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恆的記憶（上）——籌建北京天文館往事

科技 09-28

永恆的記憶

籌建北京天文館往事

選自《疇界老牛回憶錄》陳遵媯遺稿陳永汶整理

接受任務

1955年春，我在上海中國科學院華東分院徐家匯觀象台工作。意外收到中國科學院竺可楨、吳有訓二位副院長的聯名信，邀請我到北京來，擔任館長，負責籌建一個新的天文機構——北京天文館。信中還特意說明：任務完成後，仍回科學院。語氣十分婉轉，完全是商量的口吻。

我曾在1935年的《宇宙壯觀》中談及過假天儀。1923年德國蔡斯廠製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天象儀，當時稱為『假天儀』。隨之，建起了第一座『假天館』。高魯和張鈺哲很早就撰文介紹過。我們那時就期盼也在中國建座『假天館』，「為著啟發民智，破除迷信」。

1951年，中國代表團出席了在東柏林舉行的第三屆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並參觀耶那天象館，這次參觀給代表團留下深度印象。回國後，代表團提出在國內建館的建議。1953年，張鈺哲隨科學院代表團訪蘇後，在他寫的《蘇聯天文學專業考察報告》中還著重提出建立天象館的建議。1954年科學院院務會議決定用財政預算節餘的400萬元，作為籌建天文館和科學出版社的基金各200萬元。不久，李元調到北京籌辦此事，隨即向東德訂購大型天象儀和5吋望遠鏡各一套，供天文館用。

上述那些建館的前期工作，我一無所知，收到兩位院長的邀請頗感意外。

我最喜歡新事物，總想幹些沒有干過的事情，所以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個邀請。但又想，我一生不願意當官，這次卻要當館長，這不是有悖意願嗎？隨即又自我解釋：我是去搞科普工作，雖然有個「長」字，但不是從政，不能算是當「官」。

在科學院上海分院為我召開的歡送會後，有人小聲問我：「你搞了三十多年研究工作，現在要去搞科普工作，思想上沒有波動嗎？」

「沒有呀。」我如實回答，他覺得很奇怪。

其實，兩位副院長說「完成任務後，仍回科學院」，和此人的意思一樣，怕我看不起普及工作，給我一個安慰。

「人貴有自知之明」。我本不是天文專業科班畢業，少年時期也不是天文愛好者。幾十年來，除了編算天文年曆外，我的大部分著書都是科普讀物。這些讀物引導了許多青年人進入天文界，後來成為優秀天文工作者的不乏其人，我感到十分欣慰。現在，黨根據我在天文界的歷史，讓我來籌建中國第一座天文館，給了我一個更大的舞台，會有很多工作等著我。因此我愉快地接受任務，根本也不想再回科學院了。

兩星期後，我從上海來到北京，當我走下火車時，沒有想到有很多人來接我。過去，也常有人到車站接送，都是些熟悉的親戚朋友。這次可不同，除了李元，其它人我都不認識。有科學院、全國科普協會的領導和一些年輕人。我生平第一次遇到這種場面，真有種「走馬上任」的「官」感覺。

翌日，到科學院向兩位院長報到後，正式開始籌建工作。我住在北魏衚衕的科學院招待所，那時全國科普和科學院都在文津街辦公，早有人為我在那裡安排了辦公室。

我一日三餐都在食堂就餐。吃午飯時人最多，大家圍坐在一起，邊吃邊談，煞是有趣。有一天，一位女青年一邊吃飯、一邊對我說：「那天在車站接到你以前，我們猜想你一定是西服革履、戴金絲眼鏡。很嚴肅，不苟言笑，說話搖頭晃腦、慢吞吞的。」她還表演起來，把在場的人都逗笑了。和年輕人在一起我感到自己也年青了，充滿活力。

那時，我參加科學院院長級的政治學習，和他們坐在一起，有些不得勁。在學習會上，研究社會科學的人發言最多，都是長篇大論，頭頭是道，有些政治術語我甚至是第一次聽說；研究自然科學的人發言要少些。而我更少，因為那時候我沒學過馬列著作，也沒讀過毛主席的書，生怕出洋相，不敢說。

