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興亞難民危機：英殖民為緬甸留下的百年歷史包袱

當地時間2017年9月25日，孟加拉國科克斯巴扎爾THAINKHALI，暫居在難民營的羅興亞人正在忍受著來自飢餓與疾病的困擾。視覺中國 圖

2017年8月以來，總計超過12萬羅興亞民眾流亡到鄰近的孟加拉國，再次將緬甸若開邦羅興亞問題推上了世界輿論的風暴口。起因是，被定性為恐怖組織的羅興亞救世軍在8月25日襲擊了若開境內的一個警察局，殺死12人，隨即緬甸政府軍以反恐之名，進入羅興亞人居住的村莊，結果大量房屋被燒毀, 當地的羅興亞民眾生計無著，針對他們的毆打和強姦橫行。一時間，國際社會上人權正義、宗教信仰自由、少數族裔權利等問題都在羅興亞事件上找到了各自合理的表述空間。種族清洗、宗教迫害（佛教對伊斯蘭）、緬甸殘存的軍事獨裁——對這次危機的各種定性接踵而至。

當羅興亞問題被國際化之時，我們或許忽視了這一問題的歷史由來，也低估了其所處的地方社會-政治生態的影響。正如卡爾·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指出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羅興亞問題亦不例外。

現今國際主流輿論將羅興亞問題視作信仰多元背景下的人權危機，但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回歷史，就不難發現這一問題的形成有著漫長的歷史過程，其中包括伴隨王朝征服而來的宗教傳播，因殖民統治而至的宗教分治和民族識別政策，借民族主義之勢而上的軍政府的種族排除運動，以及乘普世話語之風而現的羅興亞危機。

羅興亞：從宗教衝突到民族問題

1430年，信奉伊斯蘭教的孟加拉國征服了今日緬甸若開邦的大部分地區，並帶入大量伊斯蘭教徒家庭，建立阿拉干王國。在此之前，若開地區的民眾基本都信仰佛教，在阿拉干王朝統治的三百年間，信奉伊斯蘭教的孟加拉和印度人口在若開地區的比例逐漸提高。直至1785年，信仰佛教的緬甸王朝征服了若開地區，將其納入緬甸版圖。

若開邦（此前的阿拉乾地區）處於緬甸和孟加拉國的交界處。

這一王朝征服實則是伊斯蘭和佛教在宗教傳播過程中互相衝突的表徵，因為羅興亞人的居住地阿拉乾地區位於佛教和伊斯蘭教在東南亞和南亞的分界線上，是緬甸西部的門戶，故而成為兩種宗教力量長期拉鋸之地。最早的羅興亞人就來自於這一次王朝征服，這種大規模的抱團人口遷徙，而且主要都是穆斯林人口，快速打破了若開地區原來形成宗教生態，地區內的穆斯林和佛教衝突成為了這裡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緬甸民眾和歷任統治階層都主要信奉佛教，為了阻擊伊斯蘭在緬甸的傳播，羅興亞人自然是首當其衝成為緬甸統治階層的打壓對象。因而可以說，羅興亞作為一個歷史問題的形成，實則源自於宗教間的衝突。

這一古老的宗教衝突問題，伴隨英國在東南亞和南亞的殖民擴張，進一步演變為民族和宗教矛盾的複合體。1824年至1885年間的三次英緬戰爭，英國逐步實現了對緬甸的完全佔領，將其納入英屬印度之一省，並有意鼓勵印度穆斯林勞動力遷徙到若開地區。緬甸人將英國殖民者和印度穆斯林統稱為Kala，意為外來者，而後來Kala在緬甸成為專指穆斯林的貶義詞。需要說明的是，由於當時東南亞和南亞皆基本處於殖民統治之下，當時的人口遷徙並不受國界之限制，反而和各殖民國的統治範圍息息相關。孟加拉的征服和英國的殖民，塑造了今日羅興亞的基本人口結構，根據緬甸2007年官方人口統計，若開地區總人口為383萬，羅興亞人已達到103萬之多。羅興亞人在若開地區定居的事實，早於20世紀40-50年代緬甸民族-國家的形成。這種因為王朝征服和殖民統治帶來的人口遷徙，是一系列歷史事件的結果，但是因為緬甸20世紀特有的宗教衝突和長期的軍事統治，導致羅興亞的國籍成為了日後久拖不決的問題。

