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為何總是北方征服南方？

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多元文明的複合體，中原中國、邊疆中國和南方中國，各自代表了農耕、游牧和海洋文明。

文 許紀霖

以秦嶺淮河為界，中國在地域上分為南北兩大文化板塊。南方文化細膩文雅，北方文化大氣豪放，成為風格迥異的兩道風景。

在地理上，南與北是確定的，但在文化上，南北之分卻是相對的:對北方游牧區而言，中原就是南方，而對長江流域來說，華夏文化的誕生地中原卻又是北方，而對更南方的閩人、粵人而言，無論是黃河流域的中原、還是長江流域華中、江南，對他們而言都是北方；所謂的江南，在靖康南渡之後，只是又一個中原，在文化上是更正統的中原。南與北的相對性和曖昧性，是中國這個地域遼闊國家的顯著特徵。

歷史上的中國文化，最核心的問題有兩個，一為東西，二為南北。東西以胡煥庸先生提出的黑河-騰衝線為界，乃是漢民族的農耕文化與邊疆民族的游牧文化之分界線。南北為中原漢文化在永嘉南渡之後，形成的南北兩種不同的風格。於是，歷史上的南北關係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是中原漢文化內部的南北分野，另一種是胡漢之間的對峙，如中世的南朝與北朝、近世的兩宋與遼金，這兩種對南北文化的理解，並非毫不相干，而是相互滲透。

自魏晉南北朝之後，東西（胡漢）的對峙深刻地鑲嵌到南北關係之中，北方文化之中既有漢化的胡文化，也有胡化的漢文化。胡漢文化經過魏晉南北朝、兩宋遼金和元清三次大融合，在北方中原文化之中已經難分彼此。

觀察中國大歷史，有兩種不同的中心觀，一種是中原中心觀，以華夏-漢民族的中原文明為尺度，衡量歷史與文化的大變遷。中原中心觀預設了文明的漢文化/野蠻的胡文化之二元對立，似乎中國的進步就是中原文明如何同化周邊蠻族的歷史。以中原中心觀思考南北問題，很容易陷入大漢族主義的陷阱。

另一種是拉鐵摩爾提出來的長城中心觀，將長城之內的農耕民族與長城之外的游牧民族作為兩個平等的文明共同體，考察二者之間的交往與鬥爭。長城中心觀注重的是北方邊疆（塞防）地域兩大民族的互動歷史，但對南方邊疆（海防）是其研究的盲區。自南宋特別到了明代之後，甌閩粵的海洋文化開始崛起，成為思考中國不可忽視的因素。

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以農耕文明為中心，又蘊涵著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多元複合體。只有置於三大文明的互動背景，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歷史上的南北文化關係。

概括地說，中國的北方是農耕-游牧文明的複合體，中國的南方（自明代以後），是農耕-海洋文明的複合體。這三種文明的互動，構成了歷史上南北關係的複雜性，也因此可以理解為何在古代，通常都是北方征服南方，而到了近代，形勢倒過來，南方戰勝了北方，但最後又被新的北方所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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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霸氣的游牧文明嫁接了中原農耕文明

中原文化的中心原在黃河中下流域，自永嘉之亂、王室南遷之後，江南的人口、經濟有了大發展，文化的中心逐漸轉移到長江中下流域。南北格局由此形成。

南方文化承中原之正統，又與南方的土著結合，形成了南方農耕民族勤奮、細膩、儒雅、瀟洒的性格。而中原文化的發源地北方，因為五胡入侵帶來了游牧民族獨特的彪悍、粗獷和元氣淋漓，形成了與南方迥然不同的風格。

孔子有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文與質，這兩種本來在農耕民族中平衡的氣質，到了南北分立之後，各自向極端的一面發展，南方文化文勝於質，具有文明的矯飾一面，而北方文化質勝於文，帶有原始的淳樸與蠻氣。

五胡亂華之後的1600年歷史，北方有800年時間處於異族統治之下。而南方只有350年。於是，胡漢之間的差異逐漸也蛻變為南北文化的不同。日本京都學派第二代掌門人宮崎市定認為漢族是「文明主義」，、胡族是「樸素主義」， 如同孔子所說的文與質一樣，成為南北文化日趨固態化的精神標識。

關於南北文化的實力變遷，永嘉與靖康兩次南渡是轉折點，日本學者桑原騭藏的名篇《歷史上所見的南北中國》中分析說，在永嘉南渡之前，北方文化一直佔優，大人物皆都出自北方。到南北朝期間，南北走向平衡。隋唐統一之後，南派較北派佔有文化上的優勢。而靖康南渡之後，經濟和文化中心轉移到江南，人才大都出自南方，自此北方完全無法與南方相比，到了明清之後尤甚。明初的科舉，會試結果，所有的進士皆來自南方，竟無一個北人，令朱元璋大怒，即是明證。

