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民國大特務，力阻蔣介石炸掉錢塘江大橋！
在民國政要中，朱家驊稱得上是一個有影響的人物。他曾擔任過浙江省政府主席、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等許多要職，有著政界「小諸葛」之稱；他兩度赴德國、美國留學，曾擔任過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和中研院院長，是中國教育界、學術界的泰斗和外交界的名宿，更是中國近代地質學的奠基人、中國現代化的先驅者。同時，他從小就參加革命黨，年輕時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多次組織學生運動、擔任過「中國敢死團」的團長、而且是「天安門運動」的指揮者；尤其是他力阻蔣介石等人對杭州採取的「焦土」戰略，更是為杭州老百姓做了一件益事。
朱家驊與杭州關係十分密切
小小吳興縣，江南漁米鄉；太湖風光美，人才輩出來。1893年5月30日，朱家驊出生在太湖之濱的浙江省吳興縣北門外（今浙江省湖州市吳興區白雀鄉瑤階壩）小港里鶴和堂。他的始祖自臨安（杭州）遊學吳興並在此定居，朱家驊為琳公的第十六代孫，因此朱家驊的祖籍應為杭州。
朱家驊父親朱雲舫、母親姚氏，主要經營南貨業務，家裡生活還算過得去。不幸的是，1903年6月父親病故，翌年4月母親又離他而去，年少的朱家驊只好在大哥朱祥生的撫育下成長。1908年6月，15歲的朱家驊在哥哥的支持下，赴上海考取了同濟德文醫學堂（同濟大學前身）自費生，先跟德國人納少華博士學習德語。1914年3月，朱家驊跟隨在法國做生意的張靜江乘輪船先到大連，拜訪了湖州老鄉戴季陶等人，3天後改乘西伯利亞鐵路前往德國柏林自費留學。朱家驊先到蓋爾森教堂城之荷蘭礦場實習半年後，於同年10月考入德國柏林礦科大學採礦工程學系攻讀，其時愛因斯坦也被邀請到該校兼任教授。1916年10月柏林礦科大學併入柏林工科大學，為該校第七學院，朱家驊參加考試後升入三年級。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硝煙四起，德國學生大多棄學從軍，朱家驊無法繼續求學，只好於當年12月15日離開柏林，取道丹麥、瑞典、芬蘭、俄國回到上海。
1917年初，朱家驊經老師沈尹默推薦，應聘到蔡元培初任校長的北京大學預科乙部擔任德語教授。那年他僅24歲，是中國第一代德語教授，也是北大最年輕的教授。朱家驊接受過西方教育，平時在教學和待人中有知識分子溫文爾雅的風度，但在參與或組織和指揮學生愛國運動方面卻非常積極。1926年1月14日，身為同盟會成員的朱家驊、徐謙等舉行「天安門國民大會」，朱家驊在會上作了演講。3月18日他又參加5000多人北京天安門反抗外國列強最後通牒國民大會。隨後遊行隊伍開赴政務院請願，被段祺瑞衛兵開槍掃射，殺害請願學生和市民47人、受傷155人。朱家驊與北大代校長蔣夢麟等人遁入六國飯店再秘密離京，暫回原籍隱匿數月。
朱家驊回浙江老家避難之時，正逢國民黨常務委員會主席張靜江在廣東領導北伐工作需要人手之際，由於彼此比較了解且關係不錯，張靜江便發電報給朱家驊，請其出山到廣東參加北伐工作。1926年6月經張靜江推薦，既是蔣介石身邊的紅人、又是湖州老鄉的戴季陶邀請朱家驊一起創立國立中山大學委員會。8月17日國立中山大學委員會正式成立，朱家驊任校務副主任委員、代理校務委員長職務。此後他還擔任了北伐軍後方留守司令部黨部負責人、中山大學副校長、廣東教育和民政廳廳長等職。
由於廣東的情況較複雜，1927年冬天，張靜江又向浙江省政府主席何應欽提議，讓朱家驊調任浙江省民政廳廳長，此時何應欽在南京擔任重要軍職無心顧及浙江之事，後來張靜江本人又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有張靜江的背後支持，朱家驊在浙江大刀闊斧地推行了如縣長考試等多項新政，創辦了浙江警官學校等，參與杭州西博會、第四屆全國運動會的籌備事項，工作幹得比較出色，並升為浙江省黨部執行委員。
1930年夏天，國民黨中央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因工作繁忙，便將朱家驊調回廣東中山大學擔任校長，後又將其調到南京中央大學出任校長。教育工作是朱家驊的老本行，他將兩所大學管理得有條有理，得到戴季陶乃至最初並不看好他的蔣介石的賞識，幾年後被提拔為教育部部長。經過了幾年的拼搏，1937年初，朱家驊重返故里浙江，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沒想到一場戰火就要逼近杭州。
