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銅鼎，獨當一面作為眾多文物的代表、何以鎮「國」？

打開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官方網站

進入主頁前首先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效果

紅褐的深暗基調，沉韻的紅金配色

「國家博物館」的高大上感油然而生

眾多「國寶」被以淡色的線條簡單描繪外形輪廓

當作背景很難辨別

而有一個器物，卻獨獲殊榮，被做成了摩登的彩色

與博物館的logo上下呼應，非常顯眼

（更多精彩內容，請關注微信公眾號：明清傢具研習社）中國國家博物館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側，與人民大會堂東西相映。總建築面積近20萬平方米，展廳數量48個，藏品數量為100餘萬件（截止至2013年末）。在全國「禁止出國（境）展覽的珍貴文物」中，在國博的藏品就有18件。

那麼，能從這麼多珍貴文物中被挑選出來，獨當一面作為眾多文物的代表、歷史的代表的這位器物，究竟有什麼「顯赫」的背景？

它，於抗日戰爭時期（1939年春）在河南省安陽市武官村被一位農民從田地里發現；

它，一經發現便引來日本人的覬覦，最終以失去一隻耳朵的代價保全了自己；

它，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是是迄今為止所有出土青銅器中最最大重的，舉世罕見；

它，從河南到南京，再從「國民政府中央博物院」到「中國國家博物館」，見證了近代中國的歷史變遷；

它，雖被識於鄉野田間，卻是三千年前社會最高權力的象徵；

它，就連改一次名字，都可以引起要修改教科書的軒然大波……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司母戊」鼎

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長方形，下承四柱足

器腹四轉角、上下緣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

高133厘米、口長112厘米、口寬79.2厘米

形制巨大，雄偉莊嚴

以雲雷紋為地，器耳上飾一列浮雕式魚紋

耳外側飾浮雕式雙虎食人首紋，腹部周緣飾饕餮紋

柱足上部飾浮雕式饕餮紋，下部飾兩周凸弦紋

器腹部內壁鑄「司母戊」銘文

「戊」是商王母親的廟號

「司」（另有說為「後」）最初由郭沫若考證為「祭祀」之意

但現在認為不做動詞，「司母戊」三字為身份名詞

表明此鼎是為「司( 嗣) 母戊」所作的

據考證，「戊」為商王祖庚(或祖甲)的母親

歷史文獻中有關中國商王朝的記載，最早見於《尚書》、《詩經》、《史記·殷本紀》等典籍，均很簡略 。

因此，在記有商王世系的殷墟甲骨出現前，商王朝是否真的在中國歷史上存在過，曾受到了很大的質疑。（更多精彩內容，請關注微信公眾號：明清傢具研習社）

1899年，王懿榮發現了刻有文字的中藥「龍骨」，隨後，羅振玉派人實地調查發現了安陽小屯村，隨後羅與王國維對根據甲骨卜辭中內容進行詳細考證並證實了《史記·殷本紀》中所載的商王朝世系是可信的並作出了一些糾正，也確認了洹水南為殷墟的記載是可靠的。

殷墟的發現，將我國的信史提前到三千多年前，是對當時疑古之風最有力的反駁。

而1928年開始，由蔡元培、董作賓、李濟、梁思永參與的對殷墟的發掘，也成為了中國近代考古學的開端。

司母戊鼎的製作者——商王祖庚(或祖甲)，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初步結果來看，為晚商時期的商王，那麼「戊」則為武丁或祖庚的配偶。根據斷代工程來看，商王武丁在位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250～前1192年。也即是說，這樣的一個形制碩大的器物，最初的製作時間距今至少已有3200多年。（更多精彩內容，請關注微信公眾號：明清傢具研習社）

由於司母戊鼎是被農民在田間偶然發現而不是考古發掘出土的，所以沒有其他器物相伴出現，但是根據「戊則為武丁或祖庚的配偶」的推斷和此鼎整體器物風格的比較判斷，司母戊鼎的製作年代與殷墟婦好墓出土器物所處年代基本一致（或較婦好墓稍晚一些）。

