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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軍事顧問讓世界顫抖?打遍4大洲 是英雄也是炮灰

對外派遣軍事和文職顧問幾乎貫穿了整個蘇聯歷史,一般來講,蘇聯軍事顧問主要在派駐國的軍事、安全、情報等強力部門任職,文職顧問則派往經濟部門工作。這些派到受援國的專家顧問,大多數是蘇聯各領域的精英人物,特別是來自蘇聯紅軍、國家安全部、內務部的資深軍官。

上世紀20年代,鮑羅廷作為蘇俄顧問來到中國,給孫中山在財政、武器裝備上以很大支持,被後者譽為「無以倫比的人」。大革命時期,蘇聯總共向中國派遣了135名顧問(其中40多人在馮玉祥部工作),他們組成3個顧問團,分駐張家口、開封和廣州。

布柳赫爾元帥(加倫將軍)畫像

廣州顧問團由蘇聯總軍事顧問布柳赫爾元帥(國內多用其化名「加倫將軍」)帶領,其依靠中共和國民黨左派組建了黃埔軍校,並幫助廣東革命政府改編正規軍。當時,國民革命軍的8個軍中都有蘇聯顧問擔任要職(參與制定戰略方案和作戰計劃),而加倫將軍更實際上起著總參謀長的作用,曾親自指揮平定滇桂叛亂、江西北伐等重大戰役。

馮部的蘇聯顧問則幫助前者創辦軍校,組建騎兵部隊,並向蘇聯政府為其申請提供了足夠裝備30萬大軍的武器援助,使馮部一躍成為中國北方實力最強的武裝集團之一。但馮對於蘇聯顧問不像孫中山那麼倚重和信任,對前者始終抱有很大戒心。

西班牙內戰中的蘇聯坦克部隊

二戰爆發前後,蘇聯軍事顧問在東西方都相當活躍,比如「大名鼎鼎的」李德,他的故事大夥很熟悉,不再贅述。先說歐洲,1936年西班牙內戰開始後,蘇聯派往支援共和國政府的軍事顧問團近2100人,包括特工(蘇軍情報部門高官曾親赴一線)、教官(為共和國空軍、炮兵和裝甲兵提供技術及訓練指導)、飛行員、坦克手和其他輔助部門成員(工程師、醫療專家、翻譯等)。

由於當時共和國空軍羸弱,從飛行員到戰鬥機差不多完全靠蘇聯顧問團支撐,據不完全統計,蘇聯共派遣770名飛行員和351名坦克手赴西班牙參戰,其中分別有99人和53人死亡或失蹤,損失比例達13%和15%,略低於國際縱隊的16%,但遠高於蘇聯顧問團整體7%的傷亡率。

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飛行員

在東方(主要是中國),盧溝橋事變後,蘇聯於1937年11月開始以「駐華武官」身份向中國派遣軍事顧問。從這時起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蘇聯共向中國派出840多名軍事顧問(含700名志願空軍人員),遍布中央軍事機關、各戰區和軍兵種,其中很多人都是多次來華的「中國人民老朋友」和實戰經驗豐富、綜合能力很強的高級指揮員,蔣甚至多次要求蘇方把他印象極佳的加倫將軍再派到中國來。

根據蘇聯顧問的建議,中國軍隊在南京淪陷後發起局部反攻,取得台兒庄大捷,振奮了民心士氣。此後,中國軍隊又採納蘇聯軍事顧問意見,組織武漢會戰,將日寇完全拖入消耗戰、持久戰的泥潭。而在南昌會戰、3次長沙會戰、宜昌戰役的作戰計劃制定中,蘇聯顧問也發揮了積極作用,連蔣都承認蘇聯顧問到來後,中國軍隊比起以前仗打得好了

蘇聯顧問團還幫助中方訓練了約9萬官兵,其中飛行員1045名、航空技術人員8354名、射手兼無線電員198人、領航員81人。顧問團中的蘇聯飛行員更是厲害,不乏參加過西班牙內戰並擊落20多架敵機的空中王牌,他們除擔任教官外,還直接參加對日作戰,7個月內以犧牲24人的代價,取得擊落日機298架的輝煌戰果

二戰後直到冷戰結束,蘇聯軍事顧問的身影更是遍及歐亞非拉4大洲,從而構成了東西方2大陣營對抗過程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甚至差點引發新的世界大戰——比如古巴導彈危機就有蘇聯軍事顧問團(實為遠征軍,主力部隊是蘇聯戰略火箭軍34師和4個摩步團,總兵力加上技術人員超過5萬人)的「功勞」。

新中國成立後不到1個月,首批蘇聯軍事顧問來華。1949年11月中旬以後,蘇聯軍事顧問大批到來,幫助中方組建各軍兵種專業院校、指導建立現代指揮體系以及傳授軍工專業知識。從這時起到1953年,來華蘇聯軍事顧問(分批次)總數超過2000人,其直接受命於蘇聯軍方甚至蘇聯最高領導人。在半島戰爭的問題上,蘇聯顧問也發揮了一定作用,此不贅述。

同時期在歐洲,為加強控制新勢力範圍並消除「馬歇爾計劃」帶來的影響,蘇聯也向東歐國家大量派遣顧問,其中尤以波蘭最為典型。二戰結束時,蘇聯軍事顧問已深深「嵌入」波蘭軍隊和安全系統之中,占波軍中級以上軍官的比例一度高達6%,且擔任著從師長到國防部長等一系列要職。截至1953年,蘇聯在波蘭的軍事顧問已達150人,其中18人在波蘭國家安全部門任職。