我曾經想提出要求，換個學習組，又不好意思。不過，也有好處，和院長們接觸多了，彼此之間加深了解，後來籌建過程中多次超支，他們都及時給予財政追加。

1955年夏天，等孩子一放暑假，我就回上海搬家眷。從此，我又在這座渡過青少年時代的城市定居了。

命名

我剛到北京時看到的全國科普協會的文件，都稱此新機構為「假天館」。在此之前，我只是從資料才知道天象儀的外形和工作原理，天象儀就是天文電影放映機，天象館也只是一個天空劇場或天文電影院而已。所以英語中天象儀和天象館是同一個詞。

張鈺哲先生在1932年11月號的《科學》雜誌中發表了長達7頁的文章《假天——最新式之天象儀》，對天象儀的結構、原理和性能詳加介紹，並附有11張圖解。後來此文收入193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張鈺哲文集《天文學論叢》中。此圖為《天文學論叢·假天》中的一頁，圖中左上角張鈺哲紀念郵票為編者另貼。

從接受這項任務起，我一心想的就是，要超越西方的天象館，建立一個全新的天文普及機構，向人民群眾宣傳以天文學為主的自然科學知識，在青少年中培養更多的天文愛好者，提高公眾的科學素質。在我的腦海里，逐漸形成一套完整的建館方案。

北京天文館建築模型

建設中的北京天文館，其主體建築天象廳的底盤結構已初具規模（1956年8月28日拍攝）

「名不正，言不順。」要實現這個目標，名稱特別重要。我堅持不要用「假天館」「天象館」這類名字。為此，全國科普協會召開過三次常委會議專題討論名稱事宜。

我在會上反覆闡明自己的觀點：天象儀只是一種表演天象的工具，雖然我國過去沒有這種先進的工具，但是只用這一種手段來普及天文知識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多舉辦展覽、科學講座、組織各種天文小組的觀測活動、還可以搞些簡單的研究課題……等等。如此眾多的工作內容，「假天館」是難以承受的。

我極力主張稱為「天文館」這個名字，待各項工作都開展以後，慢慢向天文專科學校發展，可以培養出更多的中級天文人材。我國幅員遼闊，一座天文館是絕對不夠的，將來要在其它大中城市多建一些，在全國形成網路。

我的這些話引起很激烈的爭論。「我看，就是建座「天文電影院」有什麼不好，咱們本來就沒有嘛，向老大哥學習現成的經驗，就成了，何必獨出心裁，叫『天象館』蠻好。」一開始，這種意見最多。還有人說我『好高騖遠』、『好大喜功』。我只是聽而不聞、為之一笑。我心裡很清楚：雖然，爭論的焦點是採用什麼名稱，但是包含著更深遠的意義。我不願意走其它國家的老路，一定要據理力爭。每次會前我都做好充分準備，實際上，就是不斷完善我的建館方針。

終於，在第三次常委會上，竺可楨副主席最後拍板：「我同意陳先生的意見，就叫『天文館』。他所談的工作內容和發展方向我也都同意。」

會後，有一位常委問我：「『天文館』怎麼釋成英語呢？」

「咱們先幹起來，干好了，讓他們作為中國的外來語再翻譯過去吧！」

不久前，我館一年輕同事到美國研究宇宙化學，有人問及工作單位，他如實回答後，美國同行感到很驚奇：「在我們國家，天象館是不搞研究的。」我聽了真高興，這就是區別，就是特色！

最近幾年，經常從外地傳來好消息，他們那裡的天文館落成，請我去。我老了，去不成了，但是我特別興奮。已有十幾個省市共建有40多座中小型天文館，上海、天津等大型天文館也正在積極籌建中。我設想中的『天文館網路』正在形成。

一項事業是不可能由一代人來完成的，感謝歷史把我放入天文館事業開拓者的行列，我很欣慰。看到當年設想過的前景逐步實現，其間發生過的種種不快，早已煙消雲散。

選址·撥地·基建

籌建天文館的工作由四個單位領導：中國科學院——負責撥款；北京市政府——負責撥地；北京市科普協會——負責配備人員；全國科普協會——具體工作總協調。直接領導是中科院黨組成員、全國科普協會的專職副秘書長彭慶昭同志。雖然是四個單位領導，但是並沒有出現相互推諉扯皮的事。後來，有人說是因為協調得好；也有人說：那是個純真的年代，人們還沒有學會這些官場惡習。不管怎麼說，能在那個年代創業是很幸福的；回想起那段時間的工作，總是很愉快。

