邀請Kendall到重慶來看她，Kendall欣喜不已。三個多月後，1945年8月1日，Kendall乘美軍飛機從蘭州抵達重慶，和李佩在重慶相聚一周。
在此期間，1945年6月22日，朱學范在重慶收到了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主任鄧發的電報，告知董必武、陳郁、鄧發、章漢夫四人，申請到法國參加世界工會代表大會之事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阻難，不發護照，希望能得到朱學范的幫助。
這是一個難題，在李佩的建議下，朱學范決定讓他們以中國工會統一組織代表團的身份申請護照，結果只有鄧發一人獲得護照。
9月份赴法國時，朱學范未與鄧發同行，因為鄧發不懂英文，朱學范讓李佩在沿途等鄧發，所以，李佩先後在印度加爾各答和英國倫敦，都在等鄧發，直到巴黎大會9月26日開幕，鄧發還未到，李佩就自己到了巴黎。其間，她在印度與Kendall重逢。
1945年8月1日，Kendall到重慶後，住進了李佩為他預訂的旅館，在一在周的相聚時間裡，李佩帶他參加勞工協會辦公室、在中山公園爬山、在長江邊漫步、在英國俱樂部晚餐....他們吃著英國烤牛肉，談論著彼此未來的打算。
在重慶，當一位美國朋友和Kendall商量戰後從事美中商貿工作時，李佩神態凝重地說：「如果國民黨和共產黨不能就各自不同的和平意圖達成一致意見，你們美國和我們可能會有許多嚴重問題。現在，國民黨政府是如此腐敗，我們的許多人民將會高興看見共產黨奪取政權，趕走國民黨。」
Kendall寫道：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李佩提及：內戰的幽靈正在聚集。
8月6日，在重慶，他們共同聽到美國向日本投原子彈的新聞，山城一片歡騰。8月8月，Kendall按計劃回到蘭州，在送Kendall的途中，李佩告知她將去巴黎參加世界工人代表大會，之後到希望能到紐約留學。這個好消息讓Kendall激動不已，回蘭州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他即隨部隊經印度回美國。
Kendall和戰友們9月5日抵達印度加爾各答，在此候船回美國，此時，他收到李佩的電報，將於9月8日—11日，在加爾各答的中國旅舍
（China House On Chowringhee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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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1月，Kendall回國，利用美國《退伍軍人法》福利，26歲的他成為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學新聞系的一名學生，12月，他到紐約等待李佩，但李佩未出現，她在信中說，自己需隨代表團回中國，參加有關婦女代表事務。他們的會面推遲了一年，1946年聖誕節，他和李佩在紐約重逢，會面時，李佩告訴他：自己學成之後，將要去建設新中國。
從1945年9月—1946年1月的歐洲之行中，李佩遇見了多位留學法國的中國學生學者，包括物理學家錢三強
（1913年10月16日—1992年6月28日）
、物理學家汪德昭（1905年12月20日—1998年12月28日）
和夫人李惠年（1907年3月6日—2007年10月30日）
、畫家潘玉良（1895年6月14日—1977年6月13日）
、城市規劃師陳占祥（1916年6月13日－2001年3月12日）
等。
儘管歐洲之行，李佩改變了去紐約的行程，但巴黎會議期間，李佩確定了在美國留學的大學和專業：康奈爾大學工業與勞工關係學院。
真相需要努力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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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0日，袁和、袁江和家人在病房裡為李佩慶祝99歲生日
李佩對自己在1950年前的經歷基本上保持沉默，即使被問，也是一語帶過，但是，實際上，她在這段時間的經歷非常複雜、豐富，也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隔離審查的主要原因。
類似的情形也見於1950年代留美回國的科學家羅沛霖先生。
2010年，中科院自然史所的熊衛民和張志會曾在北京採訪鄭哲敏先生，他回憶當年留美中國科協時講道：
當時並不是所有留美的中國學生都加了......到加州理工學院的第二年
（1949年）
，我就搬到樓下，與羅沛霖一屋。羅沛霖每周末都去錢學森家。我總懷疑他有特殊任務，可至今他都不承認。」
