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丹：相術、符號與傳播——對「朱元璋相貌之謎」的考析與解讀
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里，異人必有異相。如古代帝王，幾乎無不具有「奇骨」「重瞳」「龍章鳳姿」等一些典型的外貌與形體特徵。但沒有哪位帝王的相貌，像明太祖朱元璋那樣充滿傳奇色彩。朱元璋存世畫像有正像與異相，或稱真容與疑像之別。為什麼一個人會有兩副面孔？朱元璋相貌之變的推手是誰？這兩副容貌是如何在文本與圖像中形成並廣為傳播的？本文將通過對文獻與圖像兩種歷史材料的追蹤，探析朱元璋相貌之變背後的政治與文化意涵。
一、朱元璋的「異相」的由來
1、《明史》所記郭子興「奇太祖狀貌」事
據《明史》記載，朱元璋的相貌，對其發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郭子興傳》記子興據濠州，太祖往從之，「門者疑其諜，執以告子興。子興奇太祖狀貌，解縛與語，收帳下，為十夫長，數從戰有功。子興喜，其次妻小張夫人亦指目太祖曰：『此異人也。』乃妻以所撫馬公女，是為孝慈高皇后。」
「正史」的記載令人印象深刻，是支持朱元璋異相說的重要文獻基礎，有必要對其史源加以梳理。
其實，朱元璋曾撰《紀夢》一文，回憶他入城之際為人所執，「城門守者不由分訴，執而欲斬之。良久得釋，被收為步卒。」其中並無郭子興「奇其狀貌」的內容，甚至沒提郭氏出手相救之事。
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為滁州郭子興廟立碑，《敕賜滁陽王廟碑》根據朱元璋本人提供的材料說：「（上）抵其城，為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王（郭子興），王親馳活之，撫之麾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為親兵。」
《滁陽王廟碑》相比《紀夢》，補充了郭子興「親馳活之」的情節，稱拔擢他為親兵，是因為「間召與語，異之」，當是異其談吐，未及其相貌。
顯然，朱元璋兩次自述，都沒提到自己的相貌。
然而《明太祖實錄》記述此事，已發生變化：「門者疑以為諜，執之，欲加害。人以告（郭）子興，子興遣人追至，見上狀貌奇偉異常人，因問所以來。具告之故。子興喜，遂留置左右。」朱元璋得郭子興知遇之故，已由「與語異之」潛變為愛其「狀貌奇偉異常人」。
郭氏次夫人之語，亦見《滁陽王廟碑》，稱郭子興欲為朱元璋擇配，「次夫人忽惋惜謂王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使為他人之親，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次夫人謂朱元璋「舉止異常」，是稱讚他才幹出眾，亦非詫其容貌。
通過對文獻的追蹤，可知《明史》所記朱元璋初從軍時，因其「狀貌」異常而獲得特別的機遇，殆非朱元璋口述原始史料的本意，在傳播過程中已發生變異。其變化之始，可追溯到永樂間重修的《明太祖實錄》。
2、朱元璋「異相」始見於永樂中年官方文件
永樂初所修《天潢玉牒》，記明太祖開創事迹，該書載有許多奇異事件，為明王朝的開國史披上一層神秘面紗。如謂朱元璋微時，「往來濠城，有一奇士，指太祖言：『此非凡人。』因避而弗敢入城」。這是筆者所見太祖之「奇」的最早文本。這位「奇士」指朱氏為非凡之人，至乃遜避不敢與之同城，可是沒有說明朱元璋奇在何處。
