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為何放棄13年醫學之路，轉行做醫療律師！

來源：東南商報 記者 樊卓婧 程鑫 蘇鈞天

一位三級醫院的主治醫生，結束了自己的13年醫學生涯，改行做起了醫療律師，我們今天一起來看看他的心路歷程

去年全國連續發生傷醫事件後，有個醫生給記者發來了一條簡訊：「離開的同行越來越多了，還有人改行做了律師，如果暴力增多，我也會走。」

記者輾轉聯繫到了那名改行做律師的醫生，他叫任立峰，曾是鄞州人民醫院眼科主治醫師，80後的他當時已是醫院的業務骨幹。2012年，就在小說改編的醫療劇熱播的時候，他遞交了辭職信。

經過再三考慮，他願意說一說自己從醫生到律師的心路歷程。作為一個「逃兵」，他算不上醫療戰線鞠躬盡瘁的典型，但他的困惑、糾結和掙扎是那麼真實；他的故事，也許是當下頗為緊張的醫患關係的另一種註解。

5年寒窗苦讀8年從醫生涯

任立峰一直記得自己當時說要辭職時，科主任的表情。

她驚訝地睜大了眼睛，嘴張得老大：「怎麼可能？你考得過司法考試？」

他完全理解主任的驚訝，律師行業的專業性太強，改行如此艱難。許多人想換工作，卻不知自己還能幹什麼。

絕大多數醫生，都是在填下高考志願的那一刻，決定了自己的一輩子。

1999年填志願的時候，這名1980年出生在鄞州橫溪農村的小伙沒什麼主意，班主任說，計算機和醫科好找工作。

「高考前我一直埋頭讀書，對電腦一無所知，還是醫科靠譜點。」任立峰就這麼做了決定。

工作多年後，醫院的法律顧問來上課，告訴醫生們怎麼避免官司，怎麼防止被人抓住把柄。當講台上那名曾經的浙二醫院醫生一遍遍強調「首先要保護好自己」時，聽課的任立峰就一遍遍地在心裡嘲笑自己當年的幼稚，而當律師的想法，也是在那個時候萌生的。

這當然是後話。當年，他考進溫州醫學院(現在的溫州醫科大學)，讀了眼視光學，在第一堂課上宣讀神聖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時，怎麼也不會想到有朝一日會改行。

大學生活和當初想像的大相徑庭。傍晚，宿舍區早早就陷入寂靜和黑暗，同學們晚飯前就去教室佔座，考試前常常要備考到凌晨兩三點。不過，當時養成的學習習慣和學習效律，在後來準備司法考試的時候幫了他很大的忙。

第一次上解剖課時，很多人被福爾馬林的刺鼻氣味嗆出了眼淚，那被泡得發紫的屍體有點變形了，刺激著每個人的視覺。

但很快，大家都習慣了，沒人覺得屍體可怕，更多的是對生命的敬畏。有人早上怕遲到，喝著豆漿吃著包子去上解剖課；考試前教室占不到位置，就在白天躺過屍體的解剖台邊溫習，累了還會在上面眯一會兒。

大一的時候，同學們曾在老師的監督下接受盲人體驗，連續一天，用厚厚的黑布蒙住眼睛，在宿舍里要求完成刷牙、洗臉等最基本的事情，目的是希望他們了解盲人的痛苦，今後能免於職業性的麻木和無情。黑暗中的體驗，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專業有多麼重要，懷著一心一意做良醫的心愿。

那會兒考醫學院的都是成績很好的，競爭非常激烈，進大醫院很難。2004年，當任立峰知道鄞州人民醫院有意錄取他時，他果斷放棄了考研和留校的機會。

從2004年至2012年，任立峰做了8年醫生。

8年不算短，但只是絕大多數同行職業生涯的一個零頭。從門診大廳貼著的照片看，從業三四十年的專家一抓一大把，七八十歲退休了還在坐診的也大有人在，這是一個越老越吃香的職業。

誰都是從菜鳥開始的，他的第一次門診，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當時醫院在百丈路上的新院區還沒有投入使用，在中山東路上老門診樓里，幾個醫生在一個房間里看病。坐在絡繹不絕的患者面前，任立峰嘴上問著病情，卻不時拿餘光瞥一眼坐在旁邊的資深醫生，有他們在，他心裡就踏實些。