在戰後大國勢力激烈角逐的中東,蘇聯軍事顧問搶得先機,卻最終鎩羽而歸。第3次中東戰爭爆發後,蘇聯於1967年6月10日與以色列斷交,站到阿拉伯世界一邊,開始對埃及、敘利亞等國給予軍事援助。

1970年1月7日,以色列空襲埃及首都開羅市郊,同月22日埃及領導人納賽爾秘密訪蘇。這一系列突發事件改變了蘇方立場,從當年3月起,蘇聯對埃及加大軍援力度,增派了包括飛行員、導彈兵、工程師在內的大批軍事顧問,後者承擔起埃及國土防空、訓練(監視)埃及軍隊等任務。

薩達特

截至1970年底,派駐埃及的蘇聯「軍事顧問團」已達到2萬人的龐大規模——飛行員超過220人、導彈部隊官兵1.2萬至1.5萬人、其他人員(工程兵、警衛部隊、情報部門、後勤單位)約4000人,由蘇聯軍事顧問負責「操作」或直接控制的就有防空導彈陣地75至85處、飛機150架、機場6座。蘇聯軍事顧問牢牢控制著防空導彈、重要機場等關鍵性設施和武器裝備,以防埃及「擅自使用」而導致局勢不可收拾。

蘇聯軍事顧問團捆住了埃及的手腳,使之無法推動報復以色列的戰備工作,這讓埃方十分不爽。1972年1月,開羅爆發大規模示威活動,表達了對蘇聯軍援「不給力不靠譜」的憤懣之情。緊接著,當年2月和4月,埃及新任總統薩達特兩次出訪蘇聯,請求後者加大軍援力度,卻都被一心想與美國緩和關係的蘇聯高層「放了鴿子」。7月17日,薩達特下令驅逐蘇聯軍事顧問,並宣布蘇聯在埃及領土上建立的一切設施和軍事裝備全部移交埃方管理、使用。

雖然蘇聯為修補兩國關係,此後又向埃及提供了大量武器裝備(特別是「贖罪日」戰爭期間,每天有多達60至90架蘇聯運輸機向埃及、敘利亞空運軍事物資),但蘇埃關係破裂隨著埃以停火、美國介入已不可逆轉。1976年初,薩達特宣布廢除《蘇埃友好合作條約》,並收回蘇聯軍艦在埃及亞歷山大港、塞得港和馬特魯港的特許使用權。

與埃及(還有蘇丹)關係惡化,迫使蘇聯急於在東非尋找新的立足點。1969年10月索馬利亞軍政府上台,積極發展同蘇聯的關係,雙方一拍即合。1972年7月20日,即薩達特下令驅逐蘇聯軍事顧問的第3天,索馬利亞軍事代表團受邀訪蘇並得到熱烈歡迎。此後,蘇聯向索馬利亞派去3600名軍事顧問及工程專家,用於在索境內的柏培拉港修建和維護雷達-通信設施、導彈庫,以及興建帶有4500米跑道的軍用機場,蘇軍戰略轟炸機和伊爾-38反潛偵察機則以此為據點,前出深入印度洋展開定期飛行。

而在陷入內戰的安哥拉,從1975年1月開始,蘇聯繼古巴之後向安人運提供軍援,先期派去40名軍事顧問、73輛坦克、21門BM-21S火箭炮和10架戰鬥機,並出動運輸機投送了8000名古巴軍人,從而扭轉戰局,打敗了安解陣、安盟及其背後支持者南非。

但好景不長,1981年,安盟重新崛起並獲得美國、南非支持,兵力膨脹至1.5萬人,對安人運政權構成很大威脅,蘇聯和古巴只得加大軍事投入。在蘇聯顧問指揮下,從1985至1987年,古巴和安人運聯手對安盟發起3輪圍剿,引發南非新一輪大規模武力干涉。這場混戰持續到1988年3月,以古巴、南非都從安哥拉撤軍而告終。

在亞洲腹地,從上世紀60年代前期開始,蘇聯加大對阿富汗的軍事和經濟援助,特別是蘇聯軍事顧問為阿軍培訓了數千名軍官,阿陸軍、空軍都處於蘇聯軍事顧問團的直接監視下。1978年4月阿富汗政權更迭,親蘇政權上台,蘇聯軍事顧問團規模隨之激增到1500人(另有5000名其他領域的蘇聯專家、顧問),短短几個星期內,阿富汗的政府機構和軍隊內部就被前者全盤掌控。

1979年3月,駐阿富汗西部重鎮赫拉特的阿軍第17師嘩變,殺死數十名蘇聯顧問,此舉成為蘇聯侵阿導火索。為穩定局勢,蘇聯顧問團被派往阿省市一級政府、安全機構、裝甲部隊(營一級),蘇軍情報部門增派的反間諜顧問也被安插到阿軍所有團級單位。

同年9月阿明掌權後,要求蘇聯撤回所有軍事顧問。鑒於前者離心傾向嚴重,蘇聯一面做好入侵準備,一面指示軍事顧問團加強對阿軍的控制,導致阿明幾乎無兵可調。1979年12月27日,蘇軍突擊隊打死阿明及其家屬,而阿軍因被蘇聯顧問嚴密監控,對蘇聯入侵基本未作抵抗。

蘇軍侵阿堪稱蘇聯軍事顧問的最後一次「輝煌演出」,而當下敘利亞戰場上俄軍顧問(多系中高級將佐)所扮演的角色及頻遭傷亡的情況,實際上從其蘇軍「前輩」的經歷中並不難找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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