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氣對於成功而言可有可無？

按：在一個越來越強調努力和天分對於成功之重要性的社會中，人們傾向於樂觀地相信「人定勝天」，運氣因素往往被視作無足輕重。這或許是提倡精英主義的社會的特徵之一，說那些功成名就者運氣不錯，明顯像是在說他們本不應該屬於這個階層，他們並不是自己認為的精英。行為經濟學家、康奈爾大學教授羅伯特·弗蘭克認為，「精英主義」的說法似乎掩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成功和失敗常常取決於無法人為控制的重要事件。

要談論運氣，弗蘭克首先為我們介紹了一個概念——可得性啟發，指人們傾向於以一個客體或事件在知覺或記憶中的可得性程度作為判斷的依據，並認定容易知覺到的或回想起的事件更常出現。可得性啟發法表明，我們有關世界運行方式的敘事建構，更多地依賴於容易記憶的信息。但這幾乎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們的描述是偏頗的，因為某些類型的信息比其他類型更容易記憶。「這就難怪聰明且勤奮的人致富後，會自然地把成功歸因於自己的天賦和孤身打拚。畢竟，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多麼努力、多麼有才華。理論上，他們可能也知道，自己在其他環境中未必能取得同樣成就。然而，日常經驗不會頻繁地提醒他們反思自己的幸運。」

美國康奈爾大學心理學教授托馬斯·吉洛維奇（Thomas Gilovich）用逆風和順風的比喻來描述這種不對稱性，人們常常更容易記住自己在逆風時的掙扎，順風的舒適輕便常常被視作理所當然。吉洛維奇還注意到，用谷歌搜索「逆風」可以找到大量人們逆風前行的圖片，搜索「順風」卻很難找到能夠恰當描述這一概念的內容。

在《成功與運氣：好運和精英社會的神話》一書中，弗蘭克寫道：「無論獲得什麼成就，我們都容易高估自己，這並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對獲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即使這些成就全靠運氣或其他外部因素才得到。這是因為，成就帶來的自豪感往往是努力爭取成功的最強大動力之一。」但緊接著，他引用了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的名言——「一流智力的檢驗標準是，能否在頭腦中同時持有兩種對立觀點，還仍然擁有正常行事的能力。」——意圖說明，對運氣的清晰認知需要我們具有非常高的智力，要求我們更客觀地看待運氣對於成功的重要性。

經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新近出版的《成功與運氣》中文版中節選了部分章節，以饗讀者。

行為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

《第四塊餅乾》

文 | 羅伯特·弗蘭克  譯 |  張琪

運氣有多重要？簡單幾個問題就可以準確地把保守派和自由派區分開來。保守派的觀點很正確，聚斂起巨額財富的人幾乎都非常有才華而且勤奮。但自由派說的也沒錯，無數擁有相同特質的人似乎從來也沒賺過大錢。近年來，社會科學家發現，隨機事件對成功的影響大得超乎想像。

這本書原來的副書名是「一種個人視角」，因為我擔心如果不充分告知讀者書中含有大量我個人經歷的隨機事件，他們會因此抗議。但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勸我，「一種個人視角」可能會導致許多人誤以為這是一本自傳，然而它並不是。不言而喻，他們其實是擔心自傳吸引不了多少讀者。

我一直認為，如今，大多數發達經濟體的市場體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精英化了，所以起初很不願意接受出版社提出的替代方案：「好運和精英社會的神話」。當我把本書封面彩樣拿給一位老同事看時，他的反應證實了我的擔憂。他問：「難道企業不應該聘請那些最優秀的求職者嗎？」我向他保證，我和他一樣強烈反對任人唯親。

當然，在現實中，任何系統都不可能完美地精英化。但我最終決定用「好運和精英社會的神話」做副標題，並不是因為擔心任人唯賢和階級特權可能會持續。相反，正是因為我相信「精英主義」的叫法實在是害處無窮。

精英主義，最初是1958年被英國社會主義者、後來出任大法官的邁克爾·楊（Michael Young）用來尖銳諷刺英國教育體系的。在《精英統治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一書中，他認為，鼓勵成功人士自吹自擂地把成功完全歸因於自身努力和能力，會讓事情變得更糟。12001年一篇反思此書的文章寫道，邁克爾·楊指出，雖然任人唯賢很有道理，「但一些貌似擁有某種特殊才能的人固化為一個新的社會階層，並將其他人排斥在外，則毫無道理可言」。楊對他創造的這個貶義詞很快變成了一個溢美之詞而懊惱不已。

在一個提倡精英主義的社會，說那些功成名就者運氣不錯，明顯像是在說他們本不應該屬於這個階層，他們並不是自己認為的精英。「精英主義」的說法似乎掩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成功和失敗常常取決於無法人為控制的重要事件。例如，邁克爾·劉易斯（Michael Lewis）在普林斯頓大學2012屆畢業典禮的演講中，講述了促使他成為一個富有的知名作家一連串不可思議的事件：

一天晚上，我被邀請參加一場晚宴。宴會上坐在我身邊的女士是華爾街投資銀行所羅門兄弟公司一位大人物的妻子。她幾乎是逼著她的丈夫給我安排了一份工作。我當時對所羅門兄弟公司幾乎一無所知，但是這家公司卻正是整個華爾街的重塑者——它將華爾街重塑成了我們今天所熟知並喜愛的地方。這份隨意分配給我的工作，使我有機會能夠觀察華爾街瘋狂的滋長：我成了一個衍生品專家。一年半以後，所羅門兄弟公司開給我一張數十萬美元的支票，讓我為專業投資者提供金融衍生品的諮詢。

