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國史以起民智
吾民族自立東方之巔已數千載歲月，唯至六代之前百年有於而傷敗隕落，衰落於西方器物文明之後，自恥於被倭寇無道攻伐之國殤。自1894年被日本倭人狠狠敲打至中日戰爭之殘酷落幕，從所謂近代化之開端鴉片戰爭始至「物競天擇」觀隨西學傳入民國後，因一系列挫折而人為掀起的「文化反思」則被當世「知識精英」所吹捧至極點。自我否定，自我抨擊，自我漠視成為了當時的主流觀念。難道近百年中華歷史之悲皆吾民族文化文明之過嗎？
今我所提「正史觀」，意義原因便始於上問。自我認知，中西文化思想之差異不在於優劣，不在於強弱，也不在於尊卑高低，而差別之實質故為時間長短矣，在於不同的社會生活方式，源於地中海周圍的商業生活與中華農業生活各適應其人，對其事，安於文明來之。
「人文主義」之思潮，在東方在中國，最早即出現於周武王討伐商紂之戰爭，去占卜而立人和。天神之意指導萬民萬物的時代開始鬆懈瓦解。自周公創「周禮」，華夏民族開始進入禮義時代，致使禮蠻之別始於文化內涵，華夷之分自周朝起，未有變，不可逆，非故做，而內省立之、建之、傳譯之。
回上文，禮樂自周天子出，萬民效仿學習之，天人感應而人文初現。若以史為鑒，《詩經》有言論，可窺探人文主義初心。而春秋戰國之大崩亂開啟了華夏精英最深刻的精神思考，人從天時中解放，天變莫測而成自然之規，皆為人文自然學之開端，漢唐七百年盛況發展，中國哲學與思想文化雖不斷僵硬，但人文主義浪潮卻有增無減，經歷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和五代之分崩離析，中原之亂痛徹心扉，這也刺激了絕世精英們對現實世界的深入思考，反思與改變已成勢事。兩宋時期，理學之興起、重民生，重世俗，重四階層的互通互融的態度與政策導向以及文化中自然之學的逐漸興盛，更多凸顯於朝廷在科舉中對理工科的重視，則明顯反應出人文主義、自然之學的徹底的不被壓制的啟示，比起中國的人文主義精神的發覺，西方世界卻落後數百年有餘，若非歷史偶然突發，即蠻荒蒙元突入中華大地，人文自然學之精神必然起於中國文化之中。
蒙元窮兵，蠻橫霸世，霍亂亞歐，自西方人所稱「上帝之鞭」橫掃歐洲、公元1279年崖山海戰後南宋王朝的滅亡，亞歐大陸文明被活生生的拉低了整整一個代次，中西文化原有落差被大幅度抹平，自南宋滅亡開始直到民國新文化運動之時，中西方文化的先後落差一直被人為「均衡化」，而這一「文化均衡化」的現象表面上看是被我們稱其為「西學東漸」，而中華優秀文化被內外勢力破壞與否定才是「西學東漸」的實質動力所在。
蒙元滅南宋，從此中華文化有史以來有了第一次「大斷層」。明朝經歷二百餘年的復興之路但仍舊毀在了內外困境之中了。公元1644年滿清入關，中華文化又一次發生「斷裂」。由於關外滿清政權不通中華文化，錯將明代詬病帶入後世，中華文化之傳譯性受到了滿漢政策的阻礙與限制無法再度引導民心。致使民心鬆散、文化衰頹。直到工業化浪潮到達亞洲後，國民文化思想在中西方現實的國力與器物文明的不對稱對比中被摒棄拋棄，甚至遭到一些所謂文化精英的污衊與詆毀，而陷入絕境之中。
中華優秀文化至明代仍就生機盎然，王陽明等心學大師繼續塑造著這個民族與民族文化本身，甚至心學理論傳入日本，已然在思想上拖起了日本的明治維新，然中華文化自清朝起已經被阻擋在了外族入侵的歷史運動中了。直到民國論中西方文化優劣的新文化運動之時。西學之盛，中學之弊的結論事實並不存在，因為中華文化早在明朝滅亡便停止了對民族對社會生活的指導，在晚清不曾指導過，又何來不如西學的結論呢。然民國的所謂文化精英們偷換概念、亂用理論，張冠李戴，錯拿西方反封建之思想抨擊中國文化的指導價值，他們卻不知。中西方封建差別萬丈，差之千里啊！自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清朝治世與對外問題上的失敗皆被「冠以中國文化的失敗」，滿清的問題與失誤被一味推己及人，「以滿及漢」，這才是最大的問題所在，這才是近代中國所謂的反思之路上所存在的最嚴重的錯誤。當代為了彌合國內敏感分歧，又把歷史問題與當代民族和解問題合二為一，混為一談，近代中國一部分偽君子對自身文化文明成果的極端否定與污衊以及1949為界限的國家社會意識問題（不是單純意義上的社會性質問題）的過分糾結，中國國史教育「以今論古」，以西學東漸為主導性綱領開展「著史運動」。此為「國史的癥結與未來急待改變的問題」。但對中國文化的自我否定與貶低自我，弘揚西學的思想源起於民國「崇洋之風」，民國歷史仍待重塑，包括胡適、李大釗與魯迅在內的一批當年的文化精英所吹捧的思想應該得到徹底的清算。當今中國，在文化上我們仍是一個矮子，文化的復興與發展需要正確的國家教育去引導，而國史教育是其中的重要環節之一，國史教育的修正又需要「古今異義」的套路去調整與定義。
（白城師範學院政法學院2015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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