到永樂十一年（1413）建孝陵神功聖德碑，已著力刻畫朱元璋「非凡」的外貌：「（上）龍髯長郁，然項上奇骨隱起至頂，威儀天表，望之如神」。碑文中的朱元璋，生著一部長而茂密的龍鬚，項上「奇骨」隆起，隱然上行，直至頭頂，確乎一副駭人的異相，或更確切地說，是一張具象的「龍顏」。
然而朱元璋的「奇骨」並非天生，而是在他登基前不久突然形成的。事見《明太祖實錄》卷二八，吳元年十二月戊申條：「上夢人以璧置於項，既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葯傅之，無驗，後遂成骨隆然，甚異。」
今見《太祖實錄》為永樂九年至十六年的三修本，與碑文同一時期。考慮到更早的《天潢玉牒》尚未將朱元璋的「非凡」坐實，孝陵碑出現「項上奇骨」而未明其故，唯實錄介紹最詳，因推斷其演變過程應是：朱元璋對其出身原本樸實的自述，如「朕本農夫」「淮右布衣」等，到永樂初年已開始添加神異的因子（「非凡人」），但還未形成具體的表象符號。到永樂中年建孝陵聖德碑，這一符號（即「奇骨」）誕生了，並被進一步加工，寫入實錄。實錄的記載更具神秘色彩，實際上起到了為「奇骨」解碼的作用。
夢一類的記事，本在實錄凡例之外，但《太祖實錄》破例記載此事，且將這個在現實中得到呼應的「異夢」繫於吳元年（1367）十二月戊申，別有用心。因為這一神秘事件就發生在朱元璋緊鑼密鼓籌備稱帝之際，他隨即於次月，即戊申年（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乙亥日登基。以彼戊申日暗指此戊申年，所蘊含的象徵意義不言而喻。
事實上，正是《太祖實錄》開始系統地利用相術原理構建朱元璋奇特的容貌特徵。朱元璋由奇人到奇貌的變化，並非野史向壁虛構，它由官方的歷史書寫首先完成，《太祖實錄》反覆渲染太祖相貌的奇偉，是這一轉換的關鍵。
實錄在追述朱元璋少年之事時，贊曰：「上稍長，姿貌雄傑，志意廓然，獨居沉念，人莫能測。」《明史》據此寫道：「（上）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奇骨貫頂」是對「奇骨」的發展，但這四個字在實錄原文里尚未出現，只是到了明晚期始為描述朱元璋容貌的經典用詞。《明史》乃徑采之，羼入歷史文本中，實際上是用後起的觀念對歷史本態進行追改式的重寫。
實錄還記載：已入寺為僧的朱元璋，一日遊方至六安，有老儒相其面曰：「我觀貴相非凡。我善星曆，試言汝生年月日為推之」云云。
前引《天潢玉牒》的「奇士」指元璋為「非凡人」，此老儒也是一奇士，他用相術及星曆之學，準確推出朱元璋非凡的命造。如果我們從官方文獻敘事的連貫性上觀察，會發現，朱元璋之奇與非凡，正由空泛一步步落到實處。老儒相面，是朱元璋「貴相」的最早記錄。
圍繞朱元璋何以發跡，《太祖實錄》做了充分的「理論準備」，它主要的理論工具，就是相術。朱棣與其父不同，在諸般術數里，他比較偏好相術，在其發跡史上，相術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影響必然滲透到實錄等官方文獻的修纂中，成為解構、重塑本朝歷史的工具。當然，對於「得國不正」的他，這主要還是為了服從他自己利益的需要。可以說，朱元璋相貌之變，其子朱棣是第一個「整容師」。
3、「奇骨貫頂」與相術家筆下的朱元璋像
