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50年代的另類「檢討」文字

來源/凱迪社區，原載《粵海風》2009年第6期

作者/商昌寶

原題：「檢討」與文學轉型——巴金1950年代的另類文字

在以往主流的文學與歷史敘述中，1949年後作家的思想轉軌和文學轉型，常被置於「一體化」、「大一統」等歷史共識性、同一性和必然性中。而事實上，真正的歷史是由細節構成的。只有把握細節，才能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真切地感受歷史。巴金，作為現代中國的重量級作家，他在1949年後的轉變非常具有代表性。本文擬通過考察他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另類文字——「檢討」，來深入、細緻地探悉他思想的轉軌及其文學轉型等問題。

一、生活的轉變

1949年6月，生活陷於困頓的巴金對於自己受邀出席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非常興奮和激動，因為對他這個於革命沒有什麼貢獻的自由撰稿人來說，這不僅是一種價值的認可，更是一種政治身份的認同。憑藉著個人的影響力和良好的人際關係，巴金同時被「選」為全國文聯和文協委員會委員。隨後又被增補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出席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雖然出席會議不過是「吃飯和鼓掌」，但他仍興緻很高。而且，10月1日，身著灰色幹部制服的巴金還以中央文化教育委員的身份榮幸地登上象徵權力、地位和榮譽的天安門城樓觀禮台，這讓平民作家巴金切實找到了翻身解放、當家作主的感覺。在這樣良好的開端中，巴金的生活與以往截然不同了，最明顯的變化是持續不斷的「戴帽加冕」和不斷增多的「會」。這時的巴金確如沈從文所譏評的「十分活躍，出國飛來飛去，當成大賓」。[1]「會」已經成為巴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他也為此專門撰文道：

我需要友愛，「會」要給我溫暖；我感到能力薄弱，「會」要給我幫助。離開了「會」，我只是孤立渺小的個人，生活在自己弟兄姊妹的中間，我對工作才有更大的信心。「會」把我們大家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會」加強友愛的空氣。[2]

面對如此紛繁的「會」，巴金樂此不疲，因為這不僅是他為新社會服務的一種體現，更重要的是，這些「會」讓他找到滿足感。因為「會」在某種意義上象徵著價值和地位，是一種與來自市場和讀者完全不同的認同。對於以前從沒有參與過國家、國際會議的巴金來說，「會」著實滿足了他的心理欲求，所以即使常「疲乏不堪，但精神很好」。[3]因為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疲乏」的，正如蕭乾所說：交中蘇友好協會會費本是討人煩的，但對那些沒資格的人來說這卻是一種榮譽和地位的體現，所以交錢也就心甘情願了。[4]還有一點通常不被人們注意，也是研究者不願談及的，那就是「會」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因為與「會」的頻率可以體現出級別的高低和身份的尊卑，在高度計劃的經濟中，「毛頭小子」的書是很難有機會出版的，只有「有頭有臉」的人才能得到更多的出版機會，而且在發行量上還能得到保證。這對於1949年後不拿國家工資而僅以稿費生活的巴金來說，未嘗不是「漂亮」的事。可以想見，1949年還在霞飛坊租房、靠借債度日的巴金，至1955年已買下武康路的二層公寓，這其中不能說沒有「會」的功勞。

欣喜、興奮之餘，巴金也多少有些慚愧。畢竟這個勝利是人家拿鮮血和性命換來的，自己是不勞而獲、坐享其成，難免「有一種負債未償的感覺」。巴金當時便表示：這「好比一個人在無意間受到了別人的恩惠，他當時不知道，施惠的人也不曾覺得，可是有一天受惠的人明白了，他想表示一點謝意，也不過是為了使自己心安而已，對別人並無好處，對施惠的人更說不上報答」。[5]心安也好，報答也罷，作為「受惠者」一定要有所表示的。

