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口，東方茶葉港

茶到漢口盛，漢口因茶興。

當代美國歷史學家羅·威廉在他的著作《漢口：一個城市的商業與社會》里這樣評價漢口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 「漢口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與封建社會晚期不可阻擋的商業力量相結合，形成並維持著一個卓越的商業都會，一個代表著接受歐洲文化模式之前，中國本土城市化所達到的最高水平的城市。」

英國記者戴維·希爾在《中國湖北：它的需要和要求》、里寫道：「從商業角度看來，漢口是東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這裡的國內商人，不僅來自湖北省各地，也來自數百里之外的相鄰的各省，它處於外國商人與國內商人在華中的會合處，是一個極好的交易中心，是中國的國際化都市。」 漢口存在的主要理由就是貿易，它是各種貨物的轉運中心，並通過市場機制對國內物資的流通進行宏觀調控與管理。美國人稱它為東方芝加哥，是中國的大商業中心。所以，從這個意義而言，漢口不僅僅屬於湖北、華中，更屬於中國和世界。

漢口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商幫，徽商控制了淮鹽與典當業；晉商控制了茶業與票號（19世紀中葉漢口有 17家票號，其中16家是晉商的，另一家是雲南的票商）；廣東人經營外貿、金融和建築業；寧波商人控制了地產業和外貿；湖南人控制了木材、 藥材業。從1861年漢口開埠，漢口茶市對外開放後，茶葉貿易成為最大的國際貿易。根據《江漢關貿易報告》 載，1861年由漢口出口的茶葉為8萬擔，1862年為21.6萬擔，以後逐年增加，從1871年到1890年，每年從漢口出口的茶葉達200萬擔以上。這期間中國出口的茶葉壟斷了世界茶葉市場的86%，而從漢口出口的茶葉佔國內茶葉出口的60%。1895年，從漢口出口的茶葉貨值14965355海關兩，佔總出口的41%，而同期所列其他15種出口貨物的貨值最多者是絲織品的2681257海關兩，比重為7.3%，遠低於第一位的茶葉。1900年，中國出口俄國的茶葉為468549擔，其中從漢口出口的為390200擔，佔83.2%。1908年漢口茶葉出口983687擔，占茶葉出口的62.4%。1861年漢口開埠前後，英國、俄國、日本商人接踵而至，到19世紀中後期外國商人與國內各大商幫直接參与茶葉貿易，漢口因茶而興，金融業、運輸業、建築業及市政建設迅速崛起，使得漢口以國際化的形象出現在中國和世界的面前。

漢口港從漢江邊的龍王廟到丹水池長達15公里的漢口碼頭，停泊了滿載茶葉和淮鹽的商船，形成了中國內河航運最大的有10萬之眾的碼頭工人和運輸茶葉的船工，他們大部分來自沿江各地農村，形成各種帶有濃厚地方宗派色彩的行幫，各色人等，魚龍混雜，形成複雜多樣的碼頭文化，對近代武漢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15公里的碼頭，十萬之眾的碼頭工人和船工隊伍，養活了多少人！因茶葉貿易而興的漢口城市面貌久盛不衰，各地的商幫在漢口留下眾多文化遺存，如晉商的山陝會館（關帝廟）、徽商的新安會館，各地的民風民俗匯聚漢口，形成南北融合的漢口社會風氣，今天我們可以從清末民初的《漢口叢談》和 《漢口竹枝詞》感性地領會這種多元化的風尚。

以當時的西方觀察家的話來說，如果不是茶葉貿易，實際上沒有一個西方人會來這個城市，在西方人眼裡，茶葉是漢口存在的唯一的理由。其實，有證據表明，早在唐代，武漢就存在向國內流通的茶葉市場。到明代中期，茶葉成為國人的日常飲品，已經形成全國性的茶葉市場。地處「九省通衢」的漢口很快在長江中下游茶葉向全國流通的網路中承擔起舉足輕重的地位，成為華中茶葉的轉運地和長江沿岸最大的茶葉集散地。漢口在國內茶葉貿易的中心地位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紀初。

1858年《天津條約》的簽訂，漢口作為對外口岸開埠，1861年漢口茶市開放。其實，早在漢口開埠前，英國和俄國商人已經深入到漢口及其周邊茶區，尋求開拓茶葉貿易的途徑，英國商人已經通過廣東和漢口商人將鄂西的紅茶從廣州港輸往英國。漢口茶市開放之初，中外商人及各自政府在當地的代表（如英國駐漢口領事、湖廣總督和漢口道台）都試圖探索一條通暢的、有利可圖的貿易新途徑。當時，英國商人為了贏利，英國領事館則維護英商的利益，而中國政府官員認為這是一種公平的交易。漢口當時剛剛經受太平天國起義的內戰，城市還沒有從戰火的浩劫中復甦過來，所以他們最關注的是漢口茶市能不能為湖北政府提供足夠的財政收入，為漢口的軍事防禦提供經費。