1954年9月中央文委決定籌建北京天文館，由中國科學院負責辦理，中國科學院、北京市人民委員會、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及其北京分會共同進行準備工作。1955年3月決定北京天文館屬於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領導。1955年9月8日白露那天，北京天文館籌建辦公室成立。這是天文館工作人員和天文學家及有關人士在北京天文館籌建辦公室門前的合影，前排左起為李元、孫致忠、席澤宗、陳遵媯、趙進義、卞德培；後排左起為李惠萍、關管德、劉卓聲、王同義。

很快，一座漂亮的現代化建築出現在眼前，這就是一年前新落成的北京展覽館。我看慣了上海的展覽館，感覺到二者看似相同，但區別不小。一個是建在繁華都市中心，所以高大而緊湊；另一個建在城市郊區，所以寬敞而舒展。我更喜歡後者。

我們站在動物園門口，向南望去。那裡是一片茂盛的莊稼，長在高出地面約兩米的崗子上。緊靠著這片莊稼地的是一個公共汽車總站，當時只有兩條路線，一條通向市內，另一條向西，開往頤和園。

「我們怎麼能上去看看呢？」

「我把車開過去，繞到後面，有條土路。」

走到那裡，我們才看清，原來在那莊稼後面，是一片墳地，旁邊有個整齊的小院，住著守墓人全家。院子收拾得很乾凈，看來，他們世代守墓，很敬業。我的腦海中立即閃過一念：籌建處就設在這個小院里。

我對這裡非常滿意，唯一缺陷是，附近有條東西方向行駛的鐵道線，可能會有些影響。但是，我相信，首都建設一定發展很快，火車會搬家的。

我興奮地說：「這裡好，周圍環境開闊，很有發展前途。不久就會繁華起來，交通會更方便。面對動物園，遊人多，青少年多，正好向他們普及天文知識；而且許多星座的名稱都是動物名字，可以加深印象；莫斯科天文館正巧也在動物園對面。將來，和展覽館遙相呼應，一個是尖塔，一個是圓頂，整體布局也很好。」

在天文館的選址問題上幾經周折。竺可楨副院長、吳晗副市長、彭慶昭副秘書長(全國科普協會)、李續綱秘書長(北京市文委)、建築學家梁思成教授、張開濟總建築師、宋融建築師、陳遵媯館長以及李元等人都參加了實地調查和選址。最初確立的館址原則是：交通便利，環境優美，並且有發展餘地。考慮到天文和天壇在含義上有一定的聯繫，因此，第一次選址是在天壇公園內。當時天壇的總體規劃尚未確定，而且如果建築在祈年殿附近，觀眾來往既不方便，而且又可能破壞了這座著名古建築的格局。後來又去鼓樓選址，想把天文館的天象廳建立在鼓樓上面，但因建築施工不現實，也無發展的餘地而作罷。第三次又到什剎海選址，想利用北海後門斜對過的一塊三角地，但是由於這個地區過小，拆遷民房的任務大勢必影響施工進度，而且水位過高，會給天文館的施工帶來很大困難，也沒有肯定。最後，選定了現在的西直門外大街南側，北京動物園對面的一片空地上。這裡的優點是面積大，搬遷任務小，交通便利。而更讓籌建人員滿意的是與附近的北京動物園和剛建好的北京展覽館相得益彰，形成了一個非常好的科學文化氛圍。上圖是陳遵媯館長(右一)與著名天文學家張鈺哲先生(右二)、戴文賽先生(右三)考察北京天文館的侯選地址。

開始進行設計後，市政府又建議改在月壇裡面，我再去和他們磋商，才最終確定現在的位置。我心中特別高興，除了因為我的意見被採納外，還有個埋藏於心中的秘密：大約四十年前，父親在農商部任職時，就在動物園內暢觀樓上班，我最高興的事就是到那裡去找他，再「順便」看看動物們。