二、欣然接受改造

01

「先抑後揚」：分清「你」與「我」

第一次文代會期間，巴金在感受老友相聚、結識新友的同時，也感受到那些異常活躍的身著黃軍裝、灰制服的老解放區來的作家的優越感，他的心裡便起了異樣的變化。鳳子晚年在與李輝的談話中曾表述過這種心情，曾說：「那些身著軍裝隨著解放軍的炮聲大步走來的解放區文藝家，有資格擁有自豪與驕傲，相形之下，他們是被解放的，這就難免不帶有一種無法迴避的慚愧，甚至自卑。」[6]聰明而敏感的巴金意識到自己該做什麼了。應《人民日報》之約，巴金寫了自己參加文代會的簡短感言。他說：「我參加這個大會，我不是發言的，我是來學習的。」「現在我卻發現確實有不少的人，他們不僅用筆，並且用行動，用血，用生命完成他們的作品。」[7]隨後他以《一封未寄的信》為題，再次表達了自己的愧疚：「你們中間有許多人卻用筆蘸著血在工作。你們消耗的是生命，是血。」而「我的筆蘸的是墨水」。「我們同是文藝工作者，可是我寫的書僅僅在一些大城市中間銷售，你們卻把文藝帶到了山溝和農村，讓無數從前一直被冷落、被虐待的人都受到它的光輝、得到它的溫暖。」[8]顯見的，巴金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和位置。

02

「以退為進」：在「前言」、「後記」中檢討

1951年，開明書店出版了由茅盾主編的《新文學叢書》，收入「五四」以來知名的「進步」作家22人的作品。這套叢書在1949年後佔有重要地位，不僅因其是第一次較系統地出版「五四」以來作家的叢書，而且這套叢書開了作家根據政治的需要而大範圍地修改原著的先河，後來被通稱為「開明版」。在這個版本的選集中，巴金選擇了《亡命》、《奴隸的心》等22篇較「進步」的短篇，同時作了必要的調整和修改。按照要求，他還為選集撰寫了一篇不同於以往的「自序」。文中，在簡要交代自己如何走上創作道路後，他總結並檢討說：

我的作品中思想性和藝術性都薄弱，所以我的作品中含有憂鬱性，所以我的作品中缺少冷靜的思考和周密的構思。我的作品的缺點是很多的。很早我就說我沒有寫過一篇像樣的作品。現在抽空把過去二十三年中寫的東西翻看一遍，我也只有感到愧悚。

他還說：「我的一枝無力的筆寫不出偉大的作品」，但「為了歡迎這偉大的新時代的來臨，我獻出我這一顆渺小的心」。[9]從「序言」中不難看出，為了迎接新時代的來臨，巴金主動否定了自己以往的創作。這種否定既包含迎合政治的成分，也包含真誠的成分。所謂真誠，主要緣於他對文學啟蒙的質疑和否定，因為自己的作品所起到的作用不過是讓一些人背叛了家庭，卻在推翻舊社會、建設新社會這一方面無所作為，而階級文學卻做到了這點，這也是他「感到愧悚」，想把作品藏起來的原因之一。

從「開明版」的《序言》起，巴金凡此後再版舊作時，都要增加一項新的內容——檢討。1953年，他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家〉新版後記》中寫道：「像這樣的作品當然有許多的缺點，不論在當時看，在今天看，缺點都是很多的，不過今天看起來缺點更多而且更明顯罷了。」他還說：「事實上我本可以更明確地給年輕的讀者指出一條路，我也有責任這樣做。然而我當時還年輕，幼稚，而且我太重視個人的愛憎了。」[10]看得出，巴金已經把握住了自己作品的「缺點」，並在此後的檢討中頻繁地觸及這些問題。如在談到《憩園》時，他檢討說：「我寫了《憩園》的舊主人的必然的滅亡和新主人的必然的沒落，可是我並沒有無情地揭露和嚴厲地鞭撻那些腐朽的東西，在我的敘述中卻常常流露出嘆息甚至惋惜的調子。我不應當悲惜那些註定滅亡和沒落的人的命運。衷心愉快地唱起新生活的凱歌，這才是我的職責。我知道當醫生的首先要認清楚病，我卻忘記了醫生的責任是開方和治好病人。看出社會的病，不指出正確的出路，就等於醫生診病不開方。我沒有正確的世界觀，所以我開不出藥方來。」[11]在談到《激流三部曲》時，他檢討說：「我為自己的許多缺點感到慚愧。在我的這三部小說中到處都有或大或小的毛病。大的毛病是沒法治好的了，小的還可以施行手術治療。我一次一次地修改，也無非想治好一些小瘡小疤。」[12]巴金正是在這種不斷否定自我的過程中，思想逐步發生轉化。