1885年11月28日，第三次英緬戰爭結束時，英國軍隊抵達曼德勒（緬甸王國曾經的首都）。

在英國殖民緬甸之後，逐步把一整套民族-國家的治理技術帶入緬甸，其中與羅興亞息息相關的是宗教人口統計和民族識別。起初，為了處理印度和緬甸在統一殖民管理下的關係，英國主要採用的是宗教人口統計，即分別計算伊斯蘭和佛教人口，藉此賦予若開地區的羅興亞人以合法地位，整合緬甸境內的伊斯蘭，但這種基於信仰的統計分類，為日後羅興亞人和緬甸佛教徒之間的分裂埋下了禍根：英國殖民者藉助宗教信仰衝突，在若開地區扶持實力相對較弱的羅興亞人，在政治上制衡佛教徒；同時還鼓勵孟加拉和印度地區的穆斯林向若開地區移民。

此外，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在殖民地開始推行民族識別，1933年緬甸民族識別的結果公布，135個民族被官方認可，其中無羅興亞人。原因在於，在民族識別上，英國採用的是以語係為核心，由於羅興亞所使用的羅興亞語屬於印歐語系，而緬甸主要使用的緬甸語（以及各少數民族主要使用的語言）則屬於漢藏語系。而且印度和緬甸當時同在英屬印度治下，因此羅興亞人被歸入孟加拉族的一支，不在緬甸的民族譜系之中。

總之，生存資源的爭奪、信仰的衝突、殖民者的鼓噪和「民族識別」，導致若開地區的佛教徒和羅興亞穆斯林之間的衝突持續升級。

從民族主義到全球化話語下的羅興亞難題

20世紀20年代，緬甸民族主義運動已經開始抬頭，但在英國治下始終未能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給緬甸民族主義提供了發展空間，日本的入侵，導致英國對緬甸的殖民統治出現了權力真空，日本為了自身在緬甸的新殖民統治，大力支持昂山將軍等民族運動領袖，緬甸民族獨立運動在大國之間的纏鬥中才得以發展起來。緬甸民族運動的參與者（包括昂山將軍）多系佛教徒，武裝他們是日本的政治權宜之計；由於若開邦是東南亞與南亞交匯的軍事重鎮，為了抵抗來自南亞英國的軍事壓力，日本在軍事上援助了若開地區的佛教徒，後者在此基礎上成立了「若開愛國武裝」組織；英國為此於1942年武裝了孟加拉吉大港的穆斯林，成立「第五縱隊」；因前期的歷史積怨，日本支持的佛教武裝和英國支持的穆斯林武裝相互攻殺，反而導致若開境內佛教徒遭到穆斯林殘酷屠殺，前後約10萬佛教徒平民被殺害，這一歷史陰影一直籠罩在緬甸佛教徒的頭上。

1944年面對日軍在戰場的敗退，昂山將軍等人迅速轉向英國，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出於團結緬甸最具實力的民族主義武裝力量的需要，英國實用性地選擇了與昂山將軍等人合作。1945年隨著二次世界大戰在全球範圍內節節勝利，英國亦全面重返緬甸，並試圖恢復對緬甸的政治影響力。但在民族獨立運動的大勢之下，英國最終選擇承認緬甸的主權地位，並要求若開地區的穆斯林武裝將其佔領的地區移交給即將獨立的緬甸，但是該地區的穆斯林此時已經傾向於脫離緬甸，他們開始和印度穆斯林聯絡，試圖建國，這一企圖很快為英國所知，並為其所阻。

英國佔領緬甸後，將其納入英屬印度之一省，並有意鼓勵印度穆斯林勞動力遷徙到若開地區。這是1893年的英屬印度帝國的政治版圖。

在1948年緬甸獨立前後，其亟需解決的關鍵問題之一就是民族問題，昂山將軍在1947年推動了《彬龍協議》的簽署，明確了少數民族在居住地的自治權和平等的公民權，雖然這一協議的簽署沒有羅興亞代表參加。但1948年通過的《緬甸聯邦入籍法》在一定程度上摒棄了1933年英國民族識別的結果，最大限度地容納了所有緬甸居民，還明確了羅興亞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的法律地位，但由於諸多原因，大多數羅興亞人並未藉機入籍。

