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多位編者耗時5年，國家統編義務教育教材到底改了什麼？

材的編審過程進行了五年

調集140多位編者

最後以「編審分離」的方式審核

張斌(福建分社)/中新社/視覺中國

2017年8月31日，福州市倉山區第五中心小學一年級新生展示剛領取的語文統編教材。

16開大小的書頁上，「天地人」「你我他」六個黑色楷體字分兩行橫在正中間，佔據了紙張的1／3。其他部分，幾乎留白。

近一個月前，在新學期的第一節語文識字課里，吉林大學附屬小學一年級新生捧著課本，跟著教師耿玉苗學習了這六個生字。課本豎在課桌上，足夠遮擋住孩子們的大半張臉，斗大的字周圍沒有拼音，他們望著這些筆畫構成的漢字沒有陌生感，讀了一遍又一遍。

這是教育部統編的新教材，從今年9月1日開學後全國通用。這次一起統一改用「教育部編義務教育教科書」的，是義務教育一年級和七年級的語文、歷史、道德與法治這三門科目的課本。出版發行單位為人民教育出版社。

先識字再學拼音，是語文新教材的一大改變。此外，一些曾經被取消的老課文復出，小學課本中的古詩文篇目也相較先前增加了60篇。

在統編的歷史教材里，辛亥革命從以往「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的表述，被改為「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另外，教材完整介紹了中國14年抗戰的歷史，並突出國家主權意識和海洋意識的教育。關於道德與法治科目，在小學的課本里涉及到30多部法律法規，初中課本則有50多部。

這些教材的編審過程進行了五年。從2012年開始，教育部根據中央要求，統一組織調集140多位全國學科專家、教研員和一線教師組成團隊開展編寫工作，最後以「編審分離」的方式審核。根據教育部規定，2018年統編教材將覆蓋到二年級，2019年則是義務教育階段所有年級都將使用三科統編教材。

國家認知

《我們是中國人》和《升國旗》是耿玉苗在一年級上冊課本里翻到的兩篇愛國教育課文。五十六個民族的小朋友穿著節日服裝，彙集在天安門前——這個插畫被孩子們打開後，耿玉苗給他們講述了有關祖國的概念，再由此過渡到母語的介紹。

2017年8月31日，福州市倉山區第五中心小學一年級新生在閱讀《道德與法治》課本。由中國教育部統一組織新編的義務教育道德與法治、語文和歷史三科教材，將於今年9月1日秋季學期開始在全國所有地區初始年級投入使用。

張斌(福建分社)/中新社/視覺中國

在備受關注的語文課文內容選取方面，除了這樣的題材，魯迅的文章也成為焦點。

統編新教材中的魯迅文章，在小學階段出現兩篇，初中階段選用了七篇。被任命為中小學語文統編教材總主編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溫儒敏反覆回應著輿論——並沒有所謂的「魯迅文章大撤退」。而諸如朱德的《回憶我的母親》、茅以升的《中國石拱橋》、葉聖陶的《蘇州園林》等，一些最近十年從教材中被捨去的經典老課文，這次又被重新啟用。

編寫過程中，溫儒敏感到過壓力。他公開談到，「教材是公共知識產品，它要照顧到方方面面的需求，同時又要講教學的規律性。」

研製大綱、編寫樣章、編寫教材、試教試用、修改完善，這是一般編寫教材要經過的大致程序。教育部教材局在對《中國新聞周刊》的回復中，以編寫樣章為例，提到了遵循一定編寫規範的過程：全體編寫組共同討論教材的呈現方式、欄目功能和設計、圖文搭配、文字風格等。先由四至五位核心編者分別撰寫教材樣章，之後大家一起比較、加工、討論，並請一線教師到課堂上試講，最後集中力量編寫出一個樣章供編者參考使用。

而統編歷史教材的遴選依據，除了「點線結合」的課標要求編排方式和初中生初次較為系統地學習歷史的認知水平外，是中共十八大以來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法治教育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另一方面，教材需要體現歷史學研究的新成果，比如，強調14年的中國抗日戰爭改變，突出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以及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等。