劉易斯根據在所羅門兄弟公司工作的經歷，於1989年出版了超級暢銷書，描繪華爾街金融操縱的新浪潮如何改變了世界：

我寫的這本書叫《說謊者的撲克牌》（Liar』s Poker），銷量達到100萬冊。我當時才28歲，有一份工作，小有名氣，發了筆小財，還能寫點兒東西。突然間所有人對我說，我天生就是一個作家。這太荒謬了。我很清楚這個故事有另一個更真實的版本，它的主題是運氣。那場晚宴剛好坐在一位所羅門兄弟公司高管的妻子旁邊，概率有多大？進入華爾街最好的公司並寫出一個時代的故事，概率有多大？得到一個最便於觀察這個行業的職位，概率有多大？我的父母沒有與我斷絕關係，而僅僅是嘆了口氣說，「如果你非要這樣，就去做吧」，這樣的概率有多大？有幸被普林斯頓的一位藝術史教授點燃「必須這樣做」的激情，這個概率又有多大？一開始就被普林斯頓大學錄取的概率又有多大？

我不是在假裝謙虛，而是想用我的經歷說明，成功常常被合理化。人們真的不喜歡聽到自己的成功被說成是運氣好——尤其是成功人士。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覺得自己的成功在某種程度上是必然的，他們不願承認隨機事件，即機遇在他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邁克爾·劉易斯與《說謊者的撲克牌》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經常討論類似主題：

美國成功人士總是有一個錯覺，覺得他們的優秀僅僅源於勤奮和聰明。

實際上，他們最大的成功是出生在一個美國中產家庭，備受寵愛，有人給他們講故事，從小就參加運動俱樂部、讀書會和音樂課。他們還是一顆受精卵時，成功就已經是註定的了。

紀思道指出，這種錯覺的錯誤之處在於，那些對自己的優勢視若無睹的人，往往同樣無視別人的劣勢：「其結果就形成了一種刻薄的政治環境，至少是對弱者冷漠；這也解釋了人們為什麼不喜歡擴大醫療補貼範圍、發放長期失業救濟，或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以跟上通貨膨脹等政策。」

紀思道回憶了他家鄉俄勒岡州的朋友瑞克·戈夫（Rick Goff）的人生。戈夫的母親在他五歲時就去世了，不久酒鬼父親拋棄了戈夫和他的三個兄弟姐妹，讓他們自生自滅。認識戈夫的人都形容他是一個很實在的朋友。據說他還「非常聰明」，但似乎因患有多動症而成績不佳。他沒上完初中就輟學了，去了木材廠和五金店工作，後來又成了一個出色的汽車油漆工人。但在一次事故中他的手受了嚴重的傷，只能靠殘疾救濟金和打零工艱難度日。2015年7月，年僅65歲的他就去世了，因為他將自己買藥用的600美元給了生活拮据的前妻。

紀思道總結道：有些人認為，成功完全源於「選擇」和「責任感」，是的，他們說的沒錯，但遠非這麼簡單。

斯坦福大學社會學家肖恩·里爾頓（Sean Reardon）說：「有錢人的孩子會做出很多錯誤選擇，卻不用承擔選擇錯誤的後果。」

邁克爾·劉易斯在演講的結尾描述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心理學家進行的一項實驗。研究人員把相同性別的受試者三人一組，安排到不同的房間，要求他們解決一個複雜的道德問題，比如處理考試作弊。然後，任意指定一個成員為組長。小組成員在房間中進行討論。半小時後，研究人員托著一個裝有四塊餅乾的盤子進入房間。誰會吃掉第四塊餅乾？無一例外，都是被指定為組長的那個人，「雖然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優點，只是30分鐘前被隨機選出的，他能成為組長純粹是運氣好，但這仍然讓他覺得餅乾應該是他的。」劉易斯指出。

劉易斯為普林斯頓畢業生道破了這場道德實驗的關鍵：你是被指定為小組組長的，雖然可能不完全是隨機挑選，但你必須意識到你是非常幸運的少數人。幸運地成了你父母的孩子，幸運地出生在你的國家，幸運地進入普林斯頓大學這樣能將幸運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在這裡，你會認識其他幸運的人，並得到變得更加幸運的機會。你也非常幸運地生活在了這個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富饒的社會，生活在這個沒有人會要求你為什麼事情做出犧牲的時代。

你們每個人面前都有一塊多出來的餅乾，而且將來會有更多。隨著時間的推移，據我所知，你會很容易覺得自己得到這塊多出來的餅乾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哪怕你能假裝謙虛一下，說自己其實配不上這塊餅乾，你會更幸福，世界也會因此變得更美好。

當然，也有很多人願意承認自己的成功有運氣的成分。事實證明，那些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支持各種公共投資，以創造和維護促使自己成功的環境。他們也明顯比其他人更快樂，而這種感恩心態又會為他們帶來更多物質上的成功。

《成功與運氣》

羅伯特·弗蘭克 著  張琪 譯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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