在2013年4月出版的《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訪談錄》中，有一篇王德祿專訪羅沛霖的文章《黨組織資助我留美》，採訪時間是1989年9月1日，地點是北京羅沛霖家。
王德祿：
您是1948年由中國共產黨資助留美的，您能把這個情況說一下嗎？
羅沛霖：
中共黨組織派孫友余來找我，讓我想辦法去美國學習，因為共產黨看到解放戰爭勝利在即，而即將開始的社會建設需要人才。當時孫友作搞地下工作，我就是通過他與黨組織取得聯繫的。那時候黨組織已經派了幾個人出國......」
從上述兩個採訪可以看出，從1949年在加州理工學院相識，到接受採訪時的2010年，鄭哲敏與羅沛霖相識60多年，他只是懷疑羅沛霖的特殊任務身份。但在1989年的採訪中，羅沛霖親口說自己是受黨資助到美國留學，並在加州理工學院創辦科協分會，為黨工作。
如果不能憑藉對鄭哲敏先生的採訪，來否認羅沛霖的特殊任務，張志會怎麼能根據對李佩老朋友們的採訪，來否認李佩親人的事實回憶？
對往事沒有講述，並不能證明其不存在。
李佩曾告訴我，力學所的談慶明先生是她多年的老朋友，知道力學所的很多事，有事可詢問他。2016年初，當我在資料上查到李佩在1949年10月前從美國回到中國探親、並在解放後回美國的情況時，我打電話向談慶明求證。談先生說：「誰告訴你李佩1949年回到過中國？她學習那麼忙，哪有時間回國？」我向他出示了一段文字，他說：「你看資料真是仔細。」
當我再次向談慶明求證李佩在1949年回國期間到華北革命大學研究院上學的情況時，談慶明說：「李佩在美國那麼忙，又要上學又要帶郭芹，哪有時間上華北革大？」李偉格指出：「李佩是1947年2月上康奈爾大學，郭芹是1951年8月出生，怎麼沒有時間？」
談慶明向鄭哲敏問及李佩在1949年上華北革大的事，在鄭哲敏的要求下，有關方面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查了李佩的檔案，幹部履歷表中有李佩親筆寫記載：1949.9-1950.2 在北京華北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習，證明人：朱學范。 參加革命工作時間：1949.09.01， 離休時間：1987.03.01.
2016年11月1日上午，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陳希到中日友好醫院看望李佩。陳希回憶起1956年郭永懷、李佩夫婦攜女，衝破重重阻力回國投入新中國建設，郭永懷為發展我國兩彈一星國防事業作出重要貢獻並為之獻身的英勇事迹，他表示：「組織上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在李佩、郭永懷骨灰的合葬儀式後，有多篇關於李佩的報道，袁和對其中一些報道有異議，她提醒我：「丹紅，我理解你對我大姨媽的感情與尊重，也感謝你多年來在對她的研究中所做出的努力.......在這裡我還是要重申：我大姨媽在1949年前的經歷非常複雜，很多事情至今是謎，由於相關當於事人都已離世，除非大姨媽的檔案里有詳細記載，否則，很難查清，所以下結論要慎而又慎，但一定要客觀，我不反對你們宣傳我大姨媽，但一定要實事求是。」
我告訴袁和：我將努力尋找李佩先生真實的一生，我們今天銘記她和郭永懷先生的奉獻，也要銘記他們為之付出的犧牲。
參考資料：
1. 王丹紅 知識分子 《李佩的特殊使命》 http://chuansong.me/n/1735599951824
2. 張志會 知識分子 ：《爭鳴：李佩先生有無特殊使命？》 https://weibo.com/5705191799/FeBzGka5s?type=comment#_rnd1503972326147
3. 熊衛民 張志會： 《鄭哲敏：加州理工學院的中國留學生》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29678-656376.html
4. 陳琳：《陳忠經的紅色情報傳奇——懷念我的哥哥，兼憶「後三傑」》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829/c85037-25565129.html
5. 丁衛平 《為了民主為了和平——由鄧穎超赴法、赴美參加國際婦女會議引起的一場鬥爭》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86369/86373/5958203.html）
6. 周曉慧《 陳希、譚鐵牛看望國科大早期回國專家李佩先生》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11/359879.shtm
製版編輯：許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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