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幽」琴《李伯仁所藏及經眼之琴》

節選自《湘籍琴家李伯仁研究》

第三章

李伯仁所藏及經眼之琴

唐琴「獨幽」為靈機式,琴面漆色黑紅相間,琴面有梅花、蛇腹斷紋,底板有牛毛斷紋。龍池上方刻有狂草「獨幽」 二字,池內有隸書腹款「太和丁未」四字,鳳沼上有「玉振」方印印章。琴尾右刻琴家楊宗稷題詩:「一聲長嘯四山青,獨坐幽篁萬籟沉。法物船山留手澤,況兼玉振太和琴」。左刻李伯仁題字:「右詩九疑師題,本船山琴也,太和乃唐文宗年號,《湘綺樓日記》以為雷霄斫,`玉振"與武英殿長安元年琴印同,蓋鮮於伯機印,李靜注。」,文後刻「伯仁印」。

「獨幽」琴,因是傳世千年的晚唐宮琴而被世人奉為至寶。多年來,對於該琴的各類報導也不絕於縷。目前它藏於湖南省博物館,曾與館藏「鶴鳴秋月」琴一起送往北京展覽,被鄭珉中先生謂為「鑒定唐琴之標準器」,成為館藏古琴中的鎮館之寶。然而世人對「獨幽」 琴的了解大多來自於刊載於《今虞琴刊》中的《玄樓弦外錄》。但尚有部分史料為大家不為熟知,故筆者將據李伯仁所載詳細地敘述「獨幽」琴之始末。

(一)「獨幽」琴的歷史流傳

1、「湘西草堂」掘名琴

李伯仁《玄樓弦外錄》記載了 「獨幽」琴曾經為明末清初的衡陽王船山先生所珍藏。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萎齋,湖南衡陽人,著名的思想家,因晚年居住在衡陽石船山上,故人又稱「船山先生」。王船山一生有數個居住屋,晚年則在衡陽的石船山上搭築草堂,注書立著,直至逝世。此草堂就是曾經擺放「獨幽」琴的「湘西草堂」。無人知曉王船山先生如何獲得「獨幽」琴,李伯仁記載了如此一段離奇的故事:

據傳,王船山先生在「湘西草堂」習書時,時常見草堂庭中夜晚發出翠綠色之光芒。尤其在陰雨天,此夜發奇光的現象更加顯然。因此先生便在發光處挖掘,驚訝地發現一石匣,其形制似棺槨。打開石匣一看,內有長約三尺的錦袋,十分秀美。然錦袋內則有一床古琴！先生對其珍於拱璧之間,作為家傳之寶。此為李氏所載「獨幽」之問世傳奇.然另有一件奇聞。王船山先生的「湘西草堂」久建材損,「獨幽」依然掛在壁間,但己經殘敗不已。某日,大雨將草堂的牆壁注塌,而唯獨所掛「獨幽」琴之牆卻矗立未坍,這使得眾人異常驚奇。

然則這破土得琴、雨注琴立的故事也僅是李伯仁聽聞而來,其真實性還有待進一步地考證。王船山先生的詩文集中有一首《九昭》詩提到此琴,詩云:「附雲門之青瑟兮,悼傾耳之獨幽,改繁聲以申悲兮,介師延而相將」。從這蓼寥數句中,尚且能勾勒出王船山先生晚年在注書立著的同時,以琴、以音樂為伴之情景。

2、「衡陽程氏」得遺琴

不知時過多久,王船山家傳的「獨幽」琴流入到他人手中。李伯仁1919年於北京寫下了 「獨幽」琴照片的識文,題名《己未九月朔題獨幽琴照片於北京》。其首句點明「獨幽」是「此衡陽程氏家傳,王船山琴也……」 。

李伯仁未詳述「衡陽程氏」為何人,但此人和王船山先生皆為衡陽人氏。筆者推測有能力收藏此名貴唐琴,當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文化涵養或為琴之知音。王船山逝世於清朝初期,能收藏他的琴也當是清朝至民國初期之間氣而清朝時期衡陽程姓且又家世有名者,有一名為程商霖者,不知是否為此人。

