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揚 收藏種子的人
鍾揚（1964-2017），湖南新寧人，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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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工作16年，鍾揚和他的團隊收集了千餘個物種，佔西藏物種的五分之一。在國家和上海的種子庫，鍾揚和他的團隊已經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四千萬顆種子，可存放100至400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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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植物學家鍾揚的雙胞胎兒子呱呱墜地。其時，38歲的他正在研究紅樹植物。他給兒子取名雲杉和雲實——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復旦大學有學生貼告示：「鍾揚教授和張曉艷博士的遺傳學實驗取得巨大成功，結果為兩新種：鍾雲杉、鍾雲實。」對植物的痴迷讓他把神話變成現實。
2001年，時任復旦大學植物學教授的鐘揚請纓去西藏，為西藏大學爭取到了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並帶出了西藏自治區第一個植物學研究地方隊。
西藏大學理學院副教授拉瓊說，放在以前，國家項目是他們想都不敢想的。學校的植物學專業沒有教授，沒有獲博士學位的老師，申請課題也沒有基礎。
鍾揚當時只做了一件事——帶著藏族同事和學生去考察。天剛亮就出發，只帶麵包、榨菜和礦泉水，直到晚上八九點鐘才收工。他說，「當地同事在西藏研究生物多樣性有天然優勢，我有責任和他們一起把青藏高原的生物學科建設好。」
2002年，他和同事瓊次仁聯合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失敗了。第二年再試，「西藏大花紅景天的居群分布、化學成分變化及地理信息系統研究」項目申報成功。此後連續7年，鍾揚每年為西藏大學申請到一個國家項目。
為調查巨柏的分布與生存情況，鍾揚和藏族博士生扎西次仁花了3年，行走雅魯藏布江兩岸，直到將僅存的三萬多棵巨柏登記在冊。這一課題後來得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
扎西次仁說：「鍾揚老師是受到我們評價最高的老師。他血壓高、身材又胖，到西藏第一年，高原反應特別厲害，頭暈、噁心、無力、腹瀉，但他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從不提這些。」在鍾揚的帶領下，西藏大學如今的植物學研究已初具規模。
然而鍾揚的目標遠不止於此。在西藏工作16年，鍾揚和他的團隊收集了千餘個物種，佔西藏物種的五分之一。在《一席》的演講中，他提到收集種子是為了應對全球變化，「假設西藏有一種應對癌症的植物一百多年後沒有了，但一百多年前我採集過5000粒種子，並且把那5000粒種子放在了一個罐子里。後人發現那個罐子、拿出來種，即使只有500粒能活，50粒能結種子，這個植物不也恢復了嗎？」
在國家和上海的種子庫，鍾揚和他的團隊已經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四千萬顆種子，可存放100至400年不等。鮮少人知道的是，上海世博會英國館的種子殿堂，其中40％的種子是鍾揚提供的。
被稱為「神童」的鐘揚，15歲考入中科大學習無線電，喜歡寫詩，畢業後分到中科院武漢植物研究所。為填補生物學知識的空白，所里專門讓林業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張曉艷輔導他。當時他想兩年後考研，離開植物園，但一留就是15年，從實習員升為副所長，當年輔導他的「女老師」也成了家裡的「女領導」。
鍾揚說做成一件事需要1萬小時，他在中科大花了1萬小時學無線電，而成為植物學領域的專家，他花了15年。他一直保持學習狀態。沒人規定援藏幹部要學藏語，但他堅持藏語是表達尊重的最好方式，隨身帶著請藏族學生錄的藏語聽力教材。他在飛機上、主席台上寫文章，如果跟朋友約會早到了5分鐘，他一定要找件事情干。
「神童」自然有天賦過人之處，鍾揚「斷點續傳」能力驚人。由於兼任院里的行政職務，他工作時常被各種會議和來訪的人打斷，但事情忙完後，他總能立即投入原先的工作，同事笑稱，他就像電腦模式切換般迅速。
2007年，赴西藏收集植物種子的同時，鍾揚把10種紅樹林的幼苗運回上海。他想為上海造一片紅樹林。但紅樹林一般分布在低緯熱帶，學界普遍認為不可能在上海栽種。第一年失敗了，冰凍災害讓紅樹林遭遇了滅頂之災。第二年，奇蹟發生了，不僅新種的紅樹全部存活，第一年「貌似」死去的那批紅樹竟然也「復活」了。「這是一個很好的寓意，人和樹都要堅持下去。」他說。
2017年9月25日，鍾揚赴內蒙古途中遭遇車禍，生命定格在53歲。人倒了，但那片紅樹林會堅持下去。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第528期
文 / 謝禕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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