茶葉之路的形成，最早當然是中國人對蒙古、韃靼人的茶葉貿易，但真正形成規模的茶葉貿易，是從荷蘭東印度公司17世紀初的海運開始的，不久英國東印度公司後來居上，獲得國家特許專賣權，最初甚至可以完全免交出口稅，而且它允許以本國金屬貨幣支付，這樣的優越條件是因為英國各階層都對茶葉有需求，茶葉成為大眾必需品。因此，在海外貿易中大名鼎鼎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雖以香料絲綢的進口起家，最終卻以茶葉作為它最重要和持續的進口商品。過去該公司主要通過印度轉口輸入中國茶，168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第一次直接從中國廈門採購茶葉。1814年開始，英國對華自由貿易開始發展。183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專賣取消，英國大量輸入中國茶，過去的私商走私現在已變為各大公司的自由競爭。這樣英國的硬通貨幣支付，令貴金屬不斷流入中國，在清朝閉關政策下，英國不能打開中國的市場，茶葉的輸入造成了巨大的貿易逆差，他們不得不加緊以鴉片輸出來補充虧空，這是鴉片戰爭的原因。

早期英國主要是從福建採購中國茶葉，「福建白毫」、「武夷烏龍」，這是英商最早對中國茶葉的認識。那時候，西方人甚至搞不清綠茶和紅茶的區別，以為綠茶與紅茶是不同的植株種屬，來自不同地區，比如十八世紀為近代植物分類學奠基的瑞典科學家林奈就是這樣認為的。直至鴉片戰爭後不久，英國園藝學家羅伯特·福瓊 (Robert Fortune)連續兩次進入開埠後的長江中下游茶區考察，才弄清綠茶與紅茶只是不同的制茶方法形成的，中國人為了分別製作綠茶與紅茶，也有意培育不同地區茶樹成適應種，這造成了西方人的誤解。福瓊的考察使得長江中下游的「湖茶」後來居上，促使漢口成為英商從中國進口茶葉的主要採購與集散中心。當然，此人對茶葉的進一步研究，促使他將中國茶樹引入印度培育，英國人從此開始在南亞引種和育種茶樹。可以說，福瓊的研究以及把中國茶移植印度，是最終導致漢口茶及中國茶在英國市場乃至世界市場上失寵與衰落的重要原因。

英國人在漢口收購茶葉後，一般是裝船運往上海出口。很多外商洋行在上海設總公司，在漢口設支行即分公司。早期的主要英國洋行都做茶葉生意，有的還做得相當大，如天裕（Comphell）、天祥（Dodwell）、 寶順（Pugh Evans）、怡和（Jardine Matheson）、協和（Robert Anderson）、太平或錦隆（WestphalKing & Ramsay，1918年後改為Harrison King & Irwin）等，其中協和洋行早在1916年便停止營業了。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英商洋行也是專做茶葉生意的，如履泰（Raid Evans）、 杜德（Theoder &Rawlins）、柯化威（Health）等。

而俄商是在英國人之後進入漢口茶市的。中國茶葉進入俄國遠東地區，作為一種地區民間邊境貿易而言，是較早就存在的了。但作為與俄國歐洲部分及官方的茶葉貿易，是從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後開始的。當時彼得一世為了順應俄國工商業發展的需要，當務之急是要為俄國大量的皮毛貨尋求銷路，急於打開中國市場。1699年第一支俄國官方組織的商隊進入中國。1725年後，俄國女沙皇葉卡捷琳娜一世、彼得二世的特使與清朝簽訂了《恰克圖協約》，開闢恰克圖、粗魯海圖兩個口岸與中國通商。此時的俄國商隊為官方壟斷，但私商也大量湧入。其實官方的商貿成本巨大，反而不如私商的低成本運營，即使中國皇帝特許俄國官方商隊在北京的食宿費用由中方支付，俄國商隊仍入不敷出。葉卡捷琳娜一世有意縮減官方商隊，後來因為中方表示不願再開銷俄官方商隊在北京的費用，最終俄官方商隊於1755年後就事實上結束了。1762年，葉卡捷琳娜二世女沙皇正式頒令開放私營市場，發展民族工商業，廢除所有專賣制包括與中國的官方貿易商隊，採取一種貿易不干涉主義，促進了日後的恰克圖邊境茶葉貿易。

這時俄方出口的主要商品就是皮毛貨，皮毛占出口總價值的85%，剩下的15%中尚包括很多皮革製品，皮毛之外則是毛呢製品，但並不以俄國自產毛呢為主。而進口中國商品，包括貴金屬、藥材、手工布、絲綢、茶葉、瓷器、寶石，以棉布為最大宗貨物。1800年前，茶葉並不佔主要地位，因為茶葉此時之於俄國而言，僅限於上層人士的奢侈品。