三、在頌歌與遵命文學中

01

努力歌頌

巴金要做的另一件事便是為「施惠者」大唱頌歌，這在他第一次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時即已決定了。他後來回憶說：當時「我不住地在心裡說：『我要寫，我要寫人民的勝利和歡樂，我要歌頌這個偉大的時代，歌頌這個偉大的人民，我要歌頌偉大的領袖』」。[13]巴金在實踐中兌現了自己的諾言，於1949年初的幾年先後寫就了《一封未寄的信》、《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印象》、《偉大的收穫》、《古城克拉科》、《華沙城的節日》、《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故事》、《兩封慰問信》、《歡樂的節日》、《他們活在每個站起來的中國人的心裡》等短小的「急就章」。從這些文章的題目便可看出，巴金這個「寫慣苦難的筆」開始轉向了。

雖然巴金寫了一些小歌頌篇章，但這些「小擺設」既不符合巴金自己的心意，也不適應形勢的需要。1951年文藝整風運動全面鋪開後，巴金接到要他去朝鮮體驗生活的通知。巴金犯難了：去？儘管未必直接參与戰事，但那畢竟是戰火紛飛的戰場，隨時都有生命危險。況且，自己已近知命之年，最小的孩子還不滿兩歲，正是離不開人的時候；不去？人家拿生命打下的江山，自己無功受祿，禁受不住這樣的考驗，又何言報答呢？況且人家也說：「小資產階級作家要從他們自己階級走向另一階級，這是脫胎換骨的事，決非單純憑藉其原來階級的感性機能所能解決。……一個革命作家卻只有堅持這條道路，一步一步地走去，才有他的前途。」[14]還有，自己早年因信仰無政府主義曾有過激烈批判蘇俄和列寧的「劣跡」，這一直是他心中隱隱的痛。更重要的是，上面已經有此打算，身為體制中人，能不去嗎？因此，巴金說服愛妻蕭珊，如約前往北京「復命」。儘管，這期間相約他同去的曹禺等借故開了小差，但誠實的巴金卻只能硬撐下去。

抵達朝鮮後的巴金表現得非常勤奮，這一點從他的「朝鮮日記」中可以明顯感覺到。砂川河畔前沿陣地的連隊政治工作者曾證實說：

巴金敢投身戰鬥隊列，也樂於像戰士那樣對待困難。眼睛不太好嗎？他卻常常摸黑走上陣地。敵人的炮彈在後面山下爆炸，彈片落在附近，他仍然走上山坡，從容地同哨兵攀談。……牙齒不太好嗎？一日三餐，他堅持要吃從大灶鍋里打來的飯菜。[15]

當然，巴金沒有忘記自己的任務，先後創作了《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平壤，英雄的城市》、《在開城中立區》、《朝鮮戰地的春夜》、《一個模範的連隊》、《起雷英雄的故事》、《生活在英雄們的中間》、《青年戰士趙傑仁同志》、《保衛和平，保衛朝鮮的母親和孩子》、《向朝鮮戰地的戰友們告別》等通訊和特寫，後結集為《生活在英雄們中間》，回國後又寫了《堅強的戰士》、《一個偵察員的故事》、《黃文員同志》，結集為《英雄的故事》。今天看來，這些關於「戰鬥」、「友誼」和「頌歌」的作品恐怕不會有人再費盡心機地去挖掘其中的審美內涵。正如有學者評價說：「他的作品更像是來自二手材料的戰地速寫，嚴格地說，不能算作文學作品。」[16]這種評述雖有些苛刻，但卻道出了基本事實。而被北京文藝界的行家裡手們看好並被譯成英文介紹到國外的《黃文元同志》一文，事實上也不過是童叟皆知的邱少雲故事的翻版。無怪當時的一個「青年工人」寫信說：作品「寫得很壞，甚至不如一般報紙上刊載的作品」，「前半篇可以刪去大半」。但不知為何，巴金本人竟然很鍾愛這個「小說」，在給蕭珊的信中抱怨說：「我不願在《文藝月報》上發表它，正是因為有這樣的讀者。」[17]巴金之所以這般斤斤計較、敝帚自珍，主要是緣於他對於新的寫作規範的服膺，自認為在遵循規範方面做得不錯，他還活在「著名作家」的意識里，以至於養成一副自負的脾性和「階級分析」的思維方式。

