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誠法師：信仰危機與文化重生

2017年9月6日，學誠法師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華文化與宗教中國化論壇」上的發言。曲勝良攝

信仰危機與文化重生

——21世紀傳統宗教中國化的前景

通過重新開顯宗教核心教義精神，更新宗教傳播方式和組織制度，與民族文化傳統深度對話融合，並與現代文化思潮充分交流互動，建構起具有民族文化精髓和世界新文化特質的信仰體系。這可以說是傳統宗教在21世紀的中國化前景，也是世界宗教的未來發展圖景。

全球化時代

對宗教本義的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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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紀全球化時代探討宗教的中國化問題，就不能僅僅局限於宗教自身，也不能局限於中國範圍，而要將宗教置於世界宗教和文化發展的大勢背景中。在現代文化籠罩全球的時代，各大宗教都被迫面臨著傳統與現代、超越與世俗、民族性與世界性的兩難兼容命題。

在此大趨勢下，一方面物質主義、理性主義、個人主義、世俗主義等現代性問題，不斷剝離著現代人生命的超越向度，懸置其信仰訴求，對傳統宗教的信仰體系形成強大衝擊。另一方面，全球化更帶來世界的開放對流，各大宗教不再是一個封閉系統，宗教、民族、地域、文化之間難以維繫單一固定的同質對應關係，而進入一種世界範圍內的跨界交織、異質滲透格局。

在這個以現代性和開放性為表徵的全球化時代，人們的信仰需求更清晰集中地指向了對心靈訴求的直接回應。也可以說，人自身的覺悟問題已經上升為人類宗教關懷的第一要務。

面對時代的迫切叩問，宗教傳統的固守顯然已無力回答現代人的精神關切問題。因此，宗教的信仰重建和現代性危機的紓解，關鍵在於對宗教本義作出符合時代需求的闡釋。

《心經》

各大宗教所需要的，不是形式主義、教條主義、原教旨主義，而是突破自我中心的局限，超越狹隘的宗教信仰模式，將真正的教義精華轉化為化解現代人精神危機的時代思想文化。這種心態轉換和模式轉化，是宗教中國化的新生之道。

讓宗教生命融入民族心靈

對宗教本土化的重新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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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的文化重生，首先意味著與本土傳統文化的深度融合。這就涉及到宗教對本土文化的態度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所謂的本土化只是固守於宗教本位立場，將本土文化因素作為一種宗教形象的修飾和點綴，而缺乏真正意義上的思想交流與精神契合。但是，不經歷思想文化層面的碰撞、交鋒、對話、交融，並完成一個從「異質文化」到「一體文化」的新生過程，宗教的本土化或曰宗教的中國化，便沒有真正實現的可能。

因此，宗教與本土傳統文化的融合，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必經之途。各大宗教有必要對本土化問題重新進行深層次審視，以期找到徹底中國化的突破口和根本路徑。

北京龍泉寺

1. 塑造「開放多元」的價值意義體系

宗教的徹底中國化，首先需要突破的是將宗教與本土文化設置為「主客二元」的對立思維模式。

實際上宗教本土化，不僅是外來宗教對本土文化的適應，而且是本土文化對外來宗教內涵與外延的重塑，這是一個雙向互動、開放循環、不斷生長的過程。如果宗教將自身視為一個不能改變的封閉系統，或者將本土化視為對本土文化的單向同化，那麼宗教勢必無法與本土文化進行真正的交融，而只能是一種表層、淺顯、簡單、機械的「組合」。

事實上，宗教的本土化既是對本土傳統文化的深刻理解、共鳴與融入，同時也是外來宗教向本土文化的主動敞開和自我更新，二者激蕩所塑造的將是一個「開放多元的」價值意義體系。

以佛教為例，漢傳佛教的高度發展、深廣流傳正是佛教與中國儒道等傳統文化深度交融和全方位彼此重塑的結果。就漢傳佛教的教證體系而言，對經典的闡釋和修證方法的創新是非常開放和多元的。經典闡釋不是少數宗教權威的特權，而是每一個普通中國人追求覺悟的自由。