日本軍隊的鐵蹄步步逼近杭州
1937年8月9日，日軍在上海製造了「虹橋機場事件」。
8月13日，日軍向駐守上海閘北區寶山路及八字橋的中國軍隊進攻，駐守部隊被迫還擊。「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日軍組成上海派遣軍，以松井石根大將為司令官，以海軍陸戰隊為主，加上預備役及「上海商團」中的日本兵，共約13000餘人；裝備各種火炮30餘門，坦克、裝甲車40餘輛，作戰艦隻30餘艘，隨後並大量增強兵力和武器，以較強的火力攻進上海部分地區，同時形成對南京、杭州等地即將入侵的不利局面。
在抗戰期間，蔣介石最初提出「攘外必須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七七事變」發生後，因危及他的統治地位和美、英等國在華的利益，特別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多次向他發出了「一致對外、共同抗日」的呼籲，加上全國人民抗日熱情日益高漲，國民政府決定保衛滬淞，固守上海，屏護杭州，鞏固南京，並於1937年8月20日發布了《國軍作戰指導計劃》《國軍戰爭指導方案》和《第三戰區作戰指導計劃》，同時以張治中的第九集團軍為主要作戰集團，發起滬淞抗日會戰。8月20日，蔣介石將杭州、嘉興、吳江、無錫、江陰一線以東的部隊和作戰地帶編成第三戰區，先任命馮玉祥為戰區司令長官，後由他自己兼任；任命顧祝同為副司令長官，陳誠為前敵總指揮，秉承他的旨意，直接指揮全軍作戰，在上海外圍地區同日寇進行了規模較大的滬淞抗日會戰。
攻滬日軍鑒於正面入侵上海未能得逞，於是另派部隊改從防守薄弱的杭州灣金山衛（今上海市金山區）一線偷襲登陸。而當時中國軍隊統帥部只注意滬淞正面戰場的單純陣地防禦戰，忽視了滬淞南北兩翼的戰略防禦。金山衛地區背江臨海扼守杭州灣咽喉，襟帶江浙兩省，東北距上海60多公里，西離杭州100多公里，西北抵蘇州嘉興僅半天路程，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可是，當時在金山衛漫長的海岸線上，杭州灣左岸守備區部署的防守兵力，僅為數不多和缺乏良好訓練的壯丁隊和地方軍警。加上國民政府嚴重脫離老百姓，不懂得「人民戰爭最有威力」的真理，因而執行單純依靠軍隊的片面抗日路線，不動員民眾、組織民眾、武裝民眾，所以沿海地區的老百姓敵情觀念淡薄，更不要談如何參戰。與此相反，早在10月初，日寇卻派出大批漢奸和日本姦細，在金山衛地區刺探軍情，繪製了極其精確的金山衛地區海陸地形圖和中國軍隊布防圖，日寇情報人員的頻繁活動，遺憾的是當地軍警和民眾竟無人覺察這些異常情況。
1937年11月5日，日軍第十軍司令柳川平助中將指揮所轄11萬人，分乘155艘運輸船，編成3個登陸運輸隊，在金山衛東西長約15里的海岸偷襲登陸。6時許，大批日軍陸續登陸，6時30分，日軍從漕沿鎮、金山衛、全公亭一帶全部登陸，隨即分兵向上海、嘉興等地進犯，並步步逼近杭州。
朱家驊力阻蔣介石「焦土杭州」
面對日寇的兇猛來勢，擔心杭州、南京失守的蔣介石提出了「焦土杭州」戰略，就是不惜以破壞杭州城市設施和環境來抵擋日軍。時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驊從一開始就表示極力反對這一戰略。
當駐守杭州的國民黨第十集團軍劉建緒部63師接到南京方面密令，正準備派兵挖開錢塘江大堤以抵禦登陸日軍時，朱家驊接到報告，感到此舉非同小可！錢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由西往東注入杭州灣，流入東海。每年農曆八月十五，錢塘江涌潮最大，潮頭可達數米。潮水來時，聲如雷鳴，排山倒海，猶如萬馬奔騰，勢不可擋。錢塘江大堤一旦掘開，奔騰的潮水就會使杭嘉湖平原變成水鄉澤國，平原上成千上萬的老百姓將無家可歸甚至生靈塗炭，其嚴重後果不堪設想！朱家驊面臨非常嚴峻的抉擇，最後他決定絕對不能對此坐視不理。他當機立斷，一邊嚴厲要求杭州守軍立即停止部署掘堤工作，一邊嚴令各縣派人設法阻止掘堤並布置人手嚴防，然後致電蔣介石申明利害關係，請其直接下令制止，最終使一場一觸即發的滅頂之災解除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7年11月中旬，杭州周邊情勢十分緊張，朱家驊又接到杭城士紳金潤泉等報告，國民黨軍統局別動隊受命準備焚毀杭州城內建築。