對於巴金來說，能夠製造出如此大量的劣質作品，顯然不能完全歸咎於個人。考察當時的情形，不難發現，巴金雖儘力體驗了戰爭生活，但那些生活基本都是「二手」的。他的採訪不但有專人陪同，採訪對象也是事先安排好的，採訪的形式主要是聽彙報、聽報告。可以想見，在話筒和攝像機面前，巴金又能得到多少真實的、有意義的東西呢。還不僅於此，他所寫的文章的題目和內容大都是集體討論後的結果，他充其量是履行了一個書記員的職責。巴金被束縛住了手腳，成了名副其實的「螺絲釘」和「齒輪」。然而，巴金畢竟曾是職業寫家，他對這樣的創作並不滿意，他說：「我的筆好像有點生疏。我常常因為它不能充分地表達我的思想感情而感到苦惱。」[18]他為了證明自己能夠寫出讓「人民」滿意的作品，於是含淚告別妻兒再次踏上朝鮮半島。然而，無論是在朝期間所寫的特寫集《保衛和平的人們》，還是回國後所寫的《明珠和玉姬》、《歡迎最可愛的人》、《團圓》，以及最初只有蕭珊一個讀者的「壓箱」之作——《三同志》，都不過是在大量印象和材料的基礎上點綴一些模式化的情節，抒發一些廉價的情感，勉強湊成的頌歌大集錦。巴金的確失去了筆力，再也找不回當年的感覺了，以致至死也沒能寫出在心裡縈繞多年的、一個關於知識分子題材的長篇小說《群》。巴金晚年坦誠：「沒有寫長篇小說，只是因為我想丟開那枝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我要歌頌新人新事，但是熟悉新人新事又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我錯就錯在我想寫我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而自己並沒有充分的時間和適當的條件使不熟悉的變為熟悉，因此我常常寫不出作品，只好在別的事情上消磨光陰。」[19]巴金的創作成績雖「不太好」，仕途卻有了發展，鑒於兩次赴朝的功績，第二次文代會上，未列席會議的他仍被內定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02

遵命與表態文學

巴金的問題還不僅在於「寫不好」，更重要的是他為了配合政治任務而隨意寫。據統計，僅就元旦、國慶這類節日他先後寫了一二十篇應景文章，有時一個國慶就寫六七篇。這樣的情況在1958年達到最高峰。這一年巴金一共寫了37篇文章，其中25篇是根據需要為配合政治任務而寫的應景、表態文章。如果考察巴金1949年後的創作情況，可以看出，他的「遵命」、「應景」文學從參加第一次文代會後就開始了。此後如參加上海首屆文代會，他寫了《「會」把我們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國慶一周年，他寫了《為一年偉大勝利而歡呼》；參加世界和平大會，他寫了《我願意獻出我的一切》、《一點印象》、《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印象》、《華沙城的節日》；中蘇簽訂互助條約，他寫了《歡樂的節日》；斯大林去世，他寫了《悲痛給廣大人民以更大的力量》、《斯大林的名字將永遠活在萬代人的幸福生活中》……。在這些遵命文學中，巴金不但延續了此前「濫情」的文風，還不斷「豐富」題材的內容，一位學者為此曾概括說：

聲討帝國主義、強調中蘇合作、歡迎世界和平大會召開、展現塔什干友情的羊肉串和大碗茶、富士山和櫻花、越南的賢良橋、鎌倉的一張照片，乃至環形的酒瓶、烏克蘭的陶器、鹽和辣椒面和木質的煙嘴、煙盤等等，凡是與和平題材牽扯得上的哪怕是一件不起眼的小東西，都能進入作者熱情張開著的藝術懷抱，引起他心靈的一陣又一陣的激動，成為他藝術構思的一個「詩眼」。[20]

巴金的轉變既有真誠的原因，也有被迫的因素，而二者結合的結果更加速了他的轉變，以致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1958年全民狂歡，他「宣傳總路線」，「為振奮人心的消息歡呼」；他讓「小妹編歌」，也跟著說：一天就是二十年；為了配合政治運動，他也在院子里敲了一下午銅盆驅趕麻雀。即使這樣，也還有理由不去責備他，因為那時的中國人都瘋了，不瘋也不行。而1959年，在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迅速增長、幾億農民瀕臨死亡之時，他卻作《一個作家的無限的快樂》，說：「我看見長得可愛的莊稼，我看見一片歡笑聲的託兒所和幼兒園。我見到的儘是些歡樂的景象。……玩具多，保姆多，衣服用具乾乾淨淨，孩子們臉上毫無呆板的表情。看見這麼多天真可愛的孩子，我想到新中國農村的未來。」[21]這樣無視事實、粉飾現實的行為，恐怕不能僅僅用「被迫」、「遵命」來辯解，而是基本的藝術良知問題了。然而，遺憾的是，巴金晚年卻對此解釋說：