民國的地質學家丁文江從《二十四史》的列傳中選出籍貫可考者5783人，統計發現，全國性精英在南宋之前，集中在黃河流域；南宋之後，逐漸趨於長江流域。

既然文化與經濟的優勢在南方，那麼為什麼隋唐結束南北分治，北宋終結五代十國之亂，都是北方戰勝了南方，建立的都是北方大一統政權呢？之後的元朝和清朝，更是由草原和森林走出來的少數民族，一統農耕區與游牧區，建立了橫跨中西、貫通南北的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

關於這個原因，要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中加以分析。從公元7世紀到17世紀，整整十個世紀，歐亞大陸的霸主，並不是農耕民族，而是游牧民族。在冷兵器時代，誰擁有了優質的駿馬和彪悍的騎兵，誰就左右了戰場。不僅是軍事的實力，而且在精神氣質上也是如此。來自草原的蠻族元氣一旦來到黃河流域，與中原的軸心文明結合，就不是流亡到南方的中原王室與貴族所能對抗的。

南方之強，在於精緻的文化與開放的經濟，而北方之強，在於來自草原的組織力與行動力。隋朝與唐朝的開國者們，都有鮮卑的血統，又經歷了幾代人的漢化，胡漢兩族血脈與文化的相融，造就了北方在軍事實力、政治組織力都形成了遠遠高於南方的強勢。

清代畫家蘇六朋《東山報捷圖》局部

南方雖然在文化上有優勢，但在氣質上較之北方，畢竟弱了一層。東晉有風流的名士與美妙的玄學，南宋有繁華的江南與儒雅的士大夫，從西晉到南朝再至南宋，來自中原的儒家禮樂傳統與南方的道家浪漫主義結合，產生的只是柔弱的南方文化與偏安的小朝廷心態。而中國政治的重心一直在北方。北方有來自草原的尚武傳統，再加上與源遠流長的中原文化結合，亦文亦武，是古典帝國必須具備的雙重氣質。

一個龐大的帝國之維持，建立在文明與實力兩個基點之上，中原的農耕民族有文明，邊疆的草原民族有實力。五胡亂華之後的北方，草原的原始蠻氣與中原的政教傳統融合，呈現的是漢化了的胡文化與胡化了的漢文化，既有文明，也有實力，從隋唐到蒙元、大清，都表現出雄心勃勃的帝國野心和擴張慾望，與滿足於偏安、格局逼仄的南方小朝廷恰成對比。

《韓熙載夜宴圖》局部

在中國歷史當中，帝國的氣象皆是來自北方，霸氣的游牧文明一旦與精細的農耕文明嫁接，那是南方純粹的農耕文明所無法抗衡的。

在這一方面，北宋與明朝是一個鮮明的對比。宋朝雖為北人建立，但宋太祖立國之初，為提防藩鎮割據，立下規矩，尚文輕武，以儒家的文官壓抑蠻氣的武夫。雖然宋國為一北方政權，但其精神氣質卻是南方的。唐宋轉向的精神要旨，乃是轉向內在。唐代那種來自北方的飛揚氣魄日益萎靡，因受到南方佛教的影響，宋朝轉向精神化與內在化，於是抵擋不住遼金的鐵蹄，最後被逐出北方。

再來看明朝政權。明太祖朱元璋定都於南京。其兒子永樂帝在靖康之役奪得皇位之後，遷都北京，象徵其繼承的是蒙元的尚武傳統，而非兩宋的尚文遺風。他命鄭和率領萬人船隊七下西洋，展示的是北方帝國的稱霸雄風。只是永樂帝之後，大明王朝日益內斂化，北鑄長城，南設海禁，重新表露出其南方政權的底色，只是一個封閉性的大陸王朝。

然而，時勢比人強，放眼世界，一個全新的海洋文明大時代已經在敲門了。

宋代遠洋航船已能橫渡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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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之後：南方注入了海洋文明的活力

南方的活力，不在於農耕文明的純粹，而是海洋文明的誕生。在南北關係逆轉上，明代是一個轉折點。這一轉折點，與全球的海洋文明時代的來臨有關。

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同時，西方人也出現在亞洲。1493年，葡萄牙進入印度，1513年，葡萄牙的船隻駛入了廣州港。16世紀末，利瑪竇來到中國，以自鳴鐘打開了宮廷大門，17世紀初，荷蘭人進入台灣和東南亞。南方沿海，成為海洋文明的突破口。

從全球史的角度看，1500年之前是阿拉伯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天下，在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區中亞（內陸亞洲），各路游牧民族控制了東西交通的命脈，也掌控了世界歷史的導航權。游牧民族所建立的，與中原王朝一樣，都是大陸帝國，從遼金政權到蒙元帝國，他們可以輕易征服農耕區，卻從來無法越過大海。忽必烈兩次東征日本，都被可怕的海上神風擊敗，鎩羽而歸。