朱家驊遇到了抗戰時期他在浙江省政府主席任上最嚴重、也最為棘手的兩難選擇：如果這回他再選擇抵制或拖阻，無疑意味著他是明擺著是在同自己的「最高領袖」蔣介石對著干，對自己的前途十分不利。但面對著別動隊的火油、木材，他沒有昧心改變自己的立場，他嚴令那些軍統局別動隊員立即住手！且講了如下一段語重心長的訓誡：「一個地方不得已失守了，這個地方上的人民財產還是我們中國人的，我們總有回來的一天。我們不能將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那樣受損害的還是自己的人民，我們也無法向歷史交代。」
但令朱家驊沒想到的是，1937年11月16日，國民政府軍政部又指派南京工兵教官運來兩噸炸藥，限令次日炸毀錢塘江大橋。錢塘江大橋位於杭州六和塔附近，北岸在杭州二龍山東麓，南岸在蕭山聯庄村上沙埠，是我國自行設計和監造的第一座雙層式公路、鐵路兩用特大橋。1937年9月26日，錢塘江大橋的下層單線鐵路橋率先通車。沒想到此時日本鬼子的鐵蹄已經逼近，剛造好的錢塘江大橋即將面臨被炸掉的慘局。
如果此時炸毀錢塘江大橋，闊水橫絕，將會導致錢塘江兩岸無法通行。朱家驊馬上趕到錢塘江大橋，嚴厲地對南京來炸橋的工兵教官說：「現在錢塘江大橋正是疏散物資與人員的主要通道，無論如何不能馬上炸毀，一切的責任由我擔當。」在他的強烈堅持下，多爭取到近40天時間，杭州城內通過錢塘江大橋撤運出了大量的軍民用物資，僅12月22日一天即運走火車機車車頭300多台、客貨車2000多輛；成千上萬的杭州市民、軍隊傷兵通過大橋撤往後方，脫離了日本鬼子的魔掌。
1937年12月23日下午1點，佔領富陽、餘杭後準備進攻杭州城的日軍先頭部隊已在杭州城外隱約可見，工兵教官們再度接到南京政府炸橋的命令。在此之前，錢塘江大橋南2號橋墩的一個長方型大洞里已經裝好兩噸炸藥和100個雷管，100多根引線從各個引爆點全部接到橋南岸的一所房子里。接到命令後，受命的工兵教官們立即封鎖了橋上的通路，點燃了所有的引線。隨著「轟」的一聲巨響，錢塘江大橋的兩座橋墩被毀壞，五孔鋼樑折斷落入江中。歷經925個日日夜夜建成的錢塘江大橋，最終在通車的第89天癱瘓在日寇侵略者的烽火中。直到抗戰勝利之後，錢塘江大橋才被修復。
由於朱家驊一再抵制蔣介石的命令，受到了免職降級處理，也使他成為一個有爭議的人物，褒貶不一。1937年11月26日，朱家驊接到國民政府讓他調職到武漢的電令。12月9日，他在移交浙江省政府主席工作時，特地將杭州市市長周象賢、浙江省警察局局長趙龍文、保安處處長宣鐵吾等召至住處鄭重地叮嚀道：「外面焦土抗戰的風氣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時，你們一定要防止。」當12月23日黎明前由武漢調來的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在撤離省會時下了命令，要在敵軍到達之前把杭州全市燒毀。浙江省警察局局長趙龍文等沒有忘記朱家驊的「臨別贈言」，集體抗命使蔣介石的「焦土杭州」政策完全落空。朱家驊在浙江省政府主席任上，能夠明於義理，顧及大局，不避責任，先阻守軍決堤，繼阻提前炸橋，再阻「火燒杭州」，這三件事對杭州影響很大。
朱家驊依依不捨地被調離杭州到達武漢後，暫時在陳誠手下的中訓團委員會擔任委員。隨後前往重慶，再與戴季陶接上關係，擔任軍委參事室主任，仍成為蔣介石的得力助手。後又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打開局面，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併兼任中央調查局局長，1949年6月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同年12月8日，他飛赴台灣後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主要從事學術研究和組織管理及對外交流工作。1963年1月3日，朱家驊因患心臟病在台北家中去世，安葬在台北陽明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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