3、伯仁千金換「獨幽」

楊宗稷《琴學叢書》之《藏琴錄》載「獨幽舊藏衡陽王船山先生家為人所得李君又從其人得之」 ,李伯仁乃「輾轉南朔以千金」以購得。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其花費要高出十倍於他的「飛泉」和「萬壑松風」琴。他於1931年寫道:「…獨幽為王船山所藏,唐雷霄琴,見《湘綺樓日記》,歸餘又十餘年矣……」。另外他曾於1919年寫下了《己未九月朔題獨幽琴照片於北京》。由此,則可推測李伯仁之 「獨幽」琴至少購買於1919年。

對於用重金換來的「獨幽」琴,李伯仁視之如珍寶,恐有任何異恙。為保護其琴不流落至外,他於民國十五年(1926)將「獨幽」琴藏於長沙的麓雲里舊宅內。民國十八年(1929) 1月31日早上八時, 李伯仁便抵達長沙麓雲里舊宅,他將與親人同度己巳年新春。一抵家李伯仁便迫不及待地「上樓觀獨幽、歸昌」二琴,所幸均完好無恙。1930年9月7日,李伯仁收到三弟李毓堯的書信,李毓堯在其書信中向李伯仁告知了家裡的近況,得知「長沙自祖母以下悉南行」, 李伯仁則十分擔心「獨幽」琴,言「今所慮者,惟獨幽矣」。1931年他在日記中也曾回憶道「去年共禍時時念之,今幸無恙也」 ?。

在李氏眾多藏琴中,其「獨幽」與「飛泉」、「百納」、「萬壑松風」 作為隨身攜帶的四張琴,在其天津居處還有一個「獨幽琴室」,《九疑山人楊時百先生琴事記》一文就是在此完成。以上種種,足以看出李伯仁對「獨幽」琴的重視程度。

李伯仁愛好收藏琴器,亦見過不少名琴。每每看到好琴,都不免要與其「獨幽」作比較。民國十八年(1929) 1月5日晚,李伯仁一人閑坐無聊,翻書偶見「琴名一天秋,為開元雷霄制,不知何如吾獨幽也」。李伯仁曾親見關雅亭收藏之"秋塘寒玉」琴,雖然知曉其 琴之人鮮少,但李伯仁確認此琴為唐雷氏制琴。受關雅亭囑託,李氏為該琴題銘。在李氏看來,比之「秋塘寒玉」,他的「獨幽」還是稍遜一籌,甚至「吾家寒菊獨幽皆不如也。」

李伯仁擁有「獨幽」琴,實為名琴配知音。他曾揮毫為「獨幽」題詞:「維茲雅琴兮,有唐之寶流離人間兮,埋之芳草飲逢君子兮,取以為好激逸,響於湘江兮,堪此德於遺老,何今世之茫茫兮,嘆值風流之擾擾.集京華以自鳴兮,如出谷之黃鳥.誰為知音兮,哀此窈窕」「獨幽」曾是王船山家傳之琴,若能有王船山親筆手跡配之,實為一件美事。李伯仁就曾親眼見過王氏手跡,但遺憾的是手跡為別人所珍藏,不能歸為己有與「獨幽」為伴。1948年,李伯仁與友人外出拜訪時偶遇周鰲山等人,周氏「出王船山手鈔噩書見示,勻秀剛健,有如其人,惜未能羅致伴吾獨幽也」。

此記錄是李伯仁遺稿中最後一次提及「獨幽」琴,不久之後李伯仁便逝世。隨之「獨幽」琴也被送到湖南省文物管理所,又由文管所移交到湖南省博物館珍藏至今。據青年琴家陶朔先生口述,聽聞土地改革時期,李伯仁被視為地主階級。李氏曾想將「獨幽」琴贈予郭沫若先生以尋靠山,郭沬若未敢收受,建議其贈予博物館。此說之真假尚有待考察。