如前所述，羅興亞穆斯林武裝在二戰中藉機大規模屠殺佛教徒;加之英國為了加強對緬甸殖民地的控制，曾大量引入印度的穆斯林職業官僚代替緬甸本地精英來治理緬甸，以至於緬甸佛教徒普遍將穆斯林視為殖民者的「幫凶「。受此影響，20世紀50年代以來，緬甸軍政府治下的若開地區就一直努力遏制羅興亞穆斯林的經濟和社會影響力，其限制舉措涉及清真寺的修建、羅興亞人置業甚至於婚喪嫁娶等方面。

1982年，緬甸頒布新的公民法，這部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又繼承了1933年英國民族調查的典型特點——從民族和居住歷史兩個方面來認定公民資格，只承認1933年確認的135個民族，並規定使用漢藏語系的緬甸各少數民族，1823年前就已在緬甸定居的人，自動獲得國籍；而在1948年以前在緬甸居住的人，需要能流利使用緬甸語或緬甸少數民族語（漢藏語系），才能申請國籍。這一規定，在法律上把羅興亞人歸為移民，而不是緬甸所屬的少數民族之一。由此，羅興亞人的公民權遭到了「合法」剝奪，這背後是信仰佛教的緬甸軍政府（奈溫政府）對境內羅興亞穆斯林的致命一擊。

然而，奈溫政府使用英國殖民的遺產來打擊羅興亞穆斯林的同時，世界話語體系卻又已經發生了新的變化。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普世主義替代了民族國家的話語體系，社會多元、信仰自由、人權正義成為新的國際通用語言。從民族到普世話語的轉換，又給羅興亞問題增加了新的變數。

在國際社會看來，羅興亞問題一方面是一國之內少數族群的宗教信仰自由問題，亦即伊斯蘭在緬甸被軍方和佛教民族主義合力之下被邊緣化；另一方面也是一次嚴重的國際人權危機，國家政策的失敗使得羅興亞人成為無國籍的公民，軍方的暴力又讓羅興亞人流離失所。

在已經為現代民族-國家意識所洗滌的緬甸，羅興亞問題則涉及在國家制度層面如何進行民族識別，受英國殖民政策遺留的影響，羅興亞一直處在現代緬甸民族-國家的話語體系之外，羅興亞人在緬甸的法律和政治體系中亦始終處於移民者的地位。2017年8月羅興亞穆斯林難民危機之後，國際社會在譴責緬甸軍方「令人震驚的殘忍手段」之後，還將矛頭指向了昂山素季，認為其既未善加利用自身的影響力來緩解這場危機，也不在講話中始終提及「羅興亞」和承認其少數民族地位。他們或許已經忘記了，這正是英國殖民留給緬甸的「寶貴」歷史遺產。

歷史地看，羅興亞危機的形成是緬甸處理羅興亞問題的思路大大受制於英國殖民時期留下的民族識別、宗教治理手段，這些治理技術在客觀上促成了緬甸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並塑造了獨立後緬甸政府治理社會的方法。但是在20世紀60-70年代開始，與民族-國家相關的話語被一套合於全球化、強調人權、公民平等、宗教多元的普世話語所替代。當用這套新的話語來審視羅興亞問題時，它和緬甸的歷史是脫節的，普世話語下羅興亞是緬甸不尊重宗教多元的結果，但是若開地區數百年的宗教衝突、治亂興替下宗教的政治選擇，才是羅興亞問題的由來。在這個意義上，國際社會和緬甸政府其實面對的是兩個不同的羅興亞問題，前者要求緬甸在處理這個問題時符合國際人權標準，後者則在深重的民族和宗教危機中艱難前行，它面對這沉重的歷史包袱，又需直面國內極端佛教民族主義、軍方強硬派和各地少數民族的衝擊，如何可能在處理羅興亞問題上一勞永逸地解決其民族屬性、國籍歸屬、人身權利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等一攬子的問題。