殷墟婦好墓出土「司母辛」鼎

殷墟婦好墓出土銅鉞

殷墟婦好墓出土銅鉞上的雙獸「食」人形象

&司母戊鼎耳朵上的同類形象

青銅，指純銅與錫的合金

青銅的英文「Bronze」，從義大利文而來，有別於銅與鋅的合金——黃銅「Brass」。根據合金成分中錫、銅、鉛等比例的不同，可具體細分性質，西周金文中的「金」與「吉金」指的只是銅，並非嚴格意義上的青銅。（更多精彩內容，請關注微信公眾號：明清傢具研習社）

經測定，司母戊鼎的合金成分為：錫：11.64% 銅：84.77% 鉛：2.79%

其配比與戰國時期《周禮·考工記》中記載的「鐘鼎之齊，六分其金而錫居其一」（含錫百分率14%左右）記載相符合，可見商代時的合金冶煉技術在幾個世紀中的流傳延續。

同時，司母戊鼎既大且重，現重833公斤在當時所需要的銅液至少要1200公斤。根據推斷，單僅是「澆鑄」這一道工序，就需要將近300人同時分工協作。

澆鑄，僅僅是製作這樣一個大鼎的最後一道重要工序。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個形制碩大的器物，除雙耳為分鑄外，其餘部分全為渾鑄一次成型。（更多精彩內容，請關注微信公眾號：明清傢具研習社）

從金屬原料的開採、合金的配比冶煉，到陶模陶范的選料、製作，到幾百人的同時澆鑄，再到最終的成型、打磨、補鑄，這其中每一步就算是放到科學技術發達的今天，都仍非易事。顯然，三千多年前的商人所具備的資源調動力、生產組織規劃能力要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更多精彩內容，請關注微信公眾號：明清傢具研習社）

之前的文章里，筆者提過，中國五千年前便有了青銅冶鑄技術，但標誌著中國青銅時代真正開始並顯現出絕無僅有的原創性與獨特性的，是使用複合范鑄造法製作的複雜容器。這一技術始於二里頭時期，在商代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詳情可見文章：我到底姓夏還是商？ | 喜雅學術）

而殷墟時期（即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的青銅器製作，一方面達到了技術與藝術上的巔峰，另一方面也是後世「鐘鳴鼎食」的「禮樂制度」的根基。（更多精彩內容，請關注微信公眾號：明清傢具研習社）

《左傳·成公十三年》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記載向我們昭示了「祭祀」與「戰爭」或「祀禮」與「軍禮」在古代國家運轉中至高無上的地位。而青銅製品，則是「祀與戎」中至關重要（沒有之一）的物品，為統治階層維護統治所特有。

重要戰略物資是國家專控的，國家能夠通過將遷移人口到主要物資的生產地區、在主要的交通要衝設立據點、控制技術生產者，來壟斷重要物資的生產和流通。青銅器的製造，則是中國早期國家控制的最重要的手工業。

一方面，銅作為一種重要的自然資源，它的開採、熔煉等原料獲取由國家嚴格控制；另一方面，鑄造複雜青銅器物的技術，必為特定族群所掌握。（更多精彩內容，請關注微信公眾號：明清傢具研習社）

可以說，當時所有的城市擴張、軍事控制、戰爭對抗，無不伴隨著對銅資源與冶鑄技術的爭奪。這種國家壟斷，亦是早期中國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制度的體現。

從周武王滅商奪得商王的「國寶」九鼎，成王遷都鎬京舉行「定鼎」之儀，到楚莊王千古遺名的「問鼎」軼事再到秦昭王滅周遷九鼎至咸陽，可以說，「鼎」在封建王權里的代表和象徵意義是顯而易見的。也可以說，司母戊青銅鼎這個代表了早期封建國家最高統治權力的象徵器物，作為我們國家博物館的鎮「國」之寶，名副其實。（更多精彩內容，請關注微信公眾號：明清傢具研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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