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種穩健的心態理解海外他者

近日，一位曾在非洲某所孔子學院履職的學者的談話令筆者感觸頗深。她說，中國的風油精在非洲很受歡迎，因此，不少中國人都會在旅遊前準備一些，作為禮品送給前來「索要」或提供幫助的外國朋友們。由此，筆者想到，中國人自古信奉「禮尚往來」的處世之道，認為「禮多人不怪」、「來而不往非禮也」，往往贈予時還懷有一種「投桃報李」、「互通有無」的感恩、回饋或期待回饋的心理。但在非洲這個古老而廣闊的地域中，索要與贈予卻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一方面，富人們擁有大量財富，經常在特定時期與窮人分享，因而窮人也並不那麼仇視富人;另一方面，向他人索要似乎並不是一件令人感到恥辱的事，索要者得到他想要的東西也未必會感恩戴德，當地的人們可能覺得這就是一件理所應當的事。由此，可以看出，在這位學者的故事裡，交往當中的中國人和非洲人遵循著並不一致的信仰和行動邏輯。

在我者與他者的交往中，中國人更傾向於捫心自問，以自身的寬厚、仁慈懷柔於他者，並自認為這是中華文化博大、厚德載物之表徵。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事業的國際交往日益頻繁，國人充滿善意的初衷、宅心仁厚的行為在很多情況下並不能換來同等的回饋。這種群體之間的付出與回報的不平衡或許最終可歸結為文化觀念的差異。在與異國、異文明交往的情境中，克己復禮、推己及人等傳統儒家理念應該在新的文化場景中進行重新定位。

人類學研究告訴我們，雖然人的天性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普同性，但是由於不同的自然環境、生產方式、社會組織和制度習俗，不同族群的人們在認知方式、思維模式、情感和行為模式以及價值信仰等方面可能存在顯著差異。在不清楚對方的文化習俗的背景下，盲目照搬本文化的規則和習慣應用於跨文化的交往實踐中，很容易陷入某種狹隘的我族中心主義的立場，其結果輕則影響到跨文化的溝通與交流，造成誤解，重則影響到其他民族和國家對我們的民族性與文化的整體認知。

在與他者交往的過程中，我們首先要理解他者的精神或品格，這是尊重他人和獲取他人尊重的重要前提之一。在很多民族或國度中，存在文化的「大傳統」與「小傳統」，亦存在不同亞文化的交錯往來。但是，伴隨國人出國旅遊之風氣日盛，以及政治經濟文化交往的頻繁開展，旅行者、企業家、外交家、行政官員等在自覺或不自覺中會形成對異域異民族的片面認識。這種理解可能是在單一領域的或短期的文化交往過程中形成的，同時，某一個階層的群體在跨文化交往中更易於接觸其他民族相同階層的群體，就容易產生以偏概全的刻板印象。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對某個階層或某個亞文化群體的文化感知也是不全面、不深入的。我們依此做出的判斷與行事也會導致異國異民族對中國和中國人形成片面理解。

費孝通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提出了「文化自覺」的概念，意在倡導各個民族對自己的歷史、文化與未來都有清醒的意識，能夠駕馭本民族未來發展的方向。「文化自覺」正印證了中國的一句古語——「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但「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首先要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觸到的多種文化，才有條件在這個已經形成中的多元文化世界裡確立自己的位置。」實際生活中，由於個體往往將其思維、認知、情感和行為模式看成是理所當然的，不自覺地將其運用在與他人或其他族群的交往中，這就會造成某種程度的個人中心主義或族群中心主義。

正如社會學家查理斯·庫利所指出的，人們是以「他者」作為鏡子來認識自我的。因此，可以說，理解他者與反省自身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認識和深刻反省自身，往往是從劇烈的文化衝撞與震撼開始的，還必須要有對異群體和異文化的興趣並具備文化的敏感性。從整體觀的視角觀察和理解某個人群的文化實屬不易，要求一個人盡量全面地了解一個社會的經濟、政治、社會組織、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各方面的面貌。

面對越來越多的異文化與異文明，在一個全球性的大社會中，我們亟需一種跨文化交流的教育。這種教育是一種「從人的思想和意識方面積極地進行和平共處的教育，就是在精神文化領域裡建立起一套促進相互理解、寬容和共存的教育體系」，「這個體系包括了21世紀人類共同生存的根本規則，顯然將聯繫到人對人、人對社會、人對自然等的基本意念」。令人鼓舞的是，如今，中國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已將「加強國際理解教育，推動跨文化交流，增進學生對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作為重要目標並加以推進。為此，人類學作為一門以研究異文化來理解人類共性、自性和他性，秉持一種對不同類型、不同樣態的人們予以包容性理解和接納的人文社會學科，理應成為所有國人的一門必修課，在大學、中學、小學教育中推廣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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