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之於我，之於所有人
POINT·觀點
點點自新光
阿城的文集出新版了，不方便買，就寫一篇文章給阿城老師做個不要錢的小廣告——當然他這個身份也不需要我造勢就是了。
叫他一句老師，是說我也對他的那種力道有所嚮往，但渴望是渴望，我和他，總歸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的。阿城的那些東西我一輩子也寫不來，不只是因為經歷不同，而是因為他對中文文字的拿捏實在太好了，他和所有的那些寫文革、寫改造的作家都不一樣，別人是寫傷痛（當然的確也都寫得好，看得人潸然淚下），而阿城是寫過日子，有滋有味的日子，可看上去快樂，心底是苦的。別人的文章看完了你咬著牙說文革真是萬惡、說下鄉改造改爛了多少人的命，而阿城，你看了他寫的每一個字，最後只能嘆氣說一句「唉，那就新中國萬歲吧」。
現在看阿城的人逐漸少了，對寫作有神往的年輕人，多是喜歡追捧王小波。「王小波寫東西有時會飛起來，用人的想像力去脫離人世的苦，而阿城是走進這苦難里去」。大家一談阿城，總是喜歡拿他和別人比。汪曾祺、王朔、賈平凹、莫言……都拿來比了一通。可阿城就是他自己。
阿城
要說他神在什麼地方，便是在半頁紙上就能給你寫出一條鮮活的生命了。他寫王一生吃飯，看了以後不覺得他在吃飯，而是覺得他在吸什麼天地精氣日月血肉，滴滴不捨得落下似的要吞個一乾二淨；看《孩子王》的王氏父子砍樹，砍的也好像是虯結苦痛的窮人命運了，他們揮斧子帶起的風，若是天上真有什麼戰神在盯著看，也准得叫這人類的肌肉扭動和手起刀落的模樣給嚇個瞠目結舌；就連他寫樹也是獨具一格的，巨樹立在林中是活生生的，被砍倒了，那一陣轟鳴震得人上下牙都敲在了一起。他的這「三王」，頗有種虛虛實實、摸不清遠近的感覺，你分明知道他在寫自己的故事和真實經歷，可他偏偏就是能將這一切寫出局外人的感覺。彷彿每一個傳奇的故事他都飄在半空，不帶感情地觀看了全程。那故事你從未也絕不可能親歷，但它們活生生地在你眼前划過。
而當他換一支筆寫起散文和隨筆時，他也像換了個靈魂，忽然之間離你很近。他能開出中國中年男人特有的玩笑，可又不顯得低俗，只是言簡意賅，只是可愛（"我本來正要去廁所，此時急用鎖陽收陰功，槍子兒不長眼，輕起即妄動，犯不上為了肚子里的一點廢水，把命搭上"）。他用平實的言語為你講故事、同你談天，可你聽他嚴謹柔和的措辭，又能明白這不是個僅僅只是來聊天的人。他像是希望你能從他的故事裡看到點什麼、學到點什麼，可你到最終是否真的能明白什麼，他卻又無所謂了。這時塵歸塵土歸土，故事的就讓它回歸故事。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總說阿城是最會講故事的人。
竇文濤曾是阿城的學生，他在談起阿城的時候，說他是最會聊天的人，導演賈樟柯也說過這句話，「他實在太會聊天了。」這樣的話他反反覆復說了很多遍。嘴賤得無人能及的馬家輝在聊到阿城的時候，也不禁有點畏怯甚至是灰溜溜的意味——他當年在香港當場調侃了賈樟柯幾句，誰知阿城轉眼在台上便公然批他「可見文化和學問是不成正比的」，牙尖齒利的馬家輝都有些愕然了：「你，你不能這麼在公眾場合批評我嘛。」即便如此，他也未曾對此有過怨言，只是苦笑著說阿城這樣還是很坦誠，畢竟是替朋友出頭、蠻有氣魄的。大家都愛阿城，沒人會恨他，因為當今世上能夠說得上是「有意思的人」太少了。一身的才氣，什麼他都能聊，溫和有趣，而且會生活，大家津津樂道的一件事便是他家裡窮得叮噹響卻買了好幾萬塊錢的音響。