(二)「獨幽」琴器的考證

「獨幽」貴為唐琴,琴上遺留了古今名人的刻工與手跡,這些遺留成為研究古琴藝術文化的窗口。筆者就其琴名、斫琴者、琴銘、印章四個方面進行一番梳理。

1、琴名

目前所見記載「獨幽」琴的文獻,琴名皆為「獨幽」。筆者翻閱 《今虞琴刊》，查得《古琴徵訪錄》部分有兩處記錄該琴,琴名一記 為「獨幽」 （「獨」乃「獨」字繁體),一記為「猶幽」,現將兩琴信息繪表如下:

這兩琴實為同一張琴,即「獨幽」琴。因所見李伯仁收藏之十餘床中古琴中,唯有「獨幽」琴的琴名中有其「幽」字。而「猶幽」琴的「唐文宗太和丁未」款識是最直接的證據,傳世十餘床唐代古琴中也僅有「獨幽」年代為「太和丁未」。故《今虞琴刊》記載的「猶幽」琴就是「獨琴,把「獨」字記為「猶」字或是刊誤所致。

2、斫制者

關於「獨幽」之斫者,李伯仁於《玄樓弦外錄》載「《湘綺樓日記》以為雷霄所斫」。李氏精於古琴,愛好收藏,經眼不少名琴, 自然也精於琴器年代的鑒定。尤其是雷琴,是琴人都想見識與研究的對象。李伯仁早期就曾經見過兩張雷琴,其一就是「秋塘寒玉」,上文曾提及。對於這張琴,李伯仁堅定地稱道該琴為雷霄所斫,語氣絲毫不含糊,表明對雷琴有相當的了解與研究。且李氏雖偶有年代鑒定上的不確定但絕不信口而言。王闓運認為「獨幽」是唐代雷霄所研,李伯仁卻未明確表明此琴就屬雷氏琴,而以轉述之語氣示人。

「獨幽」琴之斫者,尚存另一種說法。《今虞琴刊》之《古琴徵訪錄》「獨幽」琴一欄下,「斫者修者」填為「李子勉作」 。李勉也是有唐一代的研琴名手。李勉所斫這一說法是李伯仁所說還是別人所填,已無從考證。

按此琴腹款有「太和丁未」四字,唐文宗大和(又稱太和)元年,即公元827年,經專家鑒定為晚唐宮琴無疑。鄭珉中先生指出,「獨幽」即非雷霄也非李勉所研。因雷霄是盛唐時期人,而「獨幽」為晚唐琴。而唐代之李勉(717—788),至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年)時,已去世39年。故兩位斫琴家在世時間與「獨幽」琴的斫制年代均不相符。

3、琴銘

「獨幽」琴有楊宗稷先生之題詩:詩曰「一聲長喊四山青,獨坐幽篁萬籍沉。法物船山留手澤,況兼玉振太和琴」 此詩是楊宗稷 於1928年所題。李伯仁兩種《玄樓弦外錄》版本所記皆有些許差異: 其一,《今虞琴刊》本記為「一聲長嘯四山青,獨坐幽篁萬籟沈。不是船山留手澤,誰傳玉振太和琴」,與琴上所刻銘文有三處不一致。 鄭珉中先生指出,「楊氏題詩的後一聯,琴尾刻者與李氏之文略有出入,當系李氏撰文時所易」,其觀點很合理,第二句末字也相異。 其二,《玄樓弦外錄》稿本記為「一聲長嘯四山青,獨坐幽篁萬籟青, 獨坐趣篁萬籟沈。不是船山留手澤,誰傳玉振太和琴」。詩有五句, 句式上顯然不對稱。第二句與第三句僅有末字之差,應是李伯仁書寫之誤。

琴尾左部還刻有李伯仁題字,其中有「右詩九癸師題」句。專著 《中國古琴珍萃》，《音樂文物大系(湖南卷)》，論文《湖南省博物館藏古琴考辨與研究》、《雅音傳千古 湖南省博物館藏唐琴兩種》 皆述為「九癸」 二字。而鄭珉中先生在《湖南省博物館送北京展出的兩張古琴》、《漫話〈中國古琴珍萃〉中的唐琴(中)》、《唐琴辨 -——再論唐琴的特點及其真偽問題》中述.為「九疑」或「九嶷」。筆者以為,刻於琴上之「癸」與「疑」,字小而形似,易誤。若為「九癸」,或指其題詩時間。但李伯仁在《玄樓弦外錄》中明確指出楊宗稷題詩時間為「戊辰五月」 (按:民國戊辰年為公元1928年),故「九癸」並非指題詩時間。筆者認為「九癸」 二字當為「九疑」。如 此,李伯仁題字的意思便清晰明了,楊宗稷號「九疑(嶷)山人」, 李伯仁為其弟子,故稱「九疑師」。李伯仁之意則是要表達「右詩九疑師題」。