中原王朝亦是如此。15世紀的鄭和下西洋，只是永樂帝個人意志的偶然之舉，他一方面實行海禁，扼殺民間貿易，另一方面弘揚國威，拓展朝貢貿易。這種勞民傷財的帝國擴張，自然無法持久。當永樂帝將首都從南京遷往北京，遠離南方，貼近草原，就註定了其回歸大陸帝國的命運。永樂之後，其後代日益封閉，將海權拱手讓給前來叩門的西洋人。

中原的每一次歷史性變化，都與外來文明的衝擊有關。16世紀之前，對中原農耕文明構成挑戰的，是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16世紀之後，對中國形成衝擊的，逐漸變成海上來的西洋民族了。蒙古帝國的滅亡，是全球史上千禧年式的大事件，它標誌著陸權帝國時代開始終結，一個全新的海權帝國時代即將降臨。

這樣的大變化，體現在中國歷史當中，就是「元明轉向」：當明朝統治者回歸北方的時候，在南方的民間，海洋文明露出了曙光，歷史重心開始從北方轉移到南方。

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在南中國海，已經出現了一個由民間自由貿易為主體的南海世界共同體，這一海洋貿易網路，以白銀為媒介，將東亞與歐洲通過海路連接在一起。由此在中國的南方，出現了一個海洋中國。廣東、福建和南洋，對於閩人和粵人來說，並沒有今天所謂的國內、國外的概念，圍繞著南中國海，構成了一個可以自由來往、出入和交易的生活世界，華人的地方宗族關係網路，也從廣東、福建，延伸到東南亞，形成了一個跨國家的文化共同體。

加拿大著名中國研究學者卜正民指出：「13世紀末到14世紀，發端於元朝的大陸型世界經濟體，橫跨草原，向西拓展至波斯和歐洲。16-17世紀，一個以南海為中心的海上世界貿易經濟體將明朝與進出印度洋和橫跨太平洋的各貿易體系連接在一起。這兩個不同的世界以不同的方式將中國納入其中」。元朝的大陸型世界經濟共同體，以北方為軸心；而明朝的海洋型世界經濟共同體，則是以南方為中心。明代以後南方海洋文明的崛起，預示著農耕-游牧文明為中軸的傳統中國，將轉型為以農耕-海洋文明為核心的近代中國了。

南方的沿海地帶，特別是甌閩粵，無論與黃河中下游的北方，還是與長江中下游的兩湖、江南，都有顯著的差異。這些在海邊長大、靠海吃飯的漁民們，不像中原那樣恐懼海洋，也不似自耕農那般保守、封閉。在他們身上，中原小農經濟的文化積澱不深，反而具有海洋民族的那種敢於冒險、向外開拓、精明算計的商業精神。海洋是自由的象徵，陸地是集權的淵藪。中原王朝所建立的，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自上而下的普遍王權結構。但在天高皇帝遠的甌閩粵，南方的海洋族群（溫州人、閩南人、潮汕人、客家人、廣府人等），有非常豐富的、自下而上的民間宗族網路。憑藉這些擴張性的宗族網路，他們漂洋過海，移民海外，在整個南洋地區、後來延伸到北美，建立了一個全球性的華人商業貿易共同體。在當地，他們很快融入了西方人建立的以法權為中心的海洋秩序，成為殖民統治者的經濟代理人。

不過，中國南方的商人與西歐的商人畢竟生活在兩個迥然不同的社會結構。西歐的海洋民族以契約和權利為核心，發展出一個自發的擴展性的市場秩序，而中國南方的海洋族群，則是在千百年的中原大一統王權-官僚秩序下生長，血脈裡面一種殘留著農耕民族對權力天生的依附性，他們商業上大膽，政治上卻極為孱弱。在權力面前，不是積極捍衛自己的權利，而是熱衷於尋租，獲得獨家的專賣權，以當一個紅頂商人為榮。

在南洋謀生的華僑商人，也具有南方沿海農耕--海洋族群的類似特點，將西洋統治者視為另一個皇帝，以獲得殖民主子的經濟特許權為最高目標。正如哈佛大學著名中國研究學者孔飛力在《他者中的華人》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無論商人多麼富有，也難以在仕途上有所作為，商人只能屈居於君主與士大夫之下。當華商身居海外時，讓他們往往也不會與當代統治者爭奪政治權力。反之，如同在祖籍地中國一樣，他們向當地統治者俯首稱臣，以換取某種信任，更希望能夠得到某種優惠，如得到行使包稅權的特別權益。」

由此可以理解，儘管明代以後南方的海洋經濟開始崛起，但南方的海洋族群因為其根深蒂固的農耕性，只是一群缺乏政治意識的經濟動物，因此，南方經濟的繁榮、海洋商業的蓬勃，並沒有因此轉化為自主性的政治要求。強大的南方經濟，依然鬥不過北方的政治權力，南方的農耕-海洋文明，在北方的農耕-游牧文明面前，始終是經濟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

明末清初，鄭成功的南方海上帝國一度北伐攻陷南京，只是一次偶然的例外，即使如此，也是以南方對北方的屈服而告終。

總監製：吳亮

監製：夏宇

責任編輯：戴麗麗 李逸博

編務：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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