明初著名相士袁忠徹在景泰二年（1451年）編纂《古今識鑒》一書，其中記一個叫鐵冠的方士為尚居人下的朱元璋相面，語曰：
明公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嶽俱附，日月麗天，輔骨插鬢，聲音洪亮，貴不可言。但四維滯氣，如雲行月出之狀，所喜者準頭黃明，貫於天庭。直待神采煥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之日也，應在一千日內。
可看到，此時朱元璋尚未「奇骨貫頂」，還只是「輔骨插鬢」（又叫「輔角插天骨」，以輔骨長聳為上，是清貴之像）。在《古今識鑒》中，有多位士人生有此像，似乎並不甚奇。「奇骨貫頂」就非常尊貴了，指額正面頭骨方正而大（名伏羲骨），上至頭頂百會穴，相書又稱朝天伏羲骨、方伏羲骨，也就是常說的「日角相」，多被視作古代帝王之奇品骨相。
相語中常見龍行虎步、龍姿鳳質、天日之表一類的判語，其實與形容人器宇軒昂一樣，蓋皆泛語，不是具體的體態描繪，「奇骨」卻是一種較為顯眼的體貌特徵。然而，無論是孝陵神功聖德碑，還是《太祖實錄》，它們所描繪的項上奇骨，與此並不相類。所謂「奇骨貫頂」，應是後人借用相術辭彙對朱元璋「奇貌」所作的符號化的再概括。
雖然孝陵碑與實錄首發「奇骨」之端，但「奇骨貫頂」一說還未出現在《古今識鑒》里，而到明晚期何喬遠撰《名山藏》時，已稱「太祖日章天質，鳳目龍姿，聲如洪鐘，奇骨貫頂」，全然為相學家口吻。由於《名山藏》出世較晚，作者應受到當時流傳的太祖異相的影響，可能屬於「看圖說話」。又由於相術的廣泛影響，相家術語強烈滲透到文藝創作及人們的日常話語中，「奇骨貫頂」之類多屬俗語套話，未必一定都有史料的淵源與依據。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識鑒》對朱元璋容貌「天地相朝，五嶽俱附，日月麗天，輔骨插鬢」的形容，已與傳世的異相或丑像頗為相似了。天地是指天庭和地閣，分別象徵額頭和下巴，相朝之狀，是形容其突崛相對——異相的朱元璋，不正長著一張兩頭彎彎的鞋拔子臉（或稱「豬龍形」）嗎？
考慮到鐵冠此人都不太可靠，則他所稱的「明公狀貌非常」，很可能就是袁忠徹本人的生花妙筆，不過借鐵冠做代言罷了。顯然，這副以相術理論為依據寫出的太祖容貌，已較官方欽定的版本有了更大的豐富，加進了相術家自己的想像與改造。
如果說，永樂時期的碑文、實錄，為朱元璋這位開國皇帝的「形象建設」，指出了一個神性的方向。這有一個過程，那麼到袁忠徹奉敕輯纂《古今識鑒》時，已「實證」地推出一個頗具異相的太祖皇帝了。
明中期正統、景泰時的太祖御容，已經顯出奇異的特性，但還走得不太遠；至少這時，朱元璋的臉孔上還沒有「黑子」，奇骨還未貫頂，「龍顏」也還沒有異化為一副醜陋不堪的豬龍之形。
二、朱元璋「異相」中的符號意蘊
隆慶中任南京工部尚書的張瀚回憶曾於南京武英殿見太祖御容，其像「眉秀目炬，鼻直唇長，面如滿月，須不盈尺，與民間所傳奇異之像大不類。」從其記載來看，到明代中晚期，太祖異相已在民間廣為流傳。比如萬曆時人張萱之父在雲南作知縣時，曾於黔國公府「摹高皇御容，龍形虯髯，左臉有十二黑子，其狀甚奇，與世俗所傳相同，似為真矣」。後來張萱在京為官，「始得內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須髯皆為銀絲，可數，不甚修，無所謂龍形虯髯、十二黑子也」。較之只有京官才能瞻仰的太祖正像，異相傳播更廣，留給人們的印象更為深刻。