我的整體計劃通過後，就覺得原來批給的地皮太小，為此，我專門去市府辦公樓，直接找吳晗副市長。他也是1951年參加第三屆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的成員之一，參觀過耶那天象館，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是分管北京文教科技工作的副市長，中央決定在北京建立天文館後，他始終大力支持籌建工作。

耶那天文館，建於1926年，是耶那蔡司廠的樣板館，凡來蔡司廠參觀，了解天象儀情況的，都要看耶那天文館。北京市吳晗副市長也參觀過這個天文館，留下深刻印象。

抗戰期間，在昆明時，我就知道他是西南聯大最年輕的教授、歷史學家，但沒見過面。在上海時，我聽過他對民盟成員的一次報告，具體內容不記得了。只記得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很有感染力。

他比我年輕許多，時值壯年，四十多歲。他中等身材，穿一件白色的長袖襯衫，袖口很隨意地向上挽起。寬闊的額頭髮亮，頭髮已經開始謝頂，鏡片後面是一雙明亮的眼睛，智慧而堅毅。這是我們第一次單獨交談。

他像老朋友似的請我和他一起坐在沙發上，然後，聚精會神地聽我談及天文館的發展方向，不時點頭微笑。當我說到打算逐漸發展成天文專科學校時，他打斷我的話，讓我停一下。他大步走到辦公桌前，拿起電話，很快叫來教育局長。我們三人共同研究起來，暢想前景，十分融洽。

談了一會兒，我趕緊說：「可惜現有的地皮太小，很難發展。」他又一次拿起電話，同時拿出地圖，這次叫來的是規劃局長。他只看了一眼地圖，馬上對那位局長說：「好，可以增撥到西面馬路邊為止，將來就把那條路稱為科學路。」

不到一小時，問題都解決了。沒有推諉、沒有扯皮、決策果斷。我第一次見到這樣的領導，真是既佩服又慶幸。

吳晗同志含冤致死，離我們而去已近二十年。可是那天的情景和後來我們的交往，仍然歷歷在目，揮之不去，很難忘卻。

北京天文館總建築師張開濟，1912 年出生於上海，1935年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建築系，曾任北京建築設計研究院總建築師、北京市政府建築顧問、中國建築學會副理事長，1990年成為全國首批被建設部授予的「建築設計大師」稱號，2000年獲中國首屆「梁思成建築獎」。天安門觀禮台、革命歷史博物館、釣魚台國賓館、北京天文館、三里河「四部一會」建築群、中華全國總工會等多個標誌性建築都出自他手。北京天文館工程中，他巧妙地把室內外的雕塑和繪畫與建築結合為一整體來加強它的藝術性和民族性，為我國的建築藝術作出了重大貢獻。

天文館的設計工作由北京設計院總設計師張開濟主持。此前，1954年，他設計完成的天安門觀禮台受到一致好評。聽說由他來主持，我特別高興。我對建築、設計、美學等等一竅不通。我只是把天象廳、展廳、演講廳、天文台、氣象台和辦公樓、宿舍等各部分的要求向他逐一提出，由他安排設計。其間，我們經常交換意見，相互討論，合作十分愉快，因此，工作進展很快。

正對大門的牆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我曾經設想為磨石嵌毛主席像，即用各種彩色碎石拼嵌而成。當時國外一些建築物很盛行這種壁畫，國內還沒有。斯大林格勒天象館大門迎面就有一幅這樣的斯大林像。我提出後，他說：「這種彩色碎石我國沒有，要從義大利進口，還要花外匯。時間也……」

「哦，不用了，不用了。另想別的吧！」我趕快打斷他的話。

第二天，館內一位青年美工送來一幅他自己畫的太陽日珥圖，我感到很好，就馬上請張開濟過來。他也認為不錯，就問何人所畫。我如實回答，見他有些猶豫，我忙說：「何必非要出自名人。只要畫得好，放在這裡合適就行。」他見我堅持，而且一時又找不到更好的，也就同意了。