穆斯林叛亂、軍政府鎮壓和極端佛教民族主義下：

羅興亞人的四次流亡

在羅興亞問題上，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是緬甸中央政府軍與若開地區的穆斯林武裝之間的軍事鬥爭。1948年4月，剛剛獨立的緬甸就迎來羅興亞的穆斯林叛亂，其把緬甸政府和佛教徒作為攻擊目標，強盛之時一度控制了若開北部的大部分地區，並大量驅逐居住在該地區農村的佛教徒。期間羅興亞穆斯林中還出現了兩支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背景的武裝，以及若干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軍事組織。1954年，緬甸政府開始強力鎮壓若開地區的穆斯林叛亂，直至1961年在緬甸政府軍的持續攻勢下，大部羅興亞穆斯林叛亂被消滅，剩餘則雙方才達成挺火協議，只有零星的武裝人員仍在孟加拉和緬甸邊境地帶進行軍事活動。

當地時間2017年9月25日，孟加拉國Gumdhum，湧入當地的緬甸羅興亞難民領取食物。視覺中國 圖

第一次流亡

1962年通過軍事政變上台的「緬軍之父」奈溫，他本人是「政教分離」的堅定踐行者，在全面接掌緬甸後，一面透過降低佛教的社會影響、減少對佛教的財政支持，來壓制佛教民族主義在緬甸的發展勢頭，一面對羅興亞地區穆斯林加強控制，同時對穆斯林殘存武裝開展清剿，力圖控制羅興亞穆斯林在邊境地區的活動。面對緬甸軍政府的打壓，加之1970年代初具有極端宗教色彩的泛伊斯蘭教主義運動在全球興起，1974年一隻名為「羅興亞愛國陣線」的武裝在整合原來零星叛亂穆斯林的基礎上成立了，但是這支武裝一直以來內部紛爭不斷，多次分裂。期間，緬甸軍政府持續採用軍事行動，在1977年直接導致超過20萬的羅興亞平民流亡至孟加拉。

第二次流亡

新的軍事獨裁者蘇茂自1988年執政以來，一反奈溫的政策，開始藉助佛教的勢力來維繫自身政權，極力抬高佛教的社會地位，復興佛教民族主義。1991年，蘇茂政府在若開地區推行拆除清真寺、建設更多佛寺的政策。在1991-1992兩年間，引發至少25萬羅興亞人流亡至孟加拉。

這次羅興亞人的流亡其實是緬甸中央控制若開地區一系列軍事和宗教努力的結果，緬甸軍方藉此比較徹底地解決了長達半個世紀羅興亞武裝。但是，羅興亞地區武裝的解除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不僅是若開地區的宗教人口構成狀況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而且佛教民族主義和伊斯蘭激進主義在該地區都在瘋狂生長。同時，軍方將領的佛教信仰、佛教徒占緬甸總人口多數的現狀，都使得2010年開啟的緬甸民主轉型必然要受制於既有的社會生態。

隨著這兩次大規模的羅興亞人流亡，國際社會和輿論也才開始真正關注到「羅興亞危機」。

第三次流亡

緬甸一部分佛教徒中出現的極端佛教民族主義為羅興亞危機又增加了燃料。1988年佛教徒聚集反對軍政府的「8888」運動，讓軍政府意識到佛教的巨大動員能力，因為表面上支持佛教，事實上是推進佛教宗教狂熱和緬甸民族主義的進一步融合，並有意挑起穆斯林和佛教之間的衝突，將佛教徒對緬甸軍政府的不滿引向伊斯蘭和佛教的衝突，以此來轉移佛教徒的「鬥爭目標」。2010年緬甸開啟民主轉型以來，極端佛教民族主義開始在前台活躍起來，他們成立了名為「緬甸種族佛教保護聯合會」的組織，具有巨大的社會動員能力，他們極力塑造穆斯林的極端形象，並企圖影響選舉和立法。其極端化的舉措，引發穆斯林群體的普遍恐慌。該組織的領袖Wirathu素以積極的反穆斯林立場著稱，早在2001年他就以宣稱穆斯林會對緬甸佛教有巨大威脅，並因為煽動暴力被判入獄25年，2011年在時任總統登盛的大赦下重獲自由。出獄後他深度參與「969」這一旨在反動穆斯林的運動。反對穆斯林的佛教民族主義思潮的形成，得益於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即伊斯蘭在緬甸的傳播是對佛教產生毀滅性的打擊，而羅興亞人所居住的若開地區是保護緬甸乃至東南亞佛教的「西大門」（Western Gate）。在佛教民族主義的促動之下，2012年，緬甸三名穆斯林輪姦一名女佛教信徒成為了導火索，若開地區的穆斯林和佛教徒之間爆發了持續時間超過半年的宗教-族群衝突，10餘萬羅興亞人再度踏上流亡之路。