別人寫字是為了生活，而他要先愉快地活著，再寫字。因此他這個有話直說的習慣也算是貫穿了始終，他講到自己寫《閑話閑說》，指名道姓評論了不少人，比如賈平凹，比如莫言，這實際上是很犯忌諱的。一般人可能要自責一下自己的失言，以後在人前要更加慎言慎行。可阿城面對眾人時，提到這個問題便會直言「我對賈平凹先生很尊敬，但提問里具體回答，就針對該問題，但不夠全面。回到國內時候，他們就說你不可以這麼想，要繞點彎子，直接說的話銷售會受影響。所以以後這個問題我不太回答。」簡單來說就是：我寫的時候沒想那麼多，你們也別曲解，其實我還想就事論事，但是這樣講話影響銷量，所以以後這種問題我不回答。——很直白，可又讓誰都生不起氣來。從而這樣的直白就變成了一種可愛。王朔說北京那種侃爺已經不多見了，飯桌上一個人引導話題，眾人聽著他天南海北地說，阿城就是這麼一個人。他是作家——雖然他自己不願意這麼叫自己，他說人要寫了足夠多的東西才能稱之為什麼家——但他比起一個文學家，更該說是個文化家。他什麼學問都有，只要你能問的出，他就能回答的上，民俗學、圖騰、禪宗。侯孝賢更是請了他來做聶隱娘的編劇，因為他「對唐代太熟悉了，用的碗、喝水的杯子，他都知道應該是什麼樣的」，每一件器物就是一段器物史，而這正是阿城所痴迷所擅長的。當年他那位做電影評論的文化人父親曾惦棐被打成右派，他不能去接受毛主席接見，只好每天流連於家附近的琉璃廠，研究文玩，這些都是他的機遇。
《棋王 樹王 孩子王》
作者：阿城
因而從「三王」中所看到的知識分子形象比較與眾不同，那些都是他的影子，可又不全是。《棋王》中的「我」所說的一些話實際上更體現了阿城本人的哲學理念，裡面有一個情節，是王一生不理解「我」為什麼總要追求看個電影看個書的心情，「我」心中隱隱覺得這種渴望是不能放棄的，但是又說不清到底是為什麼，總覺得是和活著有關的東西。這是那時候下鄉改造的知識分子一種普遍現象，世道苦，就只能投身到別的上面，譬如「藝」的升華。像王一生下完棋哇一聲哭出來一般，這裡面有精力竭盡的宣洩，也有生活中的痛苦，是悲慘和超脫融為一體的形象。阿城自己就是這種文人，他「和主流保持距離」，過自己的生活，不止能寫人的靈魂在黑暗大門之後的焦灼，更能寫出一種生活的東西，這是我們這一代、上一代，甚至下一代，都寫不出來的。魯迅當年說廢名「不夠廣遠」，我這一代所看到的這個時代的作家，何止不夠廣遠，都彷彿油花浮在涼水上一樣。而中國，尤其是當下這個浮躁、階級極度割裂的中國，尤其需要能寫沉重東西的人。——也需要敢於寫沉重東西的人。
對於上一代人，他們和阿城之間的記憶遠比我這一代人多，他們眼見他高樓起、宴賓客，聽著他在美國自己組裝老爺車的故事長大，看他抽那隻小煙斗，阿城是作為一個傳奇的人出現在他們生命里的。到了我這時，總感覺太晚，他從一個傳奇的人，變成了一個傳奇，說遠也不遠，但也絕對不近。然而不管怎麼說，阿城這樣一個人，他的出現對於所有人來說就是一個奇蹟，哪怕他不再寫書，只要知道和他活在同一個世界中，對於文化、對於整個民族來說，就不是太糟。
他這高樓起來，千百年都不會塌下去。
編輯：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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