那麼是否能為朱元璋異相的產生及流傳設定一個時段上限呢？這裡先提供一些與朱元璋相貌有關的旁證材料，如朱元璋侄子朱文正，「貌類高帝」。宗室中，憲宗第十三子榮庄王祐樞，也是「狀貌類高帝」。這兩位王子都和朱元璋長得像，但沒有他們相貌怪異的記載。臣子中也有「貌類」的，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進士山陰人陳思道，仕至禮部侍郎，此人生平「有二異」，其一就是「貌酷肖御容」。然查張岱《越中三不朽圖贊·陳行父公像傳》所存陳思道官服像，其面容並無奇處。
成化進士陸容記：「聞蘇州天王堂一土地神像，洪武中國工所塑。永樂初有闔百戶者，除至蘇州衛，偶見之，拜且泣。人問故，雲在高皇左右日久，稔識天顏，此像蓋逼真已。」此事祝允明《前聞記·天王堂土地》亦載。陸、祝二人都是明中期蘇州人，在他們的記述中，均未提到朱元璋相貌怪異。
綜合以上明初至明中期人「貌類高帝」的材料，似可推斷，在明代中期前，朱元璋怪異之像尚未廣為流傳；朱元璋完成由「奇貌」向異相的轉變，大約在嘉靖時期，其後始大量出現太祖異相之記載及繪畫。
三、對朱元璋「異相」及其傳播的政治文化考察
1、對朱元璋異相為「疑像」的簡單辯說
異相中的朱元璋，容貌險奇怪異，有的還滿臉布有黑子——這是一副驚人的相貌。對其真實性，歷來討論頗多，有信以為真容者，也有人視之為疑像。
趙汝珍《古董辨疑》說：「朱元璋傳世之御容有二，一為溫文儒雅、五官端正者，一為雄豪奇偉、深目長頰者。二者均常見之，南薰殿各代帝王像，二像均有之。數年前南京明孝陵之享堂尚同時供此二像。明太祖亦同常人，絕不能有二像，是其中必有一偽，惟孰真孰偽，前人未有紀錄，憑空推想亦難確定。但以理推之，當以深目長頰者為真，蓋此像跡近侮辱，含有朱豬之意，若非真像，在專制時代無人敢為之，況其子孫又奉祀之，其必為真像，蓋可知也。」
趙氏之見實存罅漏，如謂「數年前南京明孝陵之享堂尚同時供此二像」，已在清末，恐怕難稱「（朱明）子孫又奉祀之」吧！一個人長那樣一副尊容，是難以想像的，所以許多人雖然不做定論，還是傾向認為丑像「非真」，如明人王圻編集的《三才圖會》，即不取異相。
其實，與畫像孰真孰假的推想之詞比起來，對朱元璋一人而具兩副容貌做出解釋，更具價值；其中持「疑像」說者最多，又有三說：
其一，明末清初人談遷說：「太祖好微行察外事。微行恐人識其貌，所賜諸王侯御容一，蓋疑像也。真幅藏之太廟。」此說似難成立，其本身就存在矛盾：微行恐人識其貌，與賜諸王侯御容何干？難道「諸王侯」還會不識今上真容？且朱元璋在位，主要依靠公朝理政，經常臨朝親斷政事，何曾擔心臣民會認得他！何況好多朱元璋「微行」故事，還是後世野史敷衍出來的。
其二，清初人宋起鳳《稗說》說，南京二寺有兩種朱元璋御容，靈谷寺者為一草本（大概指不設色的紙本），其像「望若龍狀」；雞鳴寺者為「五官端好」「面無纖痕」的彩繪圖像。「二處凡游者，必請主僧展禮。兩地迥殊，不知其孰是。或曰靈谷者上令工為之，宣威外域爾，非真也」。
其三，與上說近似，但不稱「宣威外域」，說是朱元璋在得天下前為威服世人偽造的。
當元運已終，天下大亂之時，第一個以相貌之奇來主動承受天命的，是布販子出身的徐壽輝。《明史·徐壽輝傳》載：「元末盜起，……奇壽輝狀貌，遂推為主。」似乎朱元璋也希望有一副徐壽輝那樣有號召力的臉孔。此說很為人深信，因為它為朱元璋不合常理地擁有兩種面容，且異相太過驚人，提供了一個看似合理的解釋。
