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再狠，也別逼醫護人員戴著攝像頭去救死扶傷
插圖來自網路
今天看到了這樣一則新聞，《救活患者家屬反被索要衣物和2000元 上海一醫院用監控自證清白》。
9月23日，一位54歲患者因腦出血被送入上海一家醫院內搶救，因病情危重，在僅預交200元的情況下就入院搶救，連夜做了手術去除血腫，目前情況良好。9月25日上午，患者兒子到醫院ICU，要求返還搶救病人時脫下的衣服及其它財物，自稱口袋裡有現金約2000元還有駕駛證等物品。醫護人員告知當時已經返還給患者的陪同人員，但患者兒子堅稱沒有其他人陪同。院方反覆解釋無效，最終通過監控還原了事實真相，有一名白衣男子在ICU門口接過了醫護人員遞出來的衣物。至此，該患者兒子表示這是他同學，然後默默離開。
如果沒有監控，這起事件會如何發展？
如果沒有監控，當事人是否會繼續堅決否認有隨行人員？
如果沒有監控，家屬是否會繼續沒完沒了的糾纏？
如果沒有監控，這事是否會淪為就算警方干預也扯不清的爛賬？
如果沒有監控，最終的結論是否又是醫護人員賠錢了事？
是的，又是醫護人員賠錢，因為這一幕並不陌生。就在今年9月11日，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接收了一位突發肺栓塞致心臟呼吸驟停的患者，經全力搶救轉危為安。然而患者的父親幾天後找到院方，稱醫生搶救兒子時剪爛了衣褲，導致500元現金等物品遺失，並要求醫院賠錢。最終，醫生湊錢賠了1000元。
我不清楚當事醫護人員賠這1000元是否心甘情願，在接受採訪時，當事醫生表示：「可以理解患者，換位思考一下，可能1000元對有些人不算什麼，對他可能很重要。」
話說的很溫暖，但聽起來很苦澀。
但我們絕對相信當事人拿到這1000元賠償金時，絕對是心安理得，他對記者表示：「一碼歸一碼，醫院提供的服務是有償的，他們也要承擔自己工作疏忽所造成的後果。」
理是這個理，但人在講道理的同時，是不是應該講點最樸素的情感。
中南醫院事件發生後，在和朋友討論的時候，我很擔心一個問題，就是這起事件會成為被推翻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會有連鎖反應。
很不幸，被我說中了，這才多長的時間，不到半個月，上海就發現了同類事件。我也敢肯定，這不會是最後一起，再次發生時，媒體都不會去報道、網民也不愛去議論。
請原諒我內心的不陽光，作為一個與違法犯罪打了二十年交道的基層民警，每當一起有悖道義卻於法無依且能收穫利益的新事件發生後，有樣學樣的人就會前赴後繼、層出不窮。
舉個例子，不說別的，就說醫院。
我在一個山區小鎮的醫院裡長大，80年代初，我見過有的重症患者，或是被病痛折磨，或是承擔不起醫療費用，選擇在醫院裡自殺了。家屬雖然悲痛，但從來不會把矛頭指向醫院，要醫院來承擔責任，該負擔的醫藥費還是要出。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患者在醫院裡自殺，變成了醫院的責任？
患者在醫院自殺，家屬一鬧，個別人為了息事寧人，醫院你賠錢算了。有了第一跳，錢賠了，就有了第二跳，前面有例子，繼續賠吧。
這些選擇在醫院自殺的人，都是承受不了病痛的折磨，但你選擇在醫院裡，就間接的為子孫爭取下了最後一筆遺產，因為，醫院有監管責任。
我就弄不明白了，如果醫院有監管責任需要為患者的自殺承擔責任，那麼做為患者的親屬，當你們沖著醫護人員喊打喊殺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自己又應該為患者的死承擔什麼責任？就算是交通事故，也講究個主責與次責吧？
今年8月31日，陝西榆林市第一醫院一孕婦跳樓自殺身亡，事件再一次將公眾的目光聚焦到醫院的監護問題。
在同情逝者的同時，我們也要思考一個問題：醫院增加再多的醫護人員，添置再多的安防設備，完善再多的規章制度，能不能擋住那些對世界悲觀絕望的心？
醫院只是醫院，不是24小時都必須人盯人的看守所。就算是嚴防死守的監獄，還有人自殺逃跑，你能指望這些拿聽診器針頭的醫護人員怎麼著。
警察和醫生，兩個截然不同的職業，卻有著相同的性質：治病救人。身體有問題，找醫生，靈魂出了問題，找警察。
回到文章開篇談論的視頻自證清白的新聞。在警界，這種被當事人碰瓷的行為已經屢見不鮮，所以，民警執行公務時，都必須佩戴錄製現場視頻的一個電子設備，那叫執法記錄儀，一旦遭受當事人投訴，這玩意就能還原現場情況，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執法記錄儀在民警執法過程中已經普遍使用，那麼醫院呢，你們什麼時候開始配備？
別逼著醫護人員練就眼觀四路耳聽八方的偵查技能，他們的工作只是救死扶傷。
別逼著醫護人員帶著視頻記錄儀上崗，他們的工作只是救死扶傷。
唯願社會多點理解與寬容，少些以「患者」名義的碰瓷，別讓醫務工作者斗完死神再來應付「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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