《時代》雜誌以「緬甸種族佛教保護聯合會」的領袖Wirathu為封面——「佛教恐怖之面孔」

第四次流亡

在逼仄的生存環境和世界恐怖主義的鼓噪之下，若開穆斯林再度出現暴力化的苗頭。在若開叢林地區，一支名為羅興亞救世軍的武裝力量興起，其主要成員為羅興亞穆斯林，自2016年以來多次對緬甸軍人和警察發動襲擊。雖然救世軍自稱其目標是保護緬甸羅興亞人免受政府侵擾，且不攻擊平民。但緬甸政府卻以其頭目在境外接受過軍事訓練，並使用暴力手段進行襲擊為由，將羅興亞救世軍定性為恐怖組織。事實上，根據國際危機組織的調查，其頭目是來自沙烏地阿拉伯的羅興亞人，且受到有經驗的作戰人員的幫助，確實具有相關背景。面對恐怖主義的壓力，緬甸軍方再度對若開地區採取激烈的軍事行動，結果歷史再度重演，大批羅興亞人重踏流亡之路。

縱觀羅興亞人的四次流亡，第一次的直接誘因是軍事衝突所致，第二次是軍政府支持下的宗教衝突、第三次則是極端佛教民族主義煽動的結果，第四次出自於恐怖襲擊，雖然歷次原因有別，但是軍方力量和佛教勢力在其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羅興亞從20世紀中期的武裝獨立到今日的恐怖襲擊，也都有其青年激進分子的身影。在這一圖景之下，佛教、軍方和羅興亞穆斯林都扮演著各自的歷史角色，其互動的過程實則是緬甸宗教衝突和全球局勢變遷的一個縮影。

穆斯林的叛亂和恐怖襲擊、佛教民族主義的泛濫和軍方的鎮壓，三者之間在歷史上是相互關聯的。但是真正導致三者之間關係緊張的還是軍方錯誤的政策。緬甸20世紀的歷史，主要是軍政府長期執政，但是武力起家的軍人，面對一盤散沙的緬甸，其統合社會的方式是極為粗暴的。一來軍政府在後殖民時代，沒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行政官僚體系，來處理國家和社會之間的日常事務，僅僅憑藉軍事強力來鎮壓社會的異議；二是面對複雜多元的民族格局，軍政府沒有在制度安排上處理中央政府和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關係，使得昂山將軍等人構想的聯邦制在緬甸流於形式，各地民族武裝割據一方，在半個多世紀里，軍政府對此除了軍事清剿和合縱連橫來解決一時之需外，結果只是養成了緬甸強大的軍事權力；三則是在處理緬甸的宗教和國家關係上，軍政府搖擺於徹底世俗化和利用宗教衝突之間，結果導致極端佛教民族主義的興起，穆斯林的恐怖襲擊開始抬頭，如此種種，皆是2015年以來緬甸民選政府直接繼承的歷史遺產。2015年後，選舉產生的政府一直試圖聯合僧伽理事會，來限制「緬甸種族佛教保護聯合會」這一極端佛教組織的煽動宣傳和暴力行為，但是歷史積累的問題，並不會在瞬間解決。

結語

對羅興亞平民使用暴力手段是決不可取的，他們流離失所亦使人痛心。但在責問緬甸不當處置人權問題時，我們不能不先明了這一問題的歷史由來，及其在當下其所處的位置，它很難為今日的普世主義話語所概括。

羅興亞在緬甸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存在，首先起因於英國殖民時代的民族識別方法，這為緬甸軍方借勢排除羅興亞的公民身份提供了現代理據；羅興亞人的歷次難民危機，是軍事控制、宗教衝突等一系列因素疊加的結果，而在此背後，則是緬甸近代以來，在殖民主義、民族主義、民主轉型的浪潮之下，國家無力實現自身革新，統合各方社會力量。

當我們指望昂山素季來處置羅興亞問題時，似乎如卡爾·馬克思說的那樣，是期待這個人「表現了世界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個人能動作用」，而忽視了緬甸宗教和國家的歷史塑造了一種怎樣的條件和局勢，使得羅興亞問題如此難解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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