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流亡海外多年，清廷為何不追殺？揭秘康有為政治護身符神秘的「衣帶詔」

作者：馬勇

康有為

不論是研究康有為，還是研究1898年政治轉折，康有為那份「衣帶詔」都是繞不過去的一道坎。這份文件的有與無、真與假，有多少真，有多少假。一百多年來學者們爭論不休，莫衷一是。認同的，以為康有為所說「衣帶詔」為事實；否定的，直接從康有為人格上進行論證。本文不想在眾多猜測中再增加一個猜測，只是期望根據前賢及時賢提供的新舊史料，梳理出一個新線索，弄清「衣帶詔」緣起及其演變。

「衣帶詔」是康有為海外流亡政治生涯護身符，是康有為「保皇」救主的法理基礎，沒有了這個護身符，康有為在海外那些年可能真的不會有多少市場，有了這個護身符就不一樣了，再加上樑啟超等人不斷在外面渲染「兩宮對決」，這個「衣帶詔」簡直就是光緒帝的化身。不明真相的人很容易感到，南海康先生好像就是那個被囚禁在瀛台的小皇帝刻意安排逃亡的，好像就是要為未來的政治決鬥積蓄力量的。

對於海內外「不明真相」的廣大民眾，清廷也曾作過大量的解釋工作。對於康有為那些暗示與宣傳，清廷也曾給予嚴厲駁斥，通過一切方式告訴世界，這些說法不足為憑，都是康有為造謠生事。清廷甚至不止一次發布上諭，揭露康有為「包圍頤和園，劫持皇太后」的陰謀，斥責康有為是1898年政治轉折的罪魁禍首，是奸賊亂黨。

然而，由於清廷畢竟在1898年秋天不經審判就將「戊戌六君子」處死，這在西方人和那些稍微具有現代政治信念的人看來，清廷在政治上畢竟失去了一個合法性籌碼。所以清廷對康有為的指責，便很容易被化解。康有為和他的追隨者理由很簡單：清廷之所以讓「不自由」的光緒爺這樣說，更足以證明光緒爺不僅沒有說話的自由，甚至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紫禁城中的那個老太太慈禧太后正在施展淫威，迫害著中國的政治希望光緒爺。

慈禧太后

在專制體制下，信息不公開不透明是把雙刃劍，民眾不知道宮廷內幕或許有助於社會穩定。但是人類之所以為人類，就是因為多了一些思考，多了對未知事物的好奇。信息不對稱必然讓人們施展聰明才智競相猜謎。在過去一百年，康有為等人畢竟因「六君子」性命而獲得道義同情，清廷特別是慈禧皇太后畢竟因1895年之後一系列重大事變，特別清亡而成為革命黨、維新派攻擊對象，百口莫辯，於是人們對於後來以光緒帝名義發布的那些御旨並不太信，對於康有為卻愛屋及烏，給予道義上的同情，連帶著也就相信了康有為的說法。

其實，康有為對宮中故事的解讀是不對的，康有為並不知道宮中故事的真相，不知道皇太后和皇上的真實關係。兩宮之間或許有過某些意見上的不一致，但兩宮在最後十幾年絕對沒有康有為所宣揚的那樣不可調和，不共戴天。至於光緒帝「瀛台泣血」更是一個虛假的悲情故事，否則就無法理解晚清最後十年的政治變革。

不過，也必須承認，康有為手持的「衣帶詔」雖說不是原件，但也絕對不是毫無來歷的謊言，更不是康有為的捏造。因為清廷儘管一再斥責康有為在海外招搖撞騙，但並沒有明確認定康有為說的這份「衣帶詔」為偽造，是贗品。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在提示我們應該注意「衣帶詔」的客觀存在。

「衣帶詔」確有其事。這一點光緒帝是清楚的。只是這個「衣帶詔」究竟通過什麼渠道傳到了康有為手裡，由於相關人員都不在了，光緒帝和朝廷也弄不清楚了。這也是「衣帶詔」百年來聚訟紛紜的一個重要原因。

朝廷說不清楚「衣帶詔」究竟是怎麼演變成這個樣子的，康有為也說不清楚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當別人指責康有為招搖撞騙偽造「衣帶詔」的時候，他很坦然，因為他確實沒有偽造「衣帶詔」，這份文件確實淵源有自，只是礙於現實政治複雜性，康有為沒有辦法說出「衣帶詔」來歷。或者他也真的不知道「衣帶詔」的來歷和背景。他能說清的只有一點，他沒有偽造這份文件。

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資料遠遠多過康有為那些當事人，我們逐漸有條件依據新舊史料重新排比事件始末，弄清「衣帶詔」緣起及其演變軌跡。

光緒帝確實頒發過一個密詔，不過這個密詔並不是直接頒給康有為，而是賜給軍機章京楊銳的。只是楊銳在1898年秋天未經審判就被處死了，這個密詔的真相也就很長時間不清楚了。

光緒皇帝

好在楊銳在被捕之前並沒有把這份密詔偷偷毀掉，他這份文件謹慎地交給家人好好保存，叮囑家人適當時候將這份文件交給朝廷。

光緒帝為什麼要給楊銳這份密詔，當時和後來很多人並不清楚。如果按照康有為、梁啟超和當年反朝廷小報登載的筆記小說去觀察清宮內幕，慈禧皇太后與光緒帝如果真的像這些筆記小說所描繪的那樣不共戴天誓不兩立，那麼楊銳的這個故事很難解讀，康有為「衣帶詔」的真相也很難弄清。