說是換一支筆寫新人新事，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新的路」。這樣才可以解釋我的思想、我的文筆的改動，我甚至承認自己投降。從此我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發表了新的文章。這些文章被稱為「歌德派」，回顧它們的產生，我並不後悔我寫了它們，即使我寫了自己不想說的話，即使我寫了自己所不理解的事情，我也希望對我的國家和人民，我的文章會起一點好作用，我的感情是真誠的。[22]

巴金的所謂「真誠說」是令人遺憾的，他大概沒有意識到，不辨是非的真誠帶給人類的災難要更殘酷、更決絕，德國的法西斯戰爭、日本的大東亞聖戰，哪一個不真誠呢？在這一點來說，巴金《隨想錄》式的懺悔是遠遠不夠的。

四、墜入運動的漩渦

1950年代的中國政治風雲變幻莫測。在「反右」運動中，巴金再次感受到了政治的壓力和殘酷，也對自己「大鳴大放」中的「莽撞」後悔不迭。二十多年後，巴金在回憶起這段經歷時還心有餘悸，不止一次地說：「我在1956年也曾發表雜文，鼓勵人『獨立思考』，可是第二年運動一來，幾個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棄甲丟盔自己繳了械，一直把那些雜感作為不可赦的罪行。」[23]因此，當浦熙修約他寫一篇反擊右派的文章時，他當即答應並在當天寫好一篇一千字的短文《一切為了社會主義》。緊接著，他又接受《人民日報》之約，撰寫了《中國人民一定要走社會主義的路》。隨後他開始批判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批判馮雪峰「凌駕在黨之上」，批判艾青「上下串連」。[24]在作協另外幾十個人被打成「右派」的過程中，他照舊扮演著「扔石頭」的角色，並先後寫了《是政治鬥爭，也是思想鬥爭》、《反黨反人民的個人野心家的路是絕對走不通的》、《慘痛的教訓——「過關談」之一》、《「國士論」——「過關談」之二》、《戴帽子——「過關談」之三》等多篇表態文章。巴金慶幸自己又逃過一劫，私下裡跟蕭珊吹噓說：自己是個「福將」。然而巴金過於「輕敵」了，更大的風暴還在後面。

1958年，讓巴金沒有想到的是，他應《文藝報》主編張光年之約撰寫的《法斯特的悲劇》一文卻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批判運動。《文藝報》在刊發巴金等人的文章後，接連收到七封「讀者」來信，其中有人批評巴金的文章「遠不及曹禺同志和袁水拍同志的文章那樣帶勁」，說他「敵我矛盾、大是大非都還弄不清楚」。[25]巴金接到《文藝報》轉來的讀者來信後，心虛地複信說：「讀者們的意見使我受到了一次教育。我寫那篇文章時，翻了一下材料，多少受了點阿普塞卡的文章和波列伏依給法斯特的信的影響。……我只著眼在一個作家的墮落，卻忽略了這是一個共產黨員叛黨的重大事件，所以讀者們的批評是有理由的。」[26]巴金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在不到200字的複信中雖也作了檢討，但不夠深刻，而且還多有辯解成分。事後他覺得這樣處理過於草率，便在第二天急忙趕寫了《舊知識分子必須改造》。文中，他檢討說：「其實像我們這些在舊社會中生活過幾十年的人，怎麼能夠一下子在短短的幾年中間完全脫胎換骨成為新人？怎麼能夠一下子就把舊社會熏臭了的腦筋洗得乾乾淨淨，不留一點氣味？」[27]這樣的檢討雖然深刻，但與那篇「出事」的文章有些「離題」，於是他又於慌亂中寫了《主要是思想內容》。文中說：「我寫文章有我自己的表現方法。有時候我的思想對了，文章就有可取之處；思想一不對頭，我就會寫出壞文章來。」[28]這篇寫於5月份的檢討還沒來得及付印，那邊的「火」已經燒起來了。