「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目前我們已經形成了國家認知，也是要從國家認知的角度來認識。」義務教育歷史統編教材執行主編、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葉小兵曾公開表示。

初中歷史課程標準的修訂工作，教育部先行在2007年就開始啟動。已故的歷史學家齊世榮曾在那時被聘請為總顧問，並擔任部編初中歷史教材的總主編。部分教材初稿上交後，他曾逐字修改，甚至重寫重要的課文。

據葉小兵的追憶文章，關於「文革」爆發的背景，齊世榮依據的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鄧小平文選》、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以及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對法治教育的加強，則是落實到道德與法治統編教材時，編寫組進行過反覆討論的。最終，編寫組確定了專門教授和滲透相結合，在六年級上冊和八年級下冊設置了法治專冊，以憲法精神為主線，結合學生的實際生活。

教材制度沿革

耿玉苗是在8月14日拿到新課本的，她跟同事們在那之後的一周進行了新教材培訓和開學前的常規備課。這是她教書17年里見過的開本最大的語文教科書，此前她用了十幾年人教版教材，教過六年長春版教材，也接觸過蘇教版和粵教版。

這「一綱多本」「多綱多本」的教材發展情況，要追溯到改革開放初期。當時，教育部制定統編教材，各地教材也初步百花齊放，語文課剛剛恢復獨立設置。

1985年，在《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指導下，開始改革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相適應的教育內容和方法。第二年，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成立，改革統一的教材制度，也就是要在統一要求和審定的前提下實行教材的多樣化。

2017年8月31日，福州市倉山區第五中心小學到校註冊的一年級新生在領取統編教材。

到了1991年，九年義務教育的「五四制」和「六三制」兩套教材誕生於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投入使用後，廣東、四川、上海、浙江、北師大等各自出版的教材經過送審，也在各地進入了課堂。1999年，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啟動，引入教材的競爭機制，各地又開發了適合本地區發展的鄉土教材和校本教材。

2000年秋季的開學季，新的語文教材出現在全國中小學，《語文教學大綱（修訂版）》同時正式實施，已經對古詩詞教學做了更高要求，並且強調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和寫作、表達能力。而北京在2007年使用的本地新教材中，就曾進行過關於魯迅文章的篇目調整，放棄了《阿Q正傳》《記念劉和珍君》等名篇，選擇了《鑄劍》。另外，還加入過金庸小說的內容。

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指導下，教育部再次組織專家對義務教育各學科課程標準進行了修訂完善，印發義務教育語文等學科課程標準（2011版）。這個於2012年秋季開學執行的語文新課標中，對小學生會寫漢字的要求有所降低，但增加了需要背誦的篇目。

這一次，耿玉苗特意先看了下識字的部分，「一年級上冊要求學生認的字是300個，但只要求會寫其中的100個，突出了多認少寫。」這一點，符合她對孩子年齡和心理特徵的認知，「6歲左右的孩子，手上肌肉群還不是很發達，他們寫字是很麻煩的，認字倒很快。」

在給新生下發課本的那一天，耿玉苗記得，孩子們比較容易被插圖和大字吸引，便於集中注意力，「插圖改變很大，畫得挺可愛，更符合兒童的特點，畫風上還結合了民國課本的一些內容。」

而其中的古詩文篇目比重依然是加大了，小學教材中共有129篇，初中是132篇。教育部教材局回應《中國新聞周刊》稱，這是基於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原則，「讓孩子在記憶力最強的時期，多接觸古詩文，多接受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然後精選古詩文，語文課程標準里推薦的古詩詞都是膾炙人口的經典名篇，既有對祖國大好河山的歌頌詩詞，又有反映熱愛祖國、積極奮進的名家名篇，都是需要我們傳承的。」

基於「人文精神」和「語文要素」雙線結合的選文要求，編寫組此次放入了魯迅的《藤野先生》《故鄉》《孔乙己》；朱自清的《春》《背影》；老舍的《濟南的冬天》等文章，兼顧經典性和時代性。