書本上的知識大都是一樣的，不同的是經驗。經驗是在獨立思考和反覆糾正中積累的，每個醫生都要走過這一步。

理解患者的心情無奈醫生的遭遇

三年後第一次主刀做手術，他在術前談話時向家屬撒謊了。

最常規的一個翼狀胬肉去除術，患者和家屬緊張得要命。他們不知道的是，坐在對面看起來一臉淡定的年輕醫生心裡比他們更緊張。

任立峰知道，家屬是在擔心他太年輕。家屬猶豫了幾次，終於開口問：「任醫生，這種手術你做過不少了吧？」

他笑笑：「那當然，我做的多了。」不這麼說，沒有人願意把自己的眼睛交給一個第一次主刀的醫生。

手術開始了，當無影燈亮起來的時候，當顯微鏡下小小的還沒有指甲長的手術刀伸向脆弱的眼球，任立峰覺得自己的手在微微發抖，因為那真的是人的眼睛。

專家在旁邊指導，只是不能像平時那樣直接。眼科手術是局麻，他們說什麼，手術台上的患者一清二楚。所以必須字斟句酌，不能讓人聽出主刀醫生是個新手。在這點上任立峰很羨慕那些做全麻手術的外科醫生。

他完全理解患者的想法：憑什麼花我的錢，給你們練手？

但是沒有機會練手，新醫生怎麼可能提高？

多年後，一天五六台手術變成了常事，但他絲毫沒變得輕鬆。「不是每個手術心裡都有底的，做完沒把握的手術，晚上覺也睡不著。」

這種感覺多數醫生都有，科里從業20年的主任醫師，也常說恨不得半夜兩點鐘起來去查房。刀開得越多，膽子越小，因為見過的意外太多了。

這一行太特殊，別人經手的是產品，做壞了頂多賠點錢，只有他們，一個閃失可能讓患者失去光明，甚至丟了性命。晚上輾轉難眠的時候他常常在想，難道這一輩子都睡不了一個安穩覺了？

第一次被患者追打是很多年前，兩個1.8米的壯漢把他堵在護士台。起因是一個糖尿病的老漢來看白內障，結果引起肺部感染，請了呼吸科醫生來會診後，開了含糖的葯。

「你不知道糖尿病人不能吃含糖的葯啊？」患者的兩個人高馬大的兒子對任立峰舉起了拳頭，因為他是主管醫生。

仗著身材靈巧熟悉地形，他一溜煙從樓梯口溜走了。這當然沒什麼不對，就像法律顧問說的，醫生首先要保護自己不受傷害，才能救人。

後來科里出面解決，協調的結果是給患者做一套全面檢查，然後減免醫藥費。

「憑什麼？」大家都很憋屈，「就算用藥不當，那也不是眼科的責任。而且並沒有明文規定這種葯不能用於糖尿病患者，事實證明這種葯的確效果最好，檢查下來也沒有任何不良反應。」

但是，你能天天和他們這麼耗著嗎？類似的事情多了，也就見怪不怪了。

科里德高望重的專家，還是位女同志，因為術後視力達不到患者預期，被糾纏了整整半年。

「你查房，他跟在你背後罵；你坐專家門診，他蹲在門口跟每個人說這個醫生是騙人的；你一發火，他就動手拉拉扯扯，有幾個人受得了？」

憑心而論，她沒有錯，後來患者官司也打輸了。但多少人的耐心和熱情，經得起這樣折騰？

內心幾度彷徨轉行尋找答案

當然，醫生不可能不犯錯，任立峰也不例外。印象最深的那一次，他雖然沒被患者追究，但至今還深感內疚。

那一年他剛評上主治醫師，給一個老太太做手術。患者因為睫毛方向長反了，出現流淚難受、睜不開眼的狀況。很簡單的手術，清理掉長亂的睫毛就行了。最後一步，他拿過助手遞過來的電解筆去收縮毛孔。電解筆平時在刺激性很強的消毒水中泡著，要衝洗後才可以使用，可那一天助手偏偏忘了沖洗。

術後1個小時，患者就說眼睛痛得厲害，但是查不出原因，以為是麻藥過敏，第二天一早查房，她眼睛已經腫得和鴿子蛋一樣了。老太太說晚上痛得睡不著覺，坐了一夜。更糟糕的是，情況還在惡化，角膜開始發黑，紅腫，他慌了神。

主任過來，一眼就看出原因，類似的情況主任10年前也遇到過一次。

任立峰不敢和患者說實話，只是含糊地說：「手術比較複雜，估計恢復的時間要長一些，你有啥要求就儘管提。」

那段時間，任立峰每天要去問診四五次，老太太也很感動。她說：「該怎麼治就怎麼治好了，我相信你們的。」70多歲的老人，痛得夜夜難眠，卻毫無怨言，家屬天天來，也沒有提出任何異議。這件事一直在任立峰心裡壓著：「每每想起來都覺得心裡堵著，如果做手術的是我媽，早就去理論了。」

