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為人類未來收集種子的人走了

■本報記者　姜澎

復旦大學鍾揚教授，是那個曾說過，要給一百年後的上海留下一片紅樹林，在上海造出一條美麗海岸線的人。他果真花了十年在南匯的海邊篩選出一批樹種，如今已有一片小小的紅樹林初長成，而且不用再生活在暖棚里了。他也是那個花了十多年時間，默默在青藏高原收集種子，為了給我們的後代保留足夠生物多樣性的人。

就在上個月，他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還興沖沖地說：「我想好了一百個小故事，要為小學生們錄下來。這些故事都是從一個問題開始，既有趣又有科學性，引導孩子學會提問。」他還想好了，第一個故事從「長頸鹿會不會游泳」開始。

可是，這些紅樹林不會再等到鍾揚周末抽時間去看它們了，而這一百個小故事也很難再繼續下去了……因為這個一輩子都在收集種子的人，在昨天清晨6點多從內蒙古鄂爾多斯趕往銀川的出差途中，遭遇車禍，永遠離開了人世。

「鍾老師幹活，真的太拼了！」

當消息傳到復旦大學，所有人的第一反應都是——「鍾老師幹活，真的太拼了!」早晨6點多就趕路，這對鍾揚來說並不稀罕，他的工作時間常常要到凌晨三四點，常和他打交道的人往往會在半夜一兩點收到他回復的郵件、修改的文章。

鍾揚算得上是一位傳奇人物。過去十多年中，他為國家和上海的種子庫，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四千萬顆種子，在他看來，是為人類的未來儲存下了希望，也是豐富的基因寶藏。

援藏期間，他為西藏大學申請到第一個生態學博士點、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成為西藏自治區第一位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培養出西藏大學第一位植物學博士，帶出了西藏自治區第一個生物學教育部創新團隊。他曾說：「任何生命都有結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懼，因為我的學生會將科學探索之路延續，而我們所採集的種子也許會在幾百年後的某一天生根發芽，到那時不知會完成多少人的夢想。」

前年，他因長期太過疲勞導致腦出血，住院很久。痊癒後，他和身邊同事說，自己已作出三個承諾：第一是不再喝酒，因為長期在青藏高原野外考察，天冷時晚上會喝酒禦寒；第二是短期內不再乘坐飛機出差；第三是暫緩去西藏考察。可是，「除了第一個承諾他做到了，另外兩個承諾沒過多久就被『打破』了。」與鍾揚同年被引進到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盧寶榮教授告訴記者。今年，又有一位鍾揚指導的藏族博士生畢業了。

遵從內心，聰明而有大智慧

1979年，鍾揚初中剛畢業，就考上了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去年，他以自己的藏族名字「索頓」為筆名，為本報撰寫了《一個招辦主任兒子的高考》一文，回憶了這段往事。學了五年信息科學，畢業後的他被分配到中科院武漢植物研究所，一待就是15年，並由此愛上了植物學研究，還擔任了副所長。

2000年，他放棄一切待遇，來到復旦大學任教。他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人就是要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才能不負人生。我對植物學感興趣，在高校搞研究，想去哪兒就能去哪兒。只做個普通教授又怎樣呢？」

不久後，鍾揚被複旦大學聘為生命科學學院常務副院長。2001年，他又放棄副院長職務，到西藏大學擔任一名普通教授。他說：「青藏高原有2000種特有植物，一顆種子可以造福千萬蒼生。那是每個植物學家都應該去的地方。」

提起鍾揚，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年輕教授李輝說：「鍾老師是有大智慧的人。做科學研究的人很多，但真正有科學思想、能稱得上科學家的人不多。鍾老師就是那種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有宏觀理解和哲學思考，並且能夠站在更高的高度來看自己的研究領域，同時能做出出色研究，並做精彩科普的人。」

個性鮮明，最關心人才培養

在西藏十多年，為了調查和保護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樣性，在海拔2000多米到6000多米的高原上，鍾揚一年要行走3萬公里。為了趕時間，他的工作沒有固定的時間表，休息更是只能見縫插針，常常只能在累的時候打個盹。

除了研究，鍾揚最關心的就是人才培養。「研究生的『水課』太多。」鍾揚幾次在接受採訪時談到這一點。但要解決這個問題，談何容易？身為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鍾揚想盡辦法，設計了研究生FIST課程項目，在寒暑假邀請學術大師為研究生密集授課。「也許我不能改變所有課程的質量，但可以藉此提高研究生的學術品位，讓他們知道什麼是好的學術。」

鍾揚的實驗室里，有研究生、本科生，甚至還有初中生。不久前，他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他的實驗室也對中學生開放。「只要學生肯花時間，沒有急功近利的想法，他們可以在這裡親眼看到、並且感受到科學研究的成功與失敗的過程，這比給他們講授一些空洞的道理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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