唐代的六祖惠能大師是不識字的平民，但他可以悟入《金剛經》，並創造了與佛經有同等價值的《六祖壇經》。天台、華嚴等宗派祖師通過對《法華》《華嚴》等經典的全新闡釋，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大乘判教體系。禪宗的參話頭、斗機鋒，天台的止觀，凈土的念佛……各種修證法門也百花齊放、普應群機。

祖師大德們從各種角度契入佛法，開創了漢傳佛教的八大宗派，佛教並未因多元化的闡釋系統和修證法門而變得混亂無序，反而極大繁榮、人才輩出、廣為流傳。

為什麼開放能帶來繁榮，多元能造就多彩？它既來源於中國文化和大乘佛教自身的特質，更來自中國佛教徒對待信仰的自覺自信態度、主動創造精神和融會貫通能力。

大乘佛教的般若智慧，使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特別重視對緣起的把握，運用契理契機的四悉檀原則，在「隨緣」中保持和彰顯「不變」的佛法真義。以歷代高僧大德為優秀代表的中國佛教徒，無論是對中國本土文化的體認，還是對佛教的證悟，都具有高度的自信和自覺。這種自覺自信推動著他們捨身求法、廣學多聞、親證自悟、開宗演教；對經典既尊重恭敬，又不會盲從盲信，將一切法都會歸一佛乘、會歸內心，直指人心、以心印心。

可以說，對「緣起法」的通達和對「心法」的緊扣，使得中國佛教擁有了一種主動創造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在開放多元的闡釋體系里，依然能貫徹佛教核心精神的一脈相通。

2. 建立「中國宗教」的主體性意識

在宗教中國化的進程中存在著一種隱性的思想障礙，就是缺乏或有意弱化「中國宗教」的主體性意識，而將中國宗教視為原始(生)宗教的分支或附庸。事實上一種宗教，不管它的發源地在哪裡，不管它最初的文化背景如何，既然來到中國，就成為了「中國宗教」。

比如佛教產生於印度，滋生於古婆羅門文化，但自從傳入中國，便成了「中國佛教」。兩千年來，中國佛教徒不會認為自已僅僅是印度佛教的後裔，更不會固守印度文化思想體系，並以之作為對中國佛教的價值評判標準。

中國佛教經過歷代祖師大德的智慧創造，已經構建了自成一體的漢傳佛教教義理論，八大宗派不僅沒有違背佛法的本意，而且以更加鮮明、活潑、深刻、圓融的方式彰顯了大乘佛教的精髓思想。最終使得在印度滅亡了的佛教，在中國獲得了真正的傳承和發展，並以此為新起點傳向了整個亞洲與世界，使中國贏得了佛教「第二故鄉」的美名。

玄奘西行

漢傳佛教教義體系具有一個突出的共性特徵：圓教色彩。這裡的「圓」亦即「一佛乘」，也就是直接以成佛為修行目標的圓滿、純正、終極之法。用?法華經?之語形容，即為「開示悟入佛之本懷」。漢傳佛教的圓教一佛乘思想突出彰顯了中國佛教的大乘品質，賦予中國佛教終極圓滿、宏博融通的個性。

這種「圓教」色彩，其實正契合、體現了中國的民族性。中華民族擅長對差異性、個體性、階段性的包容、整合與提純，最終熔鑄為廣大、圓滿、多樣而統一的中華文化。中華文化的完整統一與活潑個性是同時共存、並行不悖的，這是中華民族最具創造性的地方。

漢傳佛教祖師大德深刻體認到中華文化的特性，在創造性地構建不同修行法門之時，也賦予每一種法門以圓滿性、終極性。正是因為在「成佛」的終極圓滿追求上擁有深刻共識，漢傳佛教各宗派雖然經典、理論、法門不同，卻如百川歸海、一光七彩，彼此能夠和而不同、相得益彰。