然此說實難成立。因為徐壽輝很快為部下所弒，朱元璋應該很清楚，在那樣險惡的環境下生存，一副奇貌是靠不住的。如果說他欲借一副由天命符號構成的寫意麵孔，來傳達他才是真命天子的訊號，就更不可信了。因為朱元璋即便已為江南兵力最盛的諸侯，仍在名義上依附於韓林兒龍鳳政權。這是他長期堅持的韜光養晦的策略，假造異像之說，有違於此。
以上三說皆認為異相出自朱元璋刻意的偽造。然而「異人」之像，「奇」固然重要，還須配一「偉」字，「奇偉」之像才是完美的。歷代帝王畫像，雖然都會在造型中融入一些符合相理的特徵，如大耳、豐准、廣額等，並且成為古代造像的基本手法；畫師們在追求面容相似的前提下，都會表現渲染一下這些代表尊貴的符號。但前提是，必須符合大眾基本的審美觀，尤其是面容。漢高祖劉邦就是一位「隆準而龍顏，美須髯」的美丈夫，他也有「七十二黑子」，但長在左股上，而不像朱元璋，滿臉落花，實在破相得很。反觀朱元璋的怪像，卻是那樣醜陋不堪，甚至十分猥瑣，毫無貴氣可言。朱元璋常常自擬漢高祖，甚至還覺其輸於己，他會以那樣的醜態來自貶嗎？
2、朱元璋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是其迥然相異外貌的基礎
朱元璋的本像絕不如此駭人，只是他的兒子朱棣在篡位後，對開國歷史進行了重塑，一個重要表現是：洪武朝的異人與異跡驟然增多；永樂以後，與朱元璋有關的各種聖瑞與「神跡」的傳說更如井噴，一個神化、傳奇的朱元璋逐漸從其平常人的面貌中脫脫而出。
通過前文對文獻及圖像的追蹤，不難發現，這兩種歷史材料的演變大致是相對應的。從朱元璋的相貌被泛泛地形容為「姿貌雄傑」「異常人」，到符合相術上「輔骨插鬢」的特徵，再升格為極貴的「奇骨貫頂」，體現出一個發展的過程，大致經歷了整個的明朝中前期。其表現便是朱元璋的容貌越來越奇，也越來越「丑」。換言之，朱元璋的容貌在傳世的過程中，經歷了改造、加工，不斷被添進一些具有特殊意義的信息符號，如奇怪的臉型，突出的五官特徵，以及12、24、36、72不等或「盈面」的黑痣等，最後變成一副「豬龍」之形。異相中朱元璋相貌並不完全相同（如有的就沒有黑子），正是加工者手法、觀念及心態不同的表現。它是民間的集體創作，遠比宮廷畫家的「稍加穆穆之容」要大膽和沒有顧忌。
這個過程又與時代大變遷的背景下，朱元璋形象的迅速演變相對應。
首先應指出，朱元璋先有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才會產生兩副迥然相異的面貌。明中期以後，本朝太祖的形象，變異速度加快，在大眾觀念中的「人格」發生分裂：一方面，他是雄才大略的曠代聖主和明君，一方面，他又是超級嗜血的暴君和兇徒，在野史、筆記、口傳、戲劇中出現了大量描寫他無知、猜忌、多疑、濫殺的故事。其情節或真或幻，或虛或實，但他殘殺畫工的眾多傳說，則無疑加劇了人們對他真實容貌的懷疑。張瀚就猜測說：「相傳太祖圖像時殺數人，後一人得免。意者民間所傳，即後一人所寫，未可知也。」
與其正像為官方標準像，而異相多被民間奉為真身一樣，朱元璋聖明的正面形象是官方、正史的語言，而那些摻雜了各種離奇、驚駭內容的故事形象，主要出自民間的演義與加工。當然，朝野之間沒有不可跨越的鴻溝，它們是積極互動的，如本文指出的，朱元璋相貌之變，發軔者正是官方，但相貌如何繼續演變，卻成了民間的自由創作，超出了官方的控制。但宮廷和上層後來也部分地接受了太祖皇帝那張不同尋常的丑像，否則黔國公府也不會尊藏懸掛——由於相學思想對各階層人士的普遍性影響，即便朱元璋的子孫，對其祖先那些與正像不合、不雅，但是顯出「雄奇」的異相，也不會感到不滿，甚至還可能津津樂道。