4、印章

鳳沼上刻二寸方印,上有篆書「玉振」 二字。李伯仁在題識中雲 、 「『玉振』與武英殿長安元年琴印同,蓋鮮於伯機印」。

鮮於樞(1256—1302),字伯機,號困學山民,元代著名書畫家, 晚年居住書屋名為「困學齋」。其「風流文雅善歌詩」,「與李仲芳高彥敬梁貢父郭佑之皆以北人仕宦於南俱嗜吟喜鑒定法書畫古器物」。其《困學齋雜錄》內有記載各家收藏的古器、書畫等。至今北京故宮博物館藏有他曾經收藏的器物。鮮於樞不光愛好書畫器物,對古琴也尤為喜愛。他在書屋「 寘書箅琴瑟其中古鼎彝環列左右」,《困學齋雜錄》中也錄有「京師名琴」 33張,其唐琴居多。然真如李伯仁所說,「獨幽」琴上之「玉振,印乃鮮於樞所為?

除「獨幽」琴上有「玉振」印外,目前尚有四張傳世唐代古琴上有此印,即「鶴鳴九皋」、「枯木龍吟」、「大聖遺音」、與「飛泉」。其中「大聖遺音」琴上有「玉振」印和「困學」 二字,西園主人溥侗斷定該印和「困學」 二字為鮮於樞所為。筆者收集鮮於樞作品的落款及印鑒,如《王安石雜詩卷》為「鮮於樞」、《蘇試海棠詩卷》為「困學民」、《草書唐詩卷》為「漁陽鮮於樞」、《麻徵君透光古鏡歌帖》為 「困學齋」……等等作品,皆未有署名為「困學」 二字的落款。鄭珉中先生認為判定「大聖遺音」琴上之印乃鮮於樞所為的說法不確切, 並提出了傳世唐代古琴上的「包含」、「玉振」、「清和」三種大印應是與琴名同時鐫刻之說法。

實李伯仁所言「『玉振』與武英殿長安元年琴印同,蓋鮮於伯機印」之題識有誤。楊宗稷《琴學叢書》之《藏琴錄》「龍門寒玉」下有「虞君得鶴鳴九皋與李君伯仁所藏獨幽及飛泉錫君寶臣藏大聖遺音武英殿陳列長安元年制者五琴池下皆有印方二寸玉振二字……」。 由此可知,李伯仁與楊宗稷一致認為武英殿長安元年琴上的印鑒為 「玉振」。通過鄭珉中先生的考證得知,武英殿長安元年琴即台此故宮博物院的「萬壑松濤」琴,琴上印鑒為「玉泉」,而非「玉振」。先生推測楊宗稷是據別人分紹而記錄此琴,未有親眼目睹,故把「玉泉」 誤為「玉振」。所以,李伯仁同樣誤認了。

附圖錄照片兩張

藝術欣賞

郭關簡介：生於湖南，畫家，古琴家，道教全真派道士。作品涉及書畫、音樂、斫琴、裝置等領域；曉音律、好古琴、喜操《幽蘭》《廣陵散》；二零零六年閉關參禪一年，出關後系統研習中觀、唯識學，畫風大變；二零一三年入龍虎山修道，通齋醮科儀；其曾就學於人民大學，宗教哲學碩士。作品多次參加全國美展、被國內外藝術機構及收藏家收藏。現「郭關繪畫全球巡迴展」已在台灣、佛光山、英國、墨西哥等地圓滿舉行。台灣建立有「郭關藝術館」，長年展示郭關作品數百件。

《平沙落雁》 古琴演奏： 郭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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