所以，宗教的徹底中國化，需要突破原來的文化背景和教義闡釋體系，重新構建具有傳統文化底蘊的中國宗教教義體系，明確建立中國宗教的主體性。建立主體性的過程，恰恰是各大宗教真正與中國文化融為一體的過程，也是令宗教教義真正落地並得到創造性發展的過程。

讓宗教信仰回應現代問題

對宗教現代化的內在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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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時代的現代社會，我國宗教所面對的不僅是如何徹底本土化問題，更要面對現代化、全球化問題。在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現代世界，中國宗教也必然要思考如何應對西方文化以及遍及這個時代的現代性危機。

現代性危機實質上就是現代人的精神危機，因此中國宗教需要關注這樣一個核心問題：宗教的終極信仰能否回應現代人的精神關切？

1. 時代問題：啟蒙主義與世俗化

西方啟蒙主義是締造現代社會的精神先導，它對人權、人性、理性的高揚，導致現代社會和文化「神聖體系」與「世俗體系」的脫離斷裂。離開了神聖系統的西方文化，並未走向人類自身的內在覺悟，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啟蒙」；而是偏向了個人主義、物質主義和工具理性主義，人類在爭取到主體性自由的時候，卻又陷入了價值缺失、意義虛無、自我認識危機等新的精神迷茫。

失去信仰依託和超越向度的西方社會，開始進入一個世俗化時代。人們需要精神拯救，卻不再相信一個外在的、形式化的信仰體系。這是現代人的精神危機，也是傳統宗教在現代社會裡的危機。

不過需要澄清的是：現代人不相信一個制度化、形式化的信仰體系，這並不代表他們不需要「信仰」。反過來說，宗教的制度、儀式、團體，也並不絕對意味著就是有「信仰」的體現。

而對於中國社會而言，情況又有些不同。中國近幾十年走過的現代化之路濃縮了西方國家幾百年的現代化進程，啟蒙、現代、後現代並非次第漸進而是以一種紛至沓來、雜糅並呈的方式席捲而來，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精神訴求同樣錯綜交織、層次多樣，這對中國宗教和文化的回應能力、變通智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對這些時代問題，傳統宗教需要從一種神聖權威的聖壇上走下來，用一種學習者、服務者的姿態，去主動了解現代文化思潮，體察現代人的精神訴求和信仰需求。同時，需要對自身宗教傳統進行完整審視和深入挖掘，開顯精華，剔除糟粕，從體現人的本質意義和終極價值的角度，彰顯中國宗教在終極關懷與覺悟心靈方面的特殊社會作用。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世俗化」也未必就是一個完全消極的概念。事實上，各大傳統宗教在上千年的歷史風塵中沉積的固化思想、固定模式、單一體制、有限視角，其已然失去生命活力和時代適應力的僵化部分，正可以通過世俗化浪潮的洗禮，獲得前所未有的蕩滌、革新和重生。如果能夠有智慧和勇氣去面對、駕馭，令人感到悲觀的世俗化時代，也許恰恰會成為一個令傳統宗教從「僵化」走向「活化」的時代。

2. 內在建構：宗教傳統與世界新文化

基於對時代和人心問題的敏感，傳統宗教應從宗教的本義、信仰的本義、人類心靈訴求的本質，來重新審視並從內在建構自身傳統。從宗教教義、組織制度、傳播方式上溯源創新，將宗教教義精髓與現代人的信仰需求融為一體，創造具有信仰終極性、心靈本源性、文化共通性、價值超越性的世界新文化，亦即人類的「心文化」。

具體而言，宗教經典和教義的現代詮釋，宗教制度的探索創新，宗教傳播的創意多元，都是值得嘗試努力的方向。

在教義詮釋方面，各大宗教應全面整理研究宗教經典，深入探尋本宗教核心教義，深刻體認中華傳統文化精髓，廣泛了解世界文化思潮，以圓融變通的智慧挖掘開顯那些足以回應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精神訴求與文化訴求的思想內涵，並以時代語彙進行生動詮釋。