老太太為此多住了一個多月院，日後過來看別的病，還特意來看他，說他是好醫生，還問他有沒有女朋友，想把鄰家女孩介紹給他。

任立峰說，他感激那個老人一輩子。即便受過不少委屈，但他依然堅信多數患者都是善良的，通情達理的。

只是，他繞不開心裡那個疑問：如果老太太家屬鬧一鬧，說不定也能拿到一些賠償。說到底，還是老實人吃虧。這個社會，到底是鼓勵我們做老實人，還是做惡人？

也許法律可以回答，這也是他後來選擇做律師的其中一個原因。

2009年，任立峰開始準備司法考試。

整整2年，沒有超過3天的長假，根本不可能參加補習班，見縫插針地看書，個中艱辛，只有他自己知道。

「周二和周四是常規手術日，周一和周三要坐門診收病人，每周至少4個晚上不敢超過10點睡覺。其他的時間，往死里看。」

5年的寒窗苦讀，8年的執業生涯，統統放棄，一切推倒重來。家裡沒有一個人同意，父母說，主治醫師都評上了，還折騰什麼，過兩年就能看專家門診了，說出去我們臉上也有光；老婆說，安分點不好嗎，家裡有人生病，你在醫院也方便，你咋就不替我們想想呢？

「可是誰又能理解我呢？」任立峰一聲長嘆。

改行不是因為受到具體哪件事的刺激，他只是在日復一日的糾結中，心累了。

比如，每天要花大量的時間來寫病例。這活看起來很沒技術含量，卻可能是醫生生涯的終結書。以備將來萬一打官司，你要認真推敲每一個字，爭取萬無一失。這和他當時作為醫生在旗幟下的誓言差距太大，醫生的天職是治病救人，現在卻變成了保護自己；有的醫生為了不被醫患官司糾纏，會給病人最保守的醫囑。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到離開那一年，他的基本工資是1400元。當時專家門診主任醫師的診療費才7元，副主任5元，而醫院對面的一家牛肉麵店，一碗面也要十幾元。

而時不時發生的醫患糾紛，更是考驗著每個醫生脆弱的神經。

說到底，人人都以為進醫院是消費，花錢買命，買醫生服務。花了錢，特別花了自己的錢，病就該看好。也許在某些人眼裡，醫生和每小時68元的足底按摩師沒什麼區別。

既然提供不了百分百滿意的服務，那就走吧，「不想做足底按摩師了」。

離開醫生的崗位專接醫療糾紛案

司法考試通過後，任立峰立即提交了辭職信，不給自己猶豫的時間，不留退路。

「要走就趁著年輕走，如果真的做了副主任醫師甚至主任醫師，那就再也走不了了。」

4月辭職，辦完繁瑣的手續已是10月，隨後他入職紅邦律師事務所。對方看中了他的醫療從業背景，醫療官司專業性太強，對於很多沒有醫學背景的律師來說，就算證據都擺在眼前，也未必看得懂。

一年後，任立峰拿到了律師執業證，可以獨立出庭。不到半年時間，他接了3起醫療糾紛的案子。他覺得這比其他官司好打，因為收集證據並不難，只要病歷齊全就可以。他還有自己的優勢，沒有誰比他更清楚醫院的情況，沒有誰比他更擅長挑出病歷的漏洞和醫生的疏忽。

這是用10多年的專業知識，調轉槍頭對準曾經同一戰壕的戰友嗎？

任立峰堅決否認，他只希望患者能用一種更理性、更合法的途徑維權，而不是直接把拳頭對準醫生。

「這個世界總需要公平，不能老讓老實人吃虧。」

他說他有自己的從業原則：無理要求的案子不接，要求過份的案子不接。前幾天，有個患者家屬找到他，說已經花了幾萬元請人到醫院鬧過，但還是沒結果。他打心眼裡不喜歡這人，就找理由推掉了。

還有另一個原則是，涉及鄞州人民醫院的案子也不接。「前幾天就有人來諮詢過，我直接告訴他，這是我個人的原因，因為被告是我哥們，我不能幫你。」

這就是做律師的好了，你可以自己權衡然後選擇接不接這個案子，風險自己可以控制，而醫生是沒有選擇的，因為規定了首診負責制，「不得推諉病人。」

另一個區別是心安定了，官司就算打輸了，大多是當事人的經濟損失，時間會沖淡一些。而生命是不可逆的，身體的殘缺會永遠留在那兒，提醒著你的失敗。

剛剛開始做律師，收入並不比以前多，但是他覺得完全在憑能力吃飯。「去年我們所里有個律師贏了一場官司，把車換成凱迪拉克，大家都覺得他很牛逼；如果是個醫生，突然開了輛好車，大家肯定會說，不知道又拿了多少回扣。」

任立峰說，既然當不了高尚的醫生，那就努力做一個稱職的律師吧。

改行的那一年，孩子剛剛出生，他有了更多的時間做一個好爸爸。當時圈內流傳著一句話，說絕不讓孩子做「醫二代」，但對這個曾經全身心投入的行業，任立峰依然沒有死心。

「將來做什麼，讓孩子自己選擇吧。也許再過二十年，環境又變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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