朱元璋的形象塑造，其基礎是人們對開國歷史的集體記憶，而誘發其變的指針，則是不同時期的政治形勢與需要。明中期以後，政治腐敗，國勢日衰，懷舊之思成為人們宣洩不滿的一個窗口（萬曆年間海瑞重提太祖以剝皮重典懲貪的舊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國內矛盾重重，北虜南倭，交相來襲。當國家和社會面臨嚴峻的危機，而人們又覺拯溺無力時，太祖皇帝「掃孽胡而握漢統」的開創之功，以及在位期間強力整肅吏治，實現政治清明的「偉大功績」，就更令人稱羨懷念了。太祖何以「不階寸土一民」而得天下？成為士大夫和普通百姓久議不衰的話題。而對這樣一個問題，當時人只能用「天命」來解釋。
如何察知天命呢？往往依靠包括相士在內的各類術士、方士的中介。
明代方術之風甚盛，尤其是成祖憑著一副龍顏得天下後，相術與政治的結合愈加緊密，愈為突出。如成化十二年的「侯得權之變」，侯得權本是一遊方僧，止因有一副「奇貌」，就不斷有術士奉承他是天子的貴造。他初時尚不自信，直到有術士拿也當過和尚的朱元璋來鼓勵他，他才篤信，以為只要相貌足夠「奇」，命中就一定有非分可希。侯得權迅速擴大了他的門徒隊伍，就連許多宮廷宦官都甘心拜在他門下，奉他為「上師」。
只憑一副奇像，就想做皇帝，侯得權並非獨例。正德年間，封在寧夏的安化王朱寘鐇，也是聽信術士說他相貌奇偉，輒敢稱兵造反。曾幾何時，相人術被朱棣借來為自己篡逆披上天命的外衣，但他想不到，相術之理也會成為反抗皇朝統治的意識形態。大量相術支配人行動的事例證明，通過相貌特徵來研判人之禍福休咎，在群眾中有著非常堅實的根基，是異常典型的群眾心理。在此語境之下，朱元璋的面孔自然在變形中愈放愈大了。
人們總在試圖探索朱元璋真實的相貌。其實，根據傳播學理論，所謂真實，包括三個層次：客觀真實、媒介真實和心理真實（即主觀真實）。媒介真實是藉助符號再現的，根據相理「易容」的朱元璋，臉上集中體現了諸多的相學符號，如黑痣、龍形、虯髯、五嶽特徵等；儘管它離開朱元璋的真容（即客觀真實）已不啻千里，但媒介真實比起原態之物更為飽滿、精彩而多幻。在朱元璋面貌及形象的傳播中，「真實」通過兩套媒介體系傳播：官方的正史、碑文、玉牒，以及陵寢、太廟等處懸掛的御容等；和民間傳說、故事、小說、戲曲、口碑、私史、私繪帝王圖像等。顯然，兩者都有各自的敘事框架，在傳播中進行有意的選擇、加工與引導，試圖建立符合各自取向的觀念架構。然而它們在議題和符號的選擇上，存在一定的交叉，這兩條線索、兩種真實，交相影響，積極互動，在它們的共同作用之下，形成大眾認知上的「主觀真實」（或稱「受眾現實」）——那就是一個謎一般的傳奇皇帝朱元璋。
人們似乎更樂意接受朱元璋的怪異之像，即便到民國成立，臨時大總統孫文率國府眾僚參謁孝陵時，所奉的仍是一幅朱元璋的異像。這或許是因為，正像中的朱元璋，只是一位器宇軒昂的封建帝王，而那些「丑」而奇特的面孔卻有著更為豐富的文化內涵，隱含了更多的話語，更符合人們對神秘力量的崇拜心理（這也是民間秘密宗教設像的一般特點）。
「朱元璋」這位複雜詭譎的帝王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後人按照自己的觀念、想像和需要集體創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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