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圍城內外的矛盾，我們是不是有其他路可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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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劉柳、岳韜

為什麼離婚率不斷攀升？

傳統上的婚姻是以什麼為基礎的？

在社會發展進程里，婚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近年，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的離婚率已升至40%以上，跟歐美國家持平。

都市中10對結婚的戀人里就有4對已離婚，而剩下的或許正在趕往離婚的路上。

對此，有人說是信息時代智能通訊惹的禍，使得外部的太多誘惑闖入了婚姻當中；

有的則栽贓「剩女」人群，認為她們是婚姻的潛在敵人，是誕生小三的窩點；

還有人將離婚指向一夫一妻制的強制性，認為人性無法受制過於單一的體制，並認為越是獨立的人就越可能顛覆一夫一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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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眾說紛紜中可以看出離婚率標高已經成為一個社會話題，在許多人看來這也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然而，人們雖然嘗試從科技、人口、制度等多方面去解釋了高離婚率的原因，但從本質上來說，高離婚率似乎也是社會發展的某種必然——婚姻與情愛之間，本來就有一些互相矛盾之處。

「重」的婚姻

從人類發展角度來看的話，婚姻的本源是極具功能性的。

傳統婚姻首先是一個家族與另一個家族的盟約，它擔負著最為基本的政治、經濟、繁衍、養老等複合職能。

締結婚姻的基礎是大家很熟悉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個人的感受是不成為一個常規的參考標準的。

當然我們也聽過許多恩愛夫妻琴瑟好合的傳說，但事實上，這種愛情只是傳統的婚姻的一個衍生品。

就算梁鴻孟光彼此之間相看兩厭，對於傳統婚姻關係的穩定與否也無足輕重；而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傳統婚姻關係如果遭受危機，那麼背後的原因，多半也不會是「情感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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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們的讀者朋友最關心的性生活問題——性作為傳統婚姻的一部分，承擔著傳宗接代的關鍵職能。彼時快感對於性，恰如愛情對於婚姻：有最好，沒有也很正常。古代的避孕技術也主要限制在名門顯貴中，且多是為了象徵財富地位（「如意袋"）與預防疾病所用，

也就是說，那時的避孕技術也不是為了讓人享受性愛而存在。

傳統社會多子多福的觀念，使得「避孕」不成為傳統婚姻生活里的話題。而女性如果無法生育，她在婚姻里就幾乎是沒有價值的。

然而，從19世紀工業革命起，愛和性在婚姻中的地位迅猛提升。大批中產階級和私人財產的誕生使人們有能力追求自己的意願。這我們可以從《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偷偷看過這本曾經的禁書的朋友們舉個手）等很多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小說中看到。

如今，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人們結婚的首要前提就是要找到個意中人（The Right One）（是不是和我們現在說的「對的人」很像？）。這個「the one」帶著濃厚的浪漫主義的氣質，即那種「註定是你的邂逅」或「死了都要愛」的狂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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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義愛情觀弱化乃至消解了婚姻的傳統功能。

人們力求用愛情代替政治、經濟或繁衍，作為婚姻的黏合劑，並認為比起家族的力量，愛情的內在驅動力更強大，因此基於愛情的婚姻也會更牢固。與此同時，人們很自然地將性和愛視為一體，統稱情愛，認為性和愛是相互依存的，起到共同鞏固婚姻的作用。

「輕」的情愛

但愛情到底是飄渺的啊。當深陷愛河中，那份力量固然強大，但渡過愛河後，那份對愛的猶疑也同樣強大。試問誰不曾在一邊享受愛情，一邊不斷懷疑愛情是否真的存在著呢？

愛情之所以熾烈厚重在於它的無常與無助。當它以婚姻的形式被固定下來後，就漸漸變得輕盈平緩，這時便需要其他的一些因素將婚姻黏合固定，比如友情、親情、後代。

如果說，愛從一開始就是飄渺的，性則在60年代西方的性解放運動後才逐漸變得輕盈起來。伴隨著性觀念的轉變，技術的進步更是將性解放大大推進了一步，並終於使性獲得了完全獨立的存在空間。

傳統性關係中所面臨風險更大的一方，即女方，現在也可以自主決定要不要性，可以享受性卻不必擔心懷孕，還可以擁有性且不必依靠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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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愛終於得以完全分割，它們各自與婚姻更是沒有必然關係。婚姻制度上生出一雙輕盈的翅膀，擺脫了以往在階層、地位、家族或種姓上的限制，變得更為民主和自由。在這民主和自由的婚姻里，婚姻的功能性和浪漫性成了悖論。

「輕重」兩重天

隨著婚姻的功能性和浪漫性的沒落，西方的婚姻制度在近幾十年里也有了顯著的變化。以意識形態最為自由的西北歐國家為例，它們的制度已從法律上剝離了婚姻的傳統職能。

今天，在北歐與荷蘭等國，人們根本不需要領結婚證就能共同安家置業、養兒育女、分享財產，前提是只要這兩人（還不一定是男女）在民事處登記在同一住址下，即註冊同居。

婚姻中的所有的法律保障同居伴侶一樣可以享受，孩子的戶口和入學、買房子的貸款手續等都不成問題。

在這樣的環境下，選擇結婚的人逐年減少，婚姻愈發變為象徵性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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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的人當然還有，只是更加集中於外國人、有宗教信仰的人、家族財團和皇室成員，以及對婚姻仍抱有浪漫信念的人。

在結婚人口中，這些國家的離婚率也跟中國差不多，所以說在總人口中能夠維持穩定婚姻的連半數都不到。

可即使結婚率再低、離婚率再高，我們也很少在這些國家聽到人們議論這個現象，因為它根本就不構成社會問題，結婚與否並不影響生活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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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情形就大不一樣了：許多都市年輕人正在追求婚姻的「輕」，但是他們仍無法擺脫婚姻的「重」。

這「重」一方面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壓力，另一方面則源於意識中未能完全褪去婚姻功能觀和浪漫觀。

婚姻功能觀和浪漫觀相結合，經過外部壓力催化，出現了一步到位的想法：找個愛我一輩子的高富帥，或讓我愛一輩子的白富美。

當然，能夠實現一步到位的人，如果有的話也鳳毛麟角。大部分人匆匆忙忙進入一段普普通通的婚姻，走進去才發現即使再普通的婚姻也可能變成煉獄，於是又匆忙離婚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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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這個矛盾不能完全怪當事者。我們的社會還是以婚姻和家庭為基石的，當繁衍後代、贍養老人、安置財產等在很大程度上仍需婚姻和家庭作為保障時，選擇一個可靠的人結婚——人品和家境雙重可靠，智商和外貌基因也不能差——是沒有錯的。

在這個「重」的大環境里，「輕」反而成為負債，危及著婚姻的穩定。這也不難解釋為什麼一線城市離婚率最高了，因為都市中追求「輕」的人最多。

離婚率之所以高到成為社會問題，是因為制度與觀念的不一致。要想改變，只有靠革新制度或革舊觀念，兩者目前看來均不太可能，因此離婚率也只能居高不下了。

（文／劉柳、岳韜。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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