整體而言，課文數量是有所減少的，但又增加了課外衍生閱讀。比如，小學階段新增了「和大人一起讀」等欄目，初中設置了一定量的自讀課文和名著導讀。

尊重認知規律

關於選文的取捨、教材的新變化，以及習題涉及等細節方面，在編寫的過程中，編寫組都有過激烈的討論。其中一次，是對於語文教材中拼音和識字的教學順序。

目前的統編教材，是先學一個單元的識字，再學習拼音。而在商定時，編寫組呈現了不同的看法。因為漢字本是沒有拼音的，此前有教材做過這方面的探索試驗，編寫組的成員認為效果很好，能讓學生在識字單元先緩解語文學習壓力。教育部教材局回復《中國新聞周刊》稱，經過討論實驗之後，教材確定了先識字後拼音的安排，「也是為了讓孩子知道識字與拼音的關係，即：識字是目的，拼音是手段。先識字後學用拼音，強調漢字學習的重要地位。強調拼音作為輔助工具的價值，有利於激發學生的識字讀書的興趣。」

在以往教學和此次開學一個月的實踐中，耿玉苗對學生現狀的看法是，「很多小孩學拼音會受到英文的干擾，而在生活中出現的更多是漢字。他們就是先學會了漢字，回頭再來學拼音。」她覺得這是符合兒童認知規律的，「像以往非要把拼音學到什麼程度，是很為難孩子的，有些形近的，比如『U 』和『 V 』，好多小孩搞不清，就在小時候形成障礙了。現在降低難度，孩子學得輕鬆一些，也更容易對母語產生興趣。」

對全國各地教材關注多年的深圳園嶺小學語文教師李祖文，也理解此次漢字在前的教學安排，「是尊重了現在孩子的情況，他們其實不是零起點，也不一定要從一二三四開始念。」

諸如此類，編寫中出現的重要和疑難問題，編寫組會試行集體會商，共同尋找解決辦法。對於分歧較大的，由總主編邀請更大範圍的專家商討定奪。

一個例子是，在對於小學低年級語文教材使用的字體處理上，編寫組內部也曾爭論不休。有人認為應該用宋體，使用更規範，有人則覺得楷體好，符合小學生的認知習慣，還有人提議選擇仿宋。最後，作為總主編的溫儒敏提出，教材是給孩子編的，要從孩子的識字習慣出發，最終選擇了與手寫體最為接近的楷體。

教材編寫依據的始終是課程標準，根據不同年段的學習目標和學生接受水平，確定相應的框架結構，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教育部教材局由此還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了寫作專題在不同年級中的難易程度：七年級強調基礎性，主要進行一般寫作能力的訓練，側重記敘性文章的寫作；八年級強調實用性，突出語文跟生活的聯繫，主要進行遊記、演講稿、消息等實用性文體的寫作，側重說明性文章的寫作；九年級強調思辨性，主要進行議論性文章的寫作。

這些遞進的難易程度，針對客觀存在的地域差異，統編教材編寫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彈性與適應性，以滿足不同地區學生的發展需求。

在課後練習部分，編寫組此次編排了「選做題」，讓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興趣愛好進行選擇，也要求教師通過組織交流和表揚鼓勵，去激發學生做這些題的興趣。

李祖文卻表達了一個自己的顧慮，「我們仍然沒有擺脫這種傳統的文選加練習的方式，這給老師和孩子帶來很大的困擾，因為這其實缺乏了對學生學習過程的尊重和關注。似乎我們還是比較重視在練習中得出的結果，而中間應該隱含一個什麼樣的學習過程，我們的教材忽略了這個最重要的東西。」

在8月28日教育部今年首場教育金秋系列發布會上，教育部教材局副局長申繼亮表示過，會有三方面來保證統編教材後續的完善和提高：建立跟蹤研究機制，編寫的主要專家去一線了解使用過程的適宜性，同時建立研究基地，鼓勵專家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建立專門的平台，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教育行政部門建立定期修訂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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