此畫正式放大後，命名《太陽的火焰》，再配上郭沫若院長手書的豪放詩句，真是氣勢磅礴、珠聯璧合：

太陽，宇宙發展的形象，

新中國發展的形象，

科學事業發展的形象，

熱火衝天，能量無窮，光芒萬丈！

一九五七年九月北京天文館告成題此

郭沫若

觀眾步入北京天文館的門廳，首先見到悠然自得地擺動的傅科

擺：在門廳穹頂的中央有一個圓孔，由一根長約10米的鋼絲

繩，吊著一個100公斤重的鉛球，不停地在黑色大理石的圓池中

擺來擺去，這是用來證明地球自轉的傅科擺。上圖是就是20世

紀50年代拍攝的觀眾觀看傅科擺的照片，你看，時代的氣息多

么強烈！

在天文館正門東西兩邊的牆壁上有2塊裝飾的浮雕。東面是象徵月亮的月神，西面是象徵太陽的日神，這也就是代表白天和黑夜的意思。左圖是少先隊員排隊等候進入天文館的照片。拍攝於1957年國慶節，這一天，北京天文館正式向觀眾開放了。從照片中可以看到在大門兩邊東西牆壁上的日月神浮雕。

開幕式那天，來賓們一邁進大廳，就被迎面的這幅畫所吸引。人們凝神佇立，仔細地品味郭老的詩句。交口稱讚這不同凡響的大門廳，當然還有天花板上鮮艷奪目的神話壁畫和巨大的傅科擺。我和張開濟相對會心一笑。

天象儀的安裝調試是在德國蔡司廠的工程師指導下完成的。我記得，先後有兩個人參與這項工作，他們作風十分嚴謹、一絲不苟。和他們交往，很自然地讓我想起一位老朋友——抗戰勝利後，在紫金山天文台協助修復儀器的德國工程師雅可布，同樣的認真負責。我又不禁想起和他一起喝酒的情景。

我突生一念：趁兩位工程師都在北京，請他們到家中吃頓飯。妻子聽了，倒也不感到意外，因為我們家經常請客；只是有點緊張，怕做不好。我鼓勵她：

「放心吧，他們肯定沒吃過地道的中國菜。你忘了，在南京時，雅可布一家人都愛吃你做的菜。你就好好顯示手藝吧。」

「是呀，雅可布全家回國前那頓飯，他們吃得多開心。尤其是他的夫人總是惋惜：在中國這麼長時間，沒學會做中國菜。」

那時候真是商品豐富、物價低廉，妻子很輕鬆地就做了出一桌豐盛的菜肴。兩位德國朋友十分驚訝：這麼多又好看又好吃的菜，在家裡就能做出來，真是不可思議！

妻子笑了：「我們全國有八大菜系，同樣的東西，各地廚師做出的菜，味道都不一樣，各有特色。我做的只是家常便飯，說不上好吃。」

接著，她又逐一介紹每道菜，叫什麼、原料是什麼……他們專心聽著，幾乎忘記動筷，我趕快提醒大家：「請、請，不要拘束，隨便吃吧。」

我記得，他們最感興趣的是汽鍋雞。對著這奇特的炊具左右端詳，滿臉疑惑、不得其解。我先請他們嘗嘗湯的味道，鮮美的雞湯更增加了他們的好奇。我端起汽鍋，讓大家看清中間的喇叭形汽道，然後稍加解釋，他們竟異口同聲喊出：「蒸餾水！」隨即，哈哈大笑，又同時拿起勺子往小碗里盛湯。

那天晚上，氣氛十分歡快，大家非常高興。我相信，他們會記住這頓飯的。

本文作者陳遵媯（1901—1991）系中國現代天文學家、北京天文館首任館長。

陳遵媯

陳遵媯(1901～1991)中國現代天文學家。字志元，福建省福州人。1901年9月16日生。

1926年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數學系，同年回國。從事天文工作五十多年，對中國現代天文事業的創建作出了貢獻。三十年代，他先後參加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昆明鳳凰山天文台的籌建工作。曾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員。擔任過中國天文學會總秘書、理事長、《宇宙》雜誌總編輯等職務，主持過《天文年曆》的編算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員兼上海徐家匯觀象台負責人。1955年籌建北京天文館，並任館長。

未

完

待

續

天文愛好者｜微信公眾號

往期文章回顧

日全食精彩圖賞丨首次發現存在平行宇宙證據

《加勒比海盜5》里的天文故事

為什麼英文中的Dog Days是指三伏天？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