目前中國佛教界正在逐步啟動大藏經的校勘研究、翻譯推廣工程，力圖將佛教思想精華轉化為指引現代人走出精神困境的時代文化，助力現代文化朝著人類心靈覺悟的方向轉型重構。

需要注意的是，宗教教義的現代詮釋雖然建立在經典整理的基礎上，但並不是單純的文獻研究、文本解讀，而是對化解、超越人類根本性困惑和現代性危機的方案闡述與經驗分享。

其中既包括對經典教義在現代語境下的重新解釋，同時也包含具有時代精神的實證方法探索和宗教體驗萃取——在佛教來說，就是教證一體、見行合一。為此，需要各大宗教對時代思潮有高度的敏感，對現代人精神世界有深刻體察與深切悲憫，對宗教教義有透徹見地，並在自身宗教修持中體悟人類共同問題的化解之道。

在制度創新方面，各大宗教可以在保持本宗教根本戒律和基本儀軌不變的前提下，主動探索與現代社會制度相匹配、與現代人信仰需求相呼應的現代管理及組織制度。

中國佛教九華山道場

中國佛教經過「馬祖創道場，百丈立清規」，創造性地建立了適應中國禮制社會和傳統文化特色的叢林制度。在當代法制社會，中國佛教不斷致力於傳統戒律清規和現代管理制度相結合的探索實踐，努力推動佛教的法治化建設進程，為新修訂《宗教事務條例》等法規政策的出台積極建言獻策。

另外諸如內修與外弘融為一體的新型僧團，兼具信仰、教育、文化、慈善、國際交流等多種功能的現代道場，實體寺廟與虛體網路相結合的弘法載體，學佛小組與義工團隊相配合的信眾體系，都是當代佛教界在制度創新方面的有益嘗試。

宗教制度創新往往會面臨兩難困境：既要保持宗教的純潔性，同時要適應現代社會的開放性；既要維繫宗教清修，又要積極進行社會參與。

退守或跟風都不是應對困境的明智之舉，唯有深入宗教傳統制度儀軌的背後，探尋宗教制度的精神旨趣，並嘗試與現代法律、社會制度的精神取向融會貫通，方能從內在重新建構現代宗教的制度體系。中國佛教界正在開展對歷代戒律清規的系統梳理及對南山律的專項研究，由此希望開啟對佛教戒律的全面研究和新時代的佛教制度建構。

在傳播方式創意方面，各大宗教需要培養對時代文化和現代科技文明的關注與敏感，超越傳統宗教與現代科技的二元對立心態，以開放學習之心、圓融中道之智、慈悲分享之念，將現代科技文明成果轉化為傳播人類「心文化」的新方式、新途徑。

龍泉寺里的賢二機器僧

學誠法師

比如互聯網在佛教界的應用，使傳統的講經說法發展為具有即時性、互動性、廣泛參與性的雙向交流，契應了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交流需要。又比如龍泉寺與人工智慧專家合作研發的「賢二機器僧」，就是為即將到來的人工智慧時代創造的一個充滿靈性光輝與人性溫暖的文化符號。他所取得的良好社會反響，生動表明了傳統宗教從信仰危機走向文化重生的一片光明前景。

小結

面對全球化時代人類的普遍精神危機與心靈訴求，中國各大傳統宗教需要跳出自我本位和固守傳統的心理模式，既與中華傳統文化深度交融，又與世界文化深入互動，同時不同宗教之間也非常需要對話交流、互鑒互助。

只有建立起一種高度的開放和圓融心態，以超越宗教的世界文化眼光，發起悲憫一切、包容一切的平等慈悲，回歸人類心靈的共同本源，創造人類「心文化」，才能將宗教的生命引向廣闊長遠的時空，使宗教中國化的進程成為啟發人類新文明的重要因緣。

來源 |中央社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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