其實，細繹文獻，平心靜氣揣摩當事人處境，或許能夠理出一個更合乎情理的線索。

根據新舊線索，光緒帝在1898年主導的政治變革雖說引起了官場震蕩，但這些震動畢竟還在可控範圍，並沒有引起政治危機。只是隨著政治變革深入，光緒帝越來越認同各方面建議，有意為政治變革創設一個新諮詢、顧問或議論的機構。9月13日一大早，光緒帝接見來自湖廣總督張之洞身邊的高參錢恂，明白表示準備在內廷設立一個專門談論政治變革的議政局，名字或許可以叫做懋勤殿，還可以再做斟酌。這個新機構的功能，按照皇上的說法，是準備選集通國英才數十人，並延聘東西洋各國政治專家若干人共議制度，統籌全局，將一切應舉應革之事全盤籌定，定一詳細規則，然後施行。

光緒帝的決定是鄭重其事的，他在同一天還專門囑咐新任軍機章京譚嗣同，讓他為新的議政機構的設置進行論證，並且從《歷朝聖訓》雍正、乾隆和嘉慶三朝中找點理論的和歷史的根據。皇上在作這些交代時，好像還無意中透露他將前往頤和園看望皇太后，順便就這個事情交往看法。

皇上的隨意引起了譚嗣同的深思，譚嗣同知道創設新的議政機構已經爭論多時，各方面的意見很難平衡，皇上現在下決心固然是件好事，有助於變革。只是皇上說他將攜帶歷朝經驗和依據去頤和園面見皇太后討論此事，這是否意味著皇上就像許多人所傳的那樣，並沒有權力，只是一個傀儡，政治改革之所以舉步維艱，主要是因為權力還在皇太后的手裡。

譚嗣同原本並不相信這些傳言、謠言或無根之談的。作為天子近臣，他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所以在過去很長時間，不論康有為等人如何鼓吹兩宮衝突，譚嗣同從來嗤之以鼻，不以為然。現在不同了。皇上為了設置一個新機構要如此煞費苦心，要尋找理論的和歷史的根據，這不就意味著康有為等人的傳說是真的嗎，皇上難道並不像過去所認識的那樣至高無上不可侵犯，皇上或許真的是傀儡站在前台，大清國的真正掌權人還是在頤和園的慈禧皇太后，「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

梁啟超是譚嗣同絕對信任的好朋友，譚嗣同的這種不祥感覺很快傳遞給了梁啟超。梁啟超從譚嗣同這裡知道了皇上的計劃，知道皇上將很快落實設置新的政治機構的想法，並很快這個發現轉告了康有為。

康有為很早就認為清宮內部存在著兩大派系，而且自以為是地以帝黨幹將自居。他沒有對譚嗣同的悲傷與失落感到不快，反而由譚嗣同代擬御旨、查找理論的或歷史的依據感到亢奮。皇上既然準備到頤和園與皇太后討論設置懋勤殿的事情，那麼就意味著皇上已經下定決心，準備攤牌，準備與皇太后公開決裂，至少是準備與皇太后重新分配權力。

譚嗣同

基於這樣的假設與猜想，康有為當天以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的名義上了一份奏摺，建議朝廷於內廷開設懋勤殿，由皇上親選天下通才十多人以為顧問。在這份奏摺中，康有為不動聲色地推薦了黃遵憲、梁啟超二人。

康有為是一個很善於張揚、很善於鼓吹的人，他在獲悉這些消息後沒有一刻閑著，由於他的宣傳和鼓吹，京城官場許多人很快知道皇上已經下定決心設置一個新的政治機構了，知道皇上很快將去頤和園，知道皇上的御旨都已經準備好。於是，也就知道了兩宮可能真的有衝突有矛盾，否則皇上何必如此小心如此謹慎呢？

原本因裁撤冗署、冗員而鬧得不可開交的京城官場更加恐慌，謠言四起，傳說紛紜，誰也不知道真相，但又好像誰都在宮裡有線人。凡此，都無形增加了後來政治變動的機會。

康有為代宋伯魯擬就推薦奏摺後仍不放心，他於是日（9月13日）午後，面有喜色的找到王照與徐致靖，將他獲知的消息大體轉告，信誓旦旦聲稱譚嗣同已請光緒帝開懋勤殿，用顧問官十人，業已商定，但須由外廷推薦，並將此十人名單出示，要求王照、徐致靖二人根據這個名單立即起草奏摺給予推薦。

王照表示他正與徐致靖商量起草另一份重要奏摺，現在無法分身寫推薦奏摺。康有為聞言並不死心，他對兩位說，皇上那邊已經說定，現在讓兩位起草這份奏摺，只是履行一下手續，走一下程序。皇上今天就想看到這份奏摺，你們那份奏摺不妨推遲一天，無關緊要。不得已，王照、徐致靖只好放下手頭事情，分別繕寫兩份推薦奏摺。王照參照康有為的名單推薦了康廣仁、徐致靖、宋伯魯等六人；而徐致靖則參照康有為提供的名單推薦了康有為等四人。當天晚上，這兩份奏摺通過機要渠道分別送給了清廷。

王照、徐致靖這兩份推薦奏摺雖然呈遞上去了，但由此卻暴露了康有為設置懋勤殿的建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私心。這樣明目張胆要求別人保薦自己，即便過程如何保密，也不免引起各方面猜疑。新任軍機章京楊銳在當時寫的一封家書中憂心忡忡，對康有為這些做法相當反感不以為然，以為康有為等人開懋勤殿的建議並非出於大局出於公心，而是私心作祟。如此私心如此猖狂，只能引起反改革者的反彈及反感，於大局極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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