恰克圖海關設立後，中國也在恰克圖邊境設立買賣城，雙方在此進行以貨易貨方式的貿易。因為俄國一直控制貴金屬的流出，所以這樣的貿易方式是很適合的，這樣恰克圖貿易口岸成為俄國手工業產品的主要銷售渠道。 他們也曾於1804年派遣船隊訪問廣州，意欲和英、美、德、法、西、荷 葡、丹、瑞、意、奧、比等國一樣在廣州建立貿易口岸，但清政府很不感興趣，俄國最終仍只得以恰克圖作為與中國最主要的貿易口岸。 後來，俄國北美公司在上海與中國建立了皮毛換茶葉的貿易，才開闢了另一條新渠道。

恰克圖貿易因為是以貨易貨，它對俄國工商業的刺激作用並不是直接獲取貨幣利潤，而是刺激了俄國相關出口產品的生產廠商的發展，比如制呢工廠、紡織工廠，1827年就出現了著名的亞歷山大羅夫工廠，生產的呢絨在中國一直享有盛譽，在恰克圖貿易中占出口首位。 亞歷山大羅夫工廠迄今仍在粗魯海圖到赤塔市的半路，它的北面就是涅爾琴斯克，中國人稱尼布楚。 俄國工業產品越來越引起中國人的興趣，這樣，俄國出口商品不再是單一的皮毛貨了，比如1830年，呢絨工業品的出口占近40%，而此時俄方進口中國大宗貨物也因自己的紡織工業大發展而由原來的棉布變為茶葉。19世紀初，喝紅茶已成為俄國人的大眾習慣，而俄國遠東地區對磚茶的需求也逐年遞增。恰克圖貿易中過去一直以棉布作為貿易價值尺度、一般等價物，現在則以茶葉與磚茶作為估價標準和關卡稅率標準。

到這個時候，由於對茶葉的大量需求，加上本國礦業的大量開發，金屬的需求也可逐年自給，所以俄國慢慢放開恰克圖貿易中的金屬支付結算方式，更加促進了茶葉貿易。到1851年，中國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前夕，俄國從恰克圖進口的中國貨物中茶葉已超過95%，也正是這時，俄國人開始進入長江中下游以漢口為中心的地區，直接從地方商人手中收購茶葉，而不是像先前那樣完全依賴於晉商的中介。例如，在產茶區湖北羊樓洞，過去都是由晉商每年在產茶季節來此設立臨時採購處，開設工廠，招集當地農民就近製造磚茶，銷往俄國市場和蒙古市場；或者由在漢口的茶行為茶販、茶農貸款，由他們售給外國洋行。現在俄國人直接進入漢口設洋行，更進入羊樓洞產茶區設棧收茶，並於1863年首先在羊樓洞開辦工廠制茶。到1874年，至少三家俄商都將制茶廠遷往漢口，並在福州與九江同時設廠。因為在稅收上享有清政府給予的優待，並在資金、 設備、 運輸上擁有優勢，俄商在漢口的茶葉貿易上打敗了晉商。 到1894年因英國茶商專註於印度、錫蘭的茶葉輸入，漸漸淡出中國茶葉市場，俄人遂掌控了中國茶業的主體。

俄國在漢口的洋行，大多與茶葉相關，著名的三大家是新泰洋行、阜昌洋行、順豐洋行，都在漢口設有磚茶加工廠，現在在漢口市區仍能找到當年這三家洋行遺留的產業蹤跡，見證了漢口茶葉貿易及近代工業、運輸業之興起。

俄國的十月革命，對茶商的影響是致命的。俄國在漢口的順豐、新泰、阜昌、柏昌及源泰五大專門經營茶葉、茶磚的洋行，前四家都在1916年停業，源泰也只勉強支撐到1917 年。為了繼續從事茶葉貿易，十月革命後，俄商便改變經營策略，多在西方國家註冊。1925年前蘇聯將對華茶葉公司改組為統一的茶業托拉斯專營。1926年停業，所有私營公司改為國營產權並移交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會，在漢口設立辦事處，不過後來因為政治原因，與它在倫敦的辦事處一樣，漢口辦事處也被所在國政府查封。

（以上內容摘自圖書《穿越萬里茶路》，劉曉航 編著；武漢大學出版社）

《穿越萬里茶路》，劉曉航 編著 ，武漢大學出版社

內容簡介：本書以清代中葉中俄萬里茶路的興起到20世紀初的衰退為時間主線，以萬里茶路的源頭福建武夷山、湖北安化、湖北羊樓洞到東方茶葉港漢口、漢江上的古老城鎮天門岳口、襄陽、老河口、水陸轉運中心河南南陽的賒店、洛陽的孟津渡口、太行山的晉城、晉商大本營晉中的祁縣、榆次、張家口、呼和浩特、二連浩特到蒙古國的庫倫、中俄邊境的恰克圖及俄羅斯境內萬里茶路幾個主要的接點城市為敘述的空間，以茶路形成的歷史事實和與茶路相關的歷史人物與重大事件（包括以晉商為主體的華商、英商、俄商、官府與民間茶商），來介紹萬里茶路的輝煌歷史與時代的急風暴雨中它必然湮沒的悲哀，以及在當代經濟全球化中復興萬里茶路的歷史意義與當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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