在巴金手忙腳亂地撰寫檢討之時，《文匯報》又轉給他一封署名「余定」的文章《巴金同志提出了一個錯誤的口號》。文中用逆推的方法責問巴金：「『把文藝還給人民』，實際上就是要求把文藝的領導權從黨的手裡拿過來，拿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裡，實際上也就是拿到資產階級手裡。」文中還說：「一直到目前，我卻始終沒有聽到巴金同志自我批評的聲音。這叫人該是多麼的焦急和失望！」[29]從信的內容和語氣上看，批判者的來頭不小。巴金無奈只得再次檢討。在《給〈文匯報〉編輯部的信》中，他首先表示了自己加緊改造的決心：「是病就應當醫治；是瘡就應該割掉；有包袱就應當打開、丟掉。」隨後，他對自己的思想進行了系統地、有針對性地檢討，承認自己解放以來「說過不少錯誤的話」，在鳴放期間也「發過錯誤的言論」，這主要是因為自己生在「官僚地主家庭」，「在舊社會中生活了幾十年」，「始終鑽不出小資產階級的圈子」。隨後，他檢討說：「因為我把思想領導跟藝術領導分開了看，怎麼能夠解決藝術領導的問題呢？而且照我過去那種想法單抓思想，放鬆藝術領導，甚至會產生藝術不為政治服務的後果。」[30]巴金終於徹底繳械了，只是這個結果來得太遲，因為其他同仁早已履行完「程序」，他不過是補上這一課而已。不過，「補課」自然需要代價。與「反右」的「陽謀」不同，巴金這次遭遇的是陰謀，所以事情並沒有因為巴金的檢討而結束。在《文藝報》6月11日發表巴金「複信」的同時，徐景賢在《文匯報》上發表了《法斯特十萬人唾棄的叛徒——和巴金同志商榷》的文章，將矛頭直指巴金。而後上海的《學術月刊》也刊發了《批評巴金對法斯特的錯誤認識》。革命群眾的主張是「痛打落水狗」、「打倒在地，然後再踏上一隻腳」，巴金難以招架了。巴金再次陷於四面楚歌聲中。據不完全統計，1958年6月至1959年4月期間，公開發表批判巴金的文章將近一百篇，幾乎將巴金的全部舊作作了一場大清洗。他後來追憶這段歷史時說：反右後，「第二年下半年就開始了以姚文元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討論』。討論在三四種期刊上進行了半年，雖然沒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點點『獨立思考』卻給磨得乾乾淨淨。你說……他說……我一律點頭」。[31]好在有曹禺、邵荃麟等上層領導的積極斡旋，周揚也指示說：批判是群眾中來的，不是黨示意布置的，勸他不要多想。[32]這樣，在上級領導的干預下，這場「民間」批判運動得以平息。但巴金仍心有餘悸，在編校《巴金文集》第9卷、第10卷時，還是把邵荃麟建議抽調的那篇《後記》以摘要的形式作為《我的幼年》的註解予以公開。文中寫道：「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爺、太太、少爺、小姐中間生活過相當長的時間，自小就跟著私塾先生學一套立身行道、揚名顯學的封建大道理。……說實話，我當初接受新思想的時候，我倒希望找到一個領導人，讓他給我帶路。可是我後來卻漸漸地安於這種所謂無政府主義式的生活了。……」[33]

巴金或許真是個「福將」，在隨後的批判彭德懷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他又有驚無險地躲過一劫。多年以後他回憶說：「一個願意改造自己的『知識分子』整天提心弔膽，沒有主見，聽從別人指點，一步一步穿過泥濘的道路，走向一盞遠方紅燈，走一步，摔一步，滾了一身泥，好不容易爬起來，精疲力竭，繼續向前，又覺得自己還是在原地起步。不管我如何虔誠地修行，始終擺脫不了頭上的『金箍兒』。十年中間我就這樣地走著，爬著，走著，爬著！！」[34]處於這樣的境地，巴金何以在「文革」後還要將「歌德派」解釋為「真誠」？是怕身後留罵名，還是確實被改造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1949年後那個曾經有才華、有個性、真誠的巴金，因為進入了體制內而發生了令人遺憾的質變。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

本站內容充實豐富，博大精深，小編精選每日熱門資訊，隨時更新，點擊「搶先收到最新資訊」瀏覽吧！

請您繼續